作者：彭小明
中国政坛即将接纳一代知青中的政治人物成为主要领导人，于是“知青”道路的文学作品又应运而生，尤其是所谓的青春无悔之类的喧嚣又再度红热起来。可是知青道路的“青春无悔说”立刻遭到了迎头痛击，至少在网络世界变得难以藏身。
这里介绍一下黄宗英的情况。她是1949年前的老影星之一，后来改行写报告文学，晚年以黄昏恋（对象是卧底文人冯亦代）出名。老知青痛恨上海女作家黄宗英！她是万恶的上山下乡政策的吹鼓手，并籍此浪得名作家之名。德国人民不仅清算纳粹希特勒、戈倍尔和东德昂纳克、克伦茨的罪行，也要追究具体作恶的刽子手和吹鼓手。德国小说《朗读者》告诉人们，希特勒建立了奴役人民的暴政，女狱卒汉娜则是押解和驱遣犹太妇女儿童走向焚毁的凶手。毛泽东发动了驱遣青年下乡的运动，黄宗英也是强迫下乡的帮凶。
知青下乡是现代中国人绕不开的悲情话题。两千万男女青年在无外敌入侵的和平时期从城市到乡村，从沿海到边疆的大规模强制迁徙，牵动了中国主要大中城市的每一个家庭和单位。造成了亿万人民财产、生命、亲情、婚恋、教育、就业一系列的严重困难，影响了中国社会几代人的命运和精神面貌。这一场重大的变乱，牵涉其间的几代知青及其后裔不能不认真地追问千百个为什么。知青下乡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抗战时期（《青年运动的方向》）开始到文革鼎盛时期，乃至（1968年12·21指示）全面强制施行，皆是毛泽东封建小农思想最典型的集中表现，其实在马列主义里也根本找不到根据。毛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本身就是一个理论上的笑话。按列宁的经典说法，（《怎么办》）工人阶级中并不能自发产生先进思想，而需要从外部灌输先进的革命思想，更何况农民群体？照此逻辑，中国的知青和农民其实都是应该接受思想灌输的对象，知青们年齿尚幼，文化水平也偏低，除了极少数老三届高中生外，因文革时期的政治干扰都只有高小或初中水平；农民由于经济地位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更加缺乏对青年进行革命教育的能力。毛泽东在中国亟待普及教育的时期却摧毁教育，把青年赶往农村。恰恰是错误的思想导致的错误决策，让几代青少年作出了无谓的牺牲。
文革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副总理李先念不得不承认：知青下乡造成了知青、家长、农民、国家“四大不满意”。从整体下乡的结果来看，所有的知青农场全部亏损不赚，云南知青农场所有的橡胶树，百分之百死亡。插队青年对集体经济只是负担鲜少贡献。由于知青本身文化上的欠缺，对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作用微乎其微，跟国家、家庭和个人的损失相比，绝对不成比例。秦始皇筑长城，人民备受流离颠沛，好歹还留下了一座着名的古老建筑；上山下乡让数亿个家庭饱受折腾，基本毫无建树，绝大部分回城知青成了就业、成婚、下岗的老大难。极少数幸运者考上了大学，在文史哲领域崭露头角，国家依然遭遇了历史罕见的现代科学和现代教育的严重断层。知青下乡从根本上违背了经济发展必须的城市化、工业化的基本方向，是逆世界潮流的彻底反动的经济战略。
黄宗英靠“知青文学”发迹而成为作家。每一个下乡知青都记得，除了极少数干部子弟为主的团队以外，所谓的 “自愿”下乡都是虚假的说法。实际上绝大部分都是对农村情况完全无知而懵懂出行，而小部分不肯下乡的则是一律采取了轰、赶、压的办法，强行逼迫下乡的。如果不肯就范，便不断敲锣打鼓骚扰不停；你家有党员，立刻到单位施压；抵触下乡的家庭，宣传队列队敲门诵读主席语录，昼夜疲劳轰炸，直到全家招架不住，到街道办事处“自愿”报名为止。这些都是文革下乡高潮时的做法，在文革前夕不少家庭还能提出一些借口，比如咱家子女身体弱，咱家子女成绩很好（能考大学）之类的说法，希望躲避下乡的出路。当时就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典型人物，北京市女高中毕业生侯隽，主动放弃高考，到（当时的河北省）天津市宝坻县窦家桥插队务农。
