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小玲
原载無心劍 20-03-04
1.
思想家李慎之先生已離開我們多年了，可每當想起中國知識界的種種離奇的現象和其困境，便會自然地回憶起這位以自由主義進行精神重構，并努力超越體制、試圖推動社會整體思想進步的探索者。今天在整理書稿時，一篇當年發在外面的悼念文章讓我再次心動，并做了些删改将它編輯重發，也算再次表達自己對已故先生的深度敬意。況且，我們又正在遭遇瘟疫，某種老舊的教訓我們沒怎麽記住。
先生走的那年正遇北京爆發令人驚慌的“非典”。雖然疫情造成了許多人的意外死亡，但最終依然沒有引起社會對某種制度文化應有的反思。實際上，中國的歷史社會，所遭遇的各種嚴峻問題遠比突然的一場災難更加使人不知所措，解決之道也更加充滿艱辛而令人疲憊不堪。尤其是，當一個人或極少數人企圖通過不同方式的努力，去糾正整個社會及其巨大的群體所偏離的意志與方向時，那種掙紮與痛苦的程度便可想而知。
2.
曾有個機會，參與了一次深入的、類似于社會學家的“田野調查”，也獲得了一場風雨同行的深刻體驗：中國農民與中國知識分子，正是這個社會在物質與精神兩個不同層面的“弱勢群體”。一個沒有掌握土地的自由，另一個缺乏表達思想的自由，這屬于兩個中國社會跨世紀的重大難題。也一直是我這個非主流的思考者揮之不去的一個沉重心結。誠然，民主的缺失所引發的局部抗争是難免的。在農村，出現了部分因失地等而自發的“維權人士”，盡管成效并不顯著，畢竟這是鄉村社會一種生存自衛的舉動，是改善底層命運的某種希望。
至于城市的知識界，對存在價值的自我認同，顯然會比鄉村農民更能展現知識分子對生存意義上的尋求，表達對個人生命尊嚴的維護。他們比起頭腦簡單、适應了長期堅忍生存的農民似乎也更加脆弱不堪。就比如，安徽小崗村的十幾個農民可以豁出性命、按下手印去争取土地承包，給在貧困與苦難的鄉親們找一條最後的活路。而知識分子呢，心中透亮着戊戌六君子的形象，起碼也在頭頂掠過竹林七賢的魏晉之風。但是，為了妥妥地摟住眼前所獲，維護既得的成果，他們更多學會的是隐忍，在察言觀色中自我消磨。
所有的社會與時代，都有極少數的一部分人顯得與眾不同。他們致力于對現實世界各種關系的思考，以人類普世價值的眼光，不斷觀察和揭示個人歷史命運與社會現實政治之間的重要關系，從而得出自己獨特的結論、形成更深層次的命題，引發人們對相關制度與文化的廣泛關注。就中國而言，慎之先生，便是其中令人尊敬的代表性人物。數次對他直接與間接的接觸了解實在獲益巨大，讓我對體制内外的所謂“知識分子”多出一份區分，也獲得了某種必要的覺悟意識。
在我的心目中，先生身上所體現出的學識與品格、思想與實踐的鮮明同一性，也可以提煉出如何判别現實中真偽知識分子的一項指标。他為我提供了一個重要文化原則的參照系，即一種真思考、真覺悟、真行動，不論在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空間，其存在的思想都具有不可否定的進步性。深陷體制内矛盾掙脫了幾十年的先生，在晚年的意識梳理中發現幾乎走到了絕境。但是，他最終還是以自由主義給自己做了歷史性地澄清，盡管一生都沒有疏離與馬克思主義的復雜關聯。
3.
先生離世不久，就讀到《紀念李慎之》文集。這是一次非主流的社會價值觀念的集合體，代表的是自由主義的方向。人們從不同角度對先生的思想與行為做出簡潔、深刻的回憶、評價與發揮。從中看出，這些知識人的思考在同先生吻合的同時，也表露了與體制思維的巨大差異。在這些人當中有先生的知遇者和同仁，有愛戴或尊敬他的學術與人品的思想者。所有悼念的心聲都是讓人感動的。其中就有于光遠、杜潤生、茅于轼、徐友漁、朱學勤、秦晖等人。
一本書，就如一把黑夜中照明的火炬。社會不正常，一些不得不習慣在枷鎖中思考的人們，忽然能以集體的力量掙脫開來，在體制之外把一個特立獨行的思想家的觀念與其人生的精華一并鮮明展示，讓一種靈魂的光芒格外閃現，是對非凡的生命一次表達榮耀的禮贊，也是當下知識界的難能可貴的一場壯舉。盡管還能感覺到其中不能暢達的思想缺憾，但透過紀念，已彰顯了先生思想的影響，哪怕尚未超出知識界，也未能促進上層建築發生積極的變革。
作為一個具有深刻哲學洞見的知識分子,先生不斷要反思這個國家的政治與文化制度的過去與現在。對現實制度與文化的參與和探索,在贊揚“馬克思主義”科學成分、認同執政黨最初理想的同時，也大力鼓吹自由主義，宣揚完整的民主憲政與市場經濟的重要性、批判政治與文化上的專制主義——這對從延安“出爐”的他又談何容易？也許，先生只能讓自己先成為一個人道主義者，來觀察一個國家的政治文明生态，才能擺脫歷史思維的糾結？
4.
