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The Abstract
贵族也是“终身服役，永世捆绑在国家体制上”，如敢违逆，严惩不贷。例如1720年法律规定，擅离职守的贵族要受到鞭打、割鼻、终身服苦役、剥夺封地和夹鞭刑等惩罚，他们的名字要悬挂在绞架上示众，举报逃匿的服役军人可以得到他的财产，而接纳逃匿的服役军人要受到连坐法的处罚，以至于一些贵族宁愿去当商人、农民或者把他们的后代过继给其他阶层的人也不愿当兵。
在俄国的这种国家体制下，受约束的不光是农奴，同时也包括可以使用农奴的主人。
贵族的门槛并不难进，可以说整个服兵役的军功贵族都不是血统贵族，但它是以自身的被束缚为条件的（这就与集权国家的官吏一样，虽然比农民优越，但仍是沙皇的奴才，而且有比农民更多的纪律约束）。
在当时的俄国，强制教育和强制服兵役是同样性质的，在“‘警察国家’学习和服役是没有区别的，学习本身就是服役”，贵族没有任何自我选择的自由，一旦违规，处罚之严厉是并不亚于追捕逃亡农奴的。
彼得一世时期贵族的服役义务达到最高峰，国家与贵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达到了顶点，贵族受军事或非军事义务约束，被限制在固定地区，他们与农奴所不同的是，不是被束缚在居住地，而是被束缚在服役地。这个时期沙皇与贵族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国家对其他等级的奴役关系，可以说整个俄国“只有一个自由人——沙皇”。所以在贵族中逃学和逃避兵役一样普遍。
本文摘自金雁教授的著作《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标题为编者所加
金雁教授的著作《雁过留声：我的青葱岁月》“是以文学手法写作的回忆散文”，“在本书当中，可以看到历史名词背后有着鲜活的人与事，通过作者的叙述，他们依然像当年那样真切，令每一个阅读者感同身受”。平凡的人物因此被记住……欲购书者，敬请点击上图
在俄国制度的架构中，各等级是一个相互围绕国家的递进关系，也就是克柳切夫斯基所说的，是一种石头彼此间支撑保证整体的“石拱桥”结构。农民是贵族的农奴，贵族是国家的农奴，服役贵族也是一种农奴。这些“军人最初是分封王公的‘自由臣仆’，最后都成为莫斯科大公们的‘奴隶’，他们同农民一样丧失了自由迁徙的权利，而且他的这种奴隶地位，——也许更甚于农奴”。在服役人员的世界中也有很多悲惨的经历。农奴制的确立是在16-17世纪，其实同时期贵族的“不自由”也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不允许逃避兵役，不允许谎报农奴人数，凡有隐瞒了农民人数的，处罚是查没家产和处以死刑。1721年，彼得下了一道严酷的指令，主动归队并上报实际农奴人数者，9月1日前为赦免的最后期限，否则杀伐