1963年7月23日黄宗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特别的姑娘》，介绍了高中毕业生侯隽放弃高考下乡的宣传典型。在这之前，黄宗英已经发表了介绍邢燕子（回乡女青年）的文章《小丫扛大旗》。黄宗英的报告从舆论上堵死了知识青年躲避下乡的所有路口。此时三年特大饥荒刚刚过去。虽然党政宣传严密掩盖灾情和三千七百万人（主要是农村人口）饿死的情况，但是知识阶层和各级干部（通过彭德怀的发难和申诉及其悲剧命运）对于当时农村的困苦并非全然不知，（与农村联系较少家庭的青少年了解不多）。人们知道农村户口就意味着没有工资，没有商品粮，所以党政宣传鼓动下乡的号召在城市人民当中反应寥寥。
所有介绍黄宗英作品的文章都津津乐道地记叙说《特别的姑娘》等知青文章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发表的。这种说法恰好证明了黄宗英的文学作品根本不是代表了当时人民的生活疾苦，而是迎合了党政领导的政治需要。说得更加透底一点，撰写这类文章也是黄宗英本人的一种需要。批武训传和反右等运动之后，她已经领教了毛对鲁迅和其他知识分子的态度。1962年短暂的宽松刚刚过去，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又开始让中国文化界感到黑云翻滚，气抑胸闷。林家铺子、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不夜城、谢瑶环等电影戏剧遭受批判，文化界人人自危，黄宗英赵丹夫妇决非没有感觉。所不同者，他们不是困坐愁城、徘徊迷惘，而是主动去迎合党政宣传的势头。赵丹参与了拍摄知青改造思想的电影《青山恋》。把苦涩写成甘愿。结果也未讨得领导的欢心。直到文革后他临终彻悟，发表了“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十字真言。而那时的黄宗英却接过了周恩来的暗示，抓住下乡插队青年的题材，为自己找到了成名之路。
记得1964年，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实验小剧场笔者听过黄宗英的报告，内容就是《特别的姑娘》。偌大的座池连三分之一都没有坐满（发出的票子没多少人来听）。黄宗英竟是由市委宣传部的官员陪同上台的。她的文学化口吻，场下很少回响。几乎与此同时，主演《林家铺子》和《早春二月》的艺术家孙道临却被指令到吴泾化工厂工地参加体力劳动，厂党委宣传干部对我们这些也在该厂劳动的中学生们提到孙道临时，轻蔑地直呼“这种人，哼，资产阶级。没什么了不起！”那种敢于把市民们崇拜的电影明星一口骂倒的得意之色溢于言表。两者相对照，印象殊深。同是从旧上海文艺界出身的左翼文艺工作者，待遇截然不同，实因黄宗英能机灵迎合党的需要而已。党的号召已经发出，难道不够吗？不够。需要加强社会舆论，说出党政文件不便说出的内容。《特别的姑娘》就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比如针对许多家庭关于子女体弱，成绩优异这类的想法，党政文件就不好正面批驳，树立一个侯隽这类的典型，侯隽“因品学兼优获得北京市教育局的奖状”；侯隽的“身子又单薄”（《特别的姑娘》第5页和第7页），就可以堵住知青家长们的怨言。