先生生前為知名學者，鄧小平的國際問題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原副院長。但并不因其思想深刻、學術公正、社會威望而得以分享一個“現代公民”的基本權利——言論與出版的憲法自由。除極少數知識分子外，想必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并不了解他。這似乎也不算什麽奇怪。翻閱一下現當代史，人們很難看到活着的和死去的思想家有多少占據主流的尊貴地位。我們的民族，幾乎更擅長對權力意志的領悟和焠鍛，而不太善于繼承或催生某種真正偉大的思想。
即便是清末，那位以大翻譯大思想欲以現代文明改變沉疴中國的大學者、中國的自由主義鼻祖嚴復先生，包括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胡适先生，也都沒有獲得多少應有的社會尊榮，而只成為少數歷史研究者熱議的對象。或許有個大例外，這就是魯迅。作為思想家，他能夠實現一個人的跨時代“吃香”，并成為政治需要的文化符號，也是一種歷史的陰差陽錯。然而，再牛的魯迅，是不可以再做一個活人進入他未知的世界。
想當初，政府的确也寬宏大量，思想家可以繼續借助文學，對中國人人性的醜陋、文化的龌龊加以冷嘲熱諷或大放厥詞，甚至批判與攻擊堂堂的總理大臣也安然無恙！這份珍貴，對于歷史自然十分稀罕。至于到了所謂新社會，死去的魯迅則是一種被擰巴地出爐。作為中共以往的事業同情與支持者，思想家成了“工具理性”，拿來印證現實所以進步的重要文化注腳。立場決定了他的“民族脊梁”的象征存在，以過去式的形态繼續“得天獨厚”下來。
現在的魯迅只屬于文學家活在中國的民間。人們也看到文學或電影中阿Q的傻，而非阿Q的悲。魯迅曾經的思想不過是一塊“半殖民地”裏的愛國硬骨頭，也有豐富的民族主義血肉。當然，對于復雜的魯迅，人們可以見仁見智，各種批評的說法也不乏其人。但我卻記住了他在否定傳統以外的一種特别的肯定：自古以來，我們就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是民族的脊梁。而魯迅自身毫無疑問是其中一根粗壯的脊梁。
5.
而李慎之先生，當然也是一根當代社會的民族脊梁。作為知識界、也是體制内少有的歷史文化與現實政治的反思精英，先生的思想存在對社會進步的真正意味，卻并非活動在文化層面上的人們都能體會。這不是說先生神秘難以靠近和解讀，當然不是。要真正理解也非難事，那就是将公民的社會權利與歷史的發展進程連在一起，将深刻的人道主義精神與人類最基本的生存現實連在一起，将他李慎之和我們時代的生活、人的價值與尊嚴連在一起。
就是說，要了解一個真實的思想家，這需要完成一種思想同現實的鏈接。而真正能完成這種鏈接、并能形成借力再創造的，大概屬于那些具備完整的現代常識的知識分子。依靠理性與邏輯的力量，就不可能不理解這個開放與探索時代所需要的李慎之。人們不時要議論：當代中國有無思想家，或者說有無一個真正的思想界？這問題聽起來似乎讓人感到有所驚駭聽聞或有故弄玄虛之嫌。從實而論，寥寥無幾，幾近可悲！
實際上，别說偌大的中國與悠久的文明積蓄，就是将當下那些專門拿着國家俸祿，以研究學問或教學為業的學者們集中起來，也足以站成一片森林了，何以構不成一個完整的、蔚為大觀的思想界？但事實卻是，人們從未看到一種思維自由的、擺脫了權力政治糾纏的思想界，哪怕只是一個公開而獨立的“思想沙龍”；也沒感受到任何一個思想群體的重拳連擊，不斷推動時代向前的一種自由強大的精神意志力的存在！
在我們少有思想家的大環境中，存在着一個注意力難以集中、形體顯得支離破碎、精神渙散無力的“思想界”。換句話說，就是在當今的中國社會裏，思想界的成長狀态是真正的獨木不成林！也許是這一人文社會的地理、氣候原因，或者就是我們精神上被異化的民族在主觀上并不需要一個什麽思想界。學者們的話語權還是當政者有限的施舍，而非一種憲法精神下的神聖賦予。思想、言論的寬松自由，依然還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而非現實，整個社會的聲調還依然是壓抑大量異同的一種“大和諧”——面對21世紀人類的如此之怪現象，我們的知識分子們也許不可能不顯得“牢騷滿腹”，并且還擅長“引而不發”！
6.
但是，這樣的局限令人無能為力。由于沒一個可以依賴的獨立的思想界，也沒多少可以承載不同思想的自由媒體，我們有許多富有思想創見與精神發現的個體，就只好選擇了隐晦表達或幹脆沉默。或許也深谙“槍打出頭鳥”的道理，更多知識界、文化界、學術界乃至文學藝術界的人士，寧願隐忍現實與有負歷史，也不願将自己擺放到“槍口”之上。如此的環境與相互間的示範作用，人們個個有望成為所謂“驚弓之鳥”，而非手握思想的利器，進行大膽理性地問題揭示與社會批判。
和許多仰慕先生學問與人品的人們一樣，我是通過拜讀先生那些見地深刻、凜然大義之雄文，如《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論作為思想家的陳寅恪》、《風雨蒼黃五十年》等等，才知道中國的知識界居然還存在一把不老的思想寶刀，還有如此無私無畏的博學之士。當你去細細品嘗那一篇篇用良心造就出的文章時，便能從中感受到什麽叫振聾發聩，什麽是思想真實的力量！這種特别的力量，在我以往認識的學者身上很少遇見，盡管他們之中不乏著名或标杆式的學術人物。這是一種久違了的良知震撼，每一回的遇見、每一次的翻閱，也總有深深地抓住它們營養自己的願望，正如身陷一片茫茫沙漠中的綠洲尋求者。
2000年初夏，在歷史學家、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先生介紹下，我和友人、學者唐繼無一道，在中科院宿舍拜訪了李慎之老先生。待彼此坐定後，他聽我們再做一次自我介紹和來訪的目的後，便開始談起自己對“公民教育”問題的看法。先生思路一打開便是一番天南地北，話題從眼前追溯到過去，從北京現狀到延安時期，從莫斯科到西柏坡；從1848年的法國大革命到1949的中國紅色革命，從伏爾泰們的啟蒙主義運動到梁啟超們的君主立憲理想，從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到前蘇共日丹諾夫的哲學報告；再從當代中國的新儒家和自由主義之争到德國的哈貝馬斯等西方新的哲學探索……盡管話題繁雜、涉及廣闊，但先生的思辮十分嚴謹，圍繞着“現代公民”這一主題，對我們進行了一次歷史、政治、文化上的邏輯梳理。
先生認為：中國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公民社會，其前提是必須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否則，要實現現代意義上的公民社會及民主自由就是一句空話。因此，未來還有一節很長的路要走。三十年，五十年或是更遠。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盧梭說過一句話：“只有當我成為一個社會公民的時候，知道自己才是一個真正的人。”的确，由于我們太過缺少一種如同先生所大力倡導的“現代公民教育”，對于今天的中國人而言，絕大多數欠缺或幾乎沒有“公民”的常識，恰恰習慣于“人民”這種泛政治化稱謂，而無法明确自己身份的一種憲法定位。“老百姓”才是被上下熱衷使用的、凸顯傳統等級與愚民色彩的普遍稱呼。
甚至，今天的外部世界、外國人，都并不十分了解和理解我們這個民族和社會有何種深刻的願望或危機。她并非僅僅需要物質意義上的全球化、GDP快速增長的經濟數據和意識形态領域的滿滿自信，再聽到中國人能對外國人吼上幾個“不”字，而是需要從根本上轉變傳統的文明觀念與現實文化、政治、社會的結構。簡單地說，中國更需要的是一種類似美國與日本國家與民族那樣的創造力、凝聚力與自信力。而這一切都需要得益于國家經濟在有序發展的同時，其政治制度得到變革、各種社會優質力量正常均衡地發展，包括進一步确立法治的權威、淡化過盛的政權意識，積極而全面復興現代教育與文化科學等等。
7.