黄宗英决不会不知道，当数以万计的女青年为了一张入学通知、一个招工指标、一个回城名额而不得不“自愿”向那些社队干部、农场领导屈从逼婚或奉献贞操的时候，这看不见的压力中也有一份是来自她的报告文学！有人说知青下乡的文艺作品，汗牛充栋，黄宗英只是其中之一罢了。不，绝大多数的知青下乡作品都是领导安排，作为任务下达的创作命令。历次运动文艺界人士都少不了这类尴尬。但是黄宗英的知青作品是她自己找上门去写的，首开风气之先。《特别的姑娘》开宗明义就说她“按计划日程本该离开宝坻县了”，她是“计划外”采写了这篇文字。她也知道鼓吹知青下乡的文学作品假话连篇，遭人唾骂。黄宗英的思想左得出奇。《特别的姑娘》中的小机灵只是离开窦家桥嫁到邻县当了一名小学代课老师，文章就把小机灵说成是落后青年。黄宗英连这样可怜的小姑娘也不肯放过，实在是太狠心了。除了1996年在《雁南飞·黄宗英传》中她向“小机灵”表示道歉以外（第109页），对于文章总体伤害过的全国知青没有表示过任何道歉。不仅没有道歉，而且时时处处还洋洋得意，反以为荣。
2001年她对文艺报记者说：“我很喜欢《文艺报》，是《文艺报》把我捧红的。那时候我写的报告文学，是《文艺报》发了评论文章，我就一下子红了”。但是翻遍文革以后出版的黄宗英作品选，却没有一本选入了《特别的姑娘》和《小丫扛大旗》这两篇“成名作”。为什么？因为这种文字仅是党政需要的应时鲜果；尘埃落定的今天，早已枯朽腐臭见不得人。《特别的姑娘》和其他歌颂上山下乡的文艺作品《朝阳沟》、《年青的一代》和《边疆新苗》等作品一样，不仅严重脱离现实，向壁虚构，而且在它们被创作、被宣传的时候，恰恰正是大量知青和家庭因分离、贫困而痛苦甚至千方百计躲避逃亡的时候。
黄宗英的报告文学自成系列，刻意形成一组表现中国女性知识群体的作品链。从邢燕子、候隽开始，到秦官属、徐凤翔„„。其实黄宗英的投注是选择性的。出国前笔者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担任过编辑，理论上可以说是黄宗英的同事。但是她从来不来上班，只有领工资或有其他大事才会偶尔露面。有一次她来到单位，讲了一个她经历的真实故事。八十年代中期，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社会上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消息频频传来。黄宗英经常出入西藏和新疆。有一次她路过青海格尔木地区。不料有人走漏了上海女作家来访格尔木的风声。当她到达格尔木市招待所的时候，外面忽然聚集了一大批群众，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强烈要求会见来自上海的女作家！来人越聚越多，估摸竟有好几百人。他们手中拿着文字材料，口中念念有词，我们要见上海作家！上海女作家，帮帮我们的忙吧，帮我们为亲人平个反！„„格尔木是青海省第二大城市。青海是全国着名的劳改大省。历次运动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坏分子者，判刑后多半押往这些省份，上海民间俗称“新西兰”，实指新疆、西宁和兰州，泛指大西北劳改农场。这些可怜的人们都是五六十年代被押往青海的劳改人员家属子女。其中到底有多少冤假错案，无人知晓。黄宗英面对这样的场景惊惧万分，她根本不愿意跟这些妇女接触对话（其中就没有一些知识妇女？），终于在市委接待人员的协助下侥幸脱身，虚惊一场。或许人们叹息，黄宗英错失了一次可以获得天津作家杨显惠撰写《夹边沟纪事》那样的机会。黄宗英是没有那样的胆识和眼光的。文学批评不宜揣度和臆测作者的主观意图。
从效果来看，黄宗英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在现行体制下获得权力照顾和支持的对象，而绝不是无权无势或备受争议的冤魂。有人说，黄宗英晚年已经大彻大悟，不必对她紧追不舍。她的子女（周旋的儿子也应是她的养子）经历了文革和下乡的炼狱。她彻悟到什么程度，知青们怎么知道？她的悲愁并不足以抵消作品造成的灾难。就像刘少奇王光美受到了文革最残酷的蹂躏，但是历史仍不会忘记他们夫妇四清中的桃园经验、文革初的资反路线造成的恐怖和虐待。
黄宗英的传记《雁南飞》第125页描写女儿赵橘要去黑龙江插队的情景充满悲情。文中还提到周民去江西和周伟去内蒙插队。此时此刻黄宗英竟没有一句《特别的姑娘》里理想主义的口号，“去农村把苦吃个干净”（第六页）。黄宗英为什么不鼓励他们去当《特别的姑娘》中所歌颂的“攥书本扛锄头的乌脚梗”（新农民）（第四页）？为什么不像对侯隽那样鼓励他们说：“党支持你们”！（侯隽凤凰网访谈）为什么不督促自己的女儿争当新的侯隽邢燕子？
黄宗英的文学成就可以简单的概括，就是“小机灵”文学。黄宗英笔下的小机灵只是一位可怜的小知青，其实黄宗英才是中国文坛的“小机灵”。她能机灵地发现党政宣传即将注重那些人物和事态，于是浓墨重彩地去加以描绘。同时机灵地回避某些敏感主题，党政领导不愿意涉及的主题。她一生中最值得褒奖的恐怕只有一件事，那就是2007年证实了反右时期罗稷南与毛泽东关于“鲁迅如果活到反右时将如何”的那一次惊心动魄的对话。但是考虑到党政领导不会喜欢这类话题，在完全由她自己主导撰写的传记中竟然只字未提这一轶闻。看黄宗英的一生，她在影坛仅仅创造了一个略见真情的悲情女（梅表姐），在文坛她却充当了一个机灵应对政治需要的女“演员”。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界具有突出的代表性意义。
现代贞节牌坊
上山下乡运动塑造了一系列宣传名人邢燕子、候隽、董加耕、张韧、赵耘、鱼珊玲、朱克家、张铁生、白启娴、柴春泽等。青年总是单纯青涩、怀抱理想的。党政宣传把他们推上下乡模范的高端以后，他们就变成了政治符号，逐渐身不由己。他们成了上山下乡运动的现代贞节牌坊。
贞节牌坊本来是宋明以来朝廷为了推行封建礼教、旌表民间贞女节妇的牌坊型石砌建筑，随着时光的流逝，那些接受旌表的烈妇贞女本身也变成了“存天理灭人欲”吃人礼教的精神贞节“牌坊”。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人也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现代版贞节牌坊。古代贞女节妇并不是好做的。未成年丈夫去世，将终身与木偶相伴；成年寡妇则不得再醮。牌坊是历代妇女的血泪筑成的。人类学家潘光旦教授翻译的《性心理学》中添加了译者精心摘编的注释。第274页的长注中介绍了清《谐铎》中关于某节妇的身世及其临终告白。她17岁出嫁半年守寡，产下遗腹子。80岁临终时儿孙绕床。她竟劝说子孙媳妇，如果寡居，可守则守，难耐则可再醮。并自陈青年时代守寡，冷壁孤灯，晨风夜雨，凄凉难耐。甚至遇有英俊表亲来访，几乎心动欲奔。因此临终实言相告。
然而现代贞节牌坊更不好做。封建节烈，只要心如古井面如死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默默忍受与性生活、性爱相联系的灵肉压抑便可以功德圆满。而现代贞节牌坊则更加复杂，不仅婚姻爱情受限，而且升学、求职、举手投足全都身不由己，还要经受政治风浪的颠簸和惊骇。邢燕子的婚姻完全是由党组织指定的。邢燕子说“我不后悔”。虽不后悔，难道就没有遗憾吗？更有那一位突破“传统观念，跟农民结婚的大学毕业生”白启娴，完全没有任何爱情基础而勉强成婚。原要离婚，却阴差阳错被捧为新风俗典型。可怜一个爱说爱笑能歌善舞的开朗女孩竟被意识形态的宣传断送了青春，到死也没有挣脱悲剧厄运。由于文革权力斗争的动荡反复，这些人都经历了大红大紫和检讨挨斗的曲折坎坷。侯隽曾经跟文革的钦定黑帮周扬、四人帮的主犯江青都有过公开接触，经历文革的人都知道，这些经历都会给侯隽带来强劲的政治冲击和沉重的批斗压力。朱克家被开除党籍，下矿井挖煤。张铁生判刑劳改15年。