先生找出一本有他參與、由經濟學家于光遠主編的《太平洋學報》送給我。說這份雜志的頁碼不多，但它刊發的文章卻都是頗有分量的！我看到上面有一篇用先生的筆名“李中”刊發的文章，是針對中國專制主義傳統進行剖析與批判的。他說已有很長時間不在國内的報刊上發東西了，許多文章也只能放到海外去登。他還說我們的意識形态領域太僵化陳舊，其實也沒有必要對不同的新思想太過敏感，“百家争鳴是好事、是幸事”，“做到全天下只剩一種聲音那是很可怕、也是很糟糕的事情！”
聽先生表述問題看法的确是種享受。他能讓你進入到一個十分舒暢的精神氣場裏，其間不斷地感受到一種罕見的思想躍動與鮮活生命。他所展開的思維羽翼，扇動的是同這個民族與人類命運密切相關的大政治與大文化，而決非某些淺嘗辄止的理論家們對現代文明所做的平庸曲解、對權力文化所施的主義意淫。實際上，中國數次的思想解放，并未形成一種自上而下的社會進步運動，缺乏足夠的“革命性”分量。許多開放的讨論，内容不涉及根本，形式也拘泥于圈子領域。
對現代歷史的回顧可以發現，中國改革缺少真正的社會性與公眾性，即便是1980年代開啟的思想啟蒙準運動最終也是半途而廢。這些問題，先生自然會有答案。第二次拜會，持續了兩個半鐘頭。而且我感覺得出來，雖然夠不成一個水平面上的對話交流，但感覺彼此始終都是愉快的。如不算打攪先生，對我這晚輩來說實在是種莫大寬慰！我之前準備的幾個問題，如中國知識分子問題、西方新馬問題、前蘇聯理論家布哈林評價問題等等，都得到了先生的一一解答和指教！那些關于自由主義要義、人類現代性的歷史解讀，關于包含犬儒主義、工具理性的現實批判，正是許許多多中國人，特别是青年知識分子和政府公務員需要深刻感受的信息。
8.
我曾帶上自己一本出版不久的新書送給先生。他接過後換了副眼鏡看目錄，又翻到扉頁看了看我給他的贈言。随後便說：“你還寫散文呀？以前我也喜歡文學藝術，後來看得少了，沒時間。不過真正寫作也不容易，不小心也會寫出問題來。我自己也是這樣又寫又說成右派的，你可要當心喲！”說罷自己便仰頭大笑。先生智慧，且風趣幽默！人們知道，他曾當過二十年的“右派”，付出了極高的人生代價！在“摘帽”平反後，他依然堅持講真話，不迷信某種思想，置疑現實權威。而且，批判比以往更加尖銳！
先生回顧說：“以前的胡風案，‘三家村’的鄧拓、吳晗他們，都是作‘錯’了文章而受罪的。對了，還有一個遼寧的張志新。不過，現在好多了，共產黨進步了。我還在努力寫文章，批評某些人的觀點和做法，雖然像我這樣的老頭說的話人家也實在不愛聽！”先生頓了頓後接着說：“我雖然說得上是個自由主義者，但也還算是很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嘛。搞學術最怕的就是不講道理，不實事求是……”先生這樣說。我自然相信，先生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曾經信仰或發生懷疑都是真實的。而他經歷了一個十分痛苦的思想過程！
在先生為《顧準文集》作的序言中讀到過這樣的評價：“《顧準文集》，它使人們在人家問起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有沒有獨立的、創造性的思想家的時候，我們可以沒有愧色地回答：‘我們有顧準’。” 而對于陳寅恪的評價，則是特别強調與闡釋了陳氏自身倡導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們也從中看出了先生對知識分子品格、氣節的審美意志。他的那句“不在刺刀下做官”，道出的是一種剛正的政治人格，實在令人振聾發聩！
圈内人都明白，為了使理論學術及知識分子走向更加正常與純粹，先生與多方發生過矛盾與沖突。當他談起學術界裏的某些人拿着雞毛當令箭、将學術引向歧途時，從他的表情可以看出思想探索被誤導的氣憤。他同時也認為，一九五六、五七年是中國知識界最好的年份，因為，那時候大家都能抱着一顆赤誠之心，對黨和人民說出自己的心裏話。如今，敢講真話的知識分子很少了，似乎文化人都已學乖巧了。
9.