下乡青年失去了粮油定量，即使全劳力全勤也很难养活自己，必须靠家庭贴补。只要插队几个月或一年，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有黄宗英笔下小机灵的想法，想找一个有国家工资（至少补贴）的活计，于是招工、招生和招兵的名额就成为争夺的目标。每个家庭都开始动用自己的裙带关系，托人情，走后门的恶劣歪风正是从下乡运动之后开始跨省市大规模地盛行起来的。《特别的姑娘》连这样可怜的小人物和常人心态都要嘲讽和打击，后来这种脱离人民的文章落到知青痛恨的下场是必然无疑的。
根据凤凰网与知青典型的访谈（200903），我们知道当年侯隽竟不得不唱歌以忘记饥饿的难耐。其他的知青还可以逃回父母亲友的身边，她作为典型是不能逃避的。邢燕子婚后也因饥饿奶水不足，婴儿啼哭。侯隽匀出自己的口粮去接济。也正是这些模范典型先进人物，在毛泽东的生日宴会上，近在咫尺也不向主席质询为什么农民连饭也吃不饱，为什么主席的女儿不下乡插队？在他们担任委员、常委、主任的人代会、党代会、团代会上为什么不向大会质疑农民连饭也吃不饱？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人民拥戴的代表，而是党政宣传构筑的肉身贞节牌坊。
所有下乡知青的典型都是吃过“苦中苦”的人物，只要政治需要方面不栽倒，就可以做党政需要的“人上人”：代表、常委、主任等等。他们吃苦之余又被羞辱的经历更令人同情。但是他们几乎都缺乏翻身跃起愤怒反叛上山下乡运动的勇气，却接受了宿命的观念：服从了党的需要，自认是时代的产物，„„但是他们不仅是时代的牺牲品，也是他们主动地充当了错误政策强有力的工具。正是在他们这些现代贞节牌坊的阴影下，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失去了选择生活道路的自由，学习的自由，婚恋的自由，无数女青年被逼婚、被迫奉献贞操，无数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年被歧视、被践踏。历史当然不可能倒推而重新演绎，但是他们继续用“青春无悔”来掩盖这些“存天理灭人欲”的凶残，就是对于知青一代的再伤害。这一笔青春的孽债必须从思想上彻底清算。
应该指出的是，《特别的姑娘》这类报告文学和报道所记录的并不是当时青年的真实生活。只是党政宣传的需要。侯隽近年在凤凰网上也承认，她给家里的信息只说好的（别人帮助），不说其他。当母亲知道她的困苦时哭了三天三夜。
在黄宗英发表她的成名作的时候，上海市民中已经广泛流传赴新疆上海青年的不幸和受骗（没有探亲权利，根本没有宣传中的种种生活条件），文革初期各地都发生下乡青年要求回城和生活困难的示威活动。当侯隽董家耕们发出各种豪言壮语的时候，广大知青正在经历失学的痛苦和精神的压抑，他们的青春被无知、无聊和政治迷信所荒废，荒废得毫无价值，对国家建设极少建树。
两千万知青，亿万个家庭，二十多年的苦难（1955-1980）。所谓的下乡知青典型都缺乏真诚的感召力量，全凭权力的的支撑而浮沉。古代遗存的贞节牌坊总是给后人留下在虚矫的显赫之下的卑微和阴沉的印象。下乡知青典型除了朱克家彻底醒悟不愿再跟党政宣传沾边以外，侯隽、柴春泽患有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继续不断地粉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知青下乡问题上的历史。文革是全面的浩劫。知青下乡则是发生在青年教育、人才选拔、人民就业等社会财富和权力再分配领域内的文革。下乡运动根本上就是文革的有机组成部分。1980年停止下乡就是切实具体的否定文革。侯隽、柴春泽等人反复歌颂上山下乡鼓吹青春无悔，实际上就是在颂扬文革，向人民的伤口上撒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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