慎之先生還這樣抱怨說：現在有些知識分子連一般官僚政客都不如！我可以體味到先生的憂心與痛心，因為自己也親眼目睹許多有知識的中國人在抛棄必要的社會信仰與責任，在不自覺地參與了對民族精神世界的漸進損毀！先生無疑是中國知識界“敢為天下先”的楷模。作為一個有着深刻定見的學者，他的著述并不算多，但是每一次文章的問世總是觀點鮮明、主張飽滿、态度客觀、邏輯嚴謹，所闡述的問題也總是大是大非、發人深省而啟迪深遠。
不論是對國内問題的剖析還是對國際問題的評論，讀者都能從中得到一種深刻的啟蒙教益，這也是對時下流行的立場暧昧與精神媚俗的抵制。一種知識分子的風骨良知躍然其間。先生這樣對我們說：“你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有一種使命值得去努力，那就是為促進中國民主政治的實現，去做‘現代公民’的啟蒙工作。”先生說這話時，那種神态和語氣略有沉重之感，其意味深長我是能夠體會到的。
盡管尚未談及中國的自由主義問題，但我知道先生在這方面所下的工夫。我對政治學與哲學并無什麽專門研究，可還是了解西方自由主義對整個人類社會所做出的特殊貢獻。因此也能夠理解：在中國人的民族文化、社會信仰與價值觀念嚴重缺失的今天，自由主義乃不失為一劑良方。就如同與其相生相伴的市場經濟一樣，它可以給中國人的生存提供相對可靠的過渡形态。其所具有的普世意義，已被人類社會證明是不可廢棄的歷史經驗。
以理性的态度重申或重釋自由主義的現實價值，同我們重新在哲學角度上解讀馬克思主義的當代意義是一樣的道理。我們需要綜合人類任何過去的、合理的，有益于中國社會、民眾與正常國家利益的主義與思想。而馬克思主義也好、自由主義也好，包括西方的新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所謂“現代新儒學”也好，都是可供利用的思想資源。通過對其真偽辯認、理性整合，或許就可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各種不足與局限，來盡可能為社會進步提供解決問題的科學方法。
10.
我以為，要想實現國家強盛、社會公正、人民富裕，靠回歸傳統是難以奏效的。而對于當下的中國，可資利用的新舊思想與文化資源，無論如何都算不上富足，或總被打過嚴重的折扣！傳統的儒學，已被政治的欲望打磨得只剩下權力與物欲的幽光；馬克思主義，也似乎再次成為亞洲上空的幽靈；至于自由主義，經歷了百余年中國的歷程，其思想話語已經融入我們的經濟與文化生活，并無形消解着消極的社會意識。雖然如此，大多數中國人，也包括不少文化人在内，實際上都并不了解什麽是現代自由主義的真實含義。
因為種種原因，更多時候被憂郁地困守在一個很小的專業圈或學術範圍裏，因而不能充分與社會大眾一道來分享自由的思想。其常識的重要性也只被極少數人認知到位。我們無從考證：那些知識界的沉默的大多數，是否也一樣需要一種無形的精神生命的質量指數；或需要在實踐層面上，證明自己無愧于做一個人類良知的發現者？我們需要自由主義這樣的思想，來對社會文化進行新的奠基。故此，也希望有像李慎之先生這樣有力量的學者、知識分子，來推動一種學術與理論風向的改變。
記得某日，我突然接到慎之先生的一個電話。原來他看了我書中的一篇關于評論一位歷史學家的文章。其中在闡述中國傳統文化的現實危害時，用了“封建主義”這一概念。先生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學術問題，也是歷史觀問題。準确無誤的應該是“專制主義”，這樣就不會產生理論上的混淆。他甚至追究到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中的“封建主義”，以其原本含意來說明目前學術界存在的普遍疏忽！再後來，我又接到先生一封信，那是搬家信息與新的聯絡電話。看來，先生還是記住了我這個幼稚但還算真誠的後生！
幾天後我也給先生電話，告訴他自己寫作中正遇上一個哲學史的問題需要讨教。先生回答說：“是嗎？那挺好！不過，我接下去很長一段時間将會比較忙的，我們能不能約在秋天？”這當然令我期待。我說“太好了，到時我再去看您！”但萬萬沒料到，沒能等到秋天來臨，2003年“非典”肆虐北京城。而在此4月間，李慎之先生卻也因病醫治無效，最終與世長辭。我之前曾委托書法家朋友為他準備好的一幅“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立軸，也沒能送到先生的面前，表達一種敬仰。
2005.9定稿、發表
2020.3.3删改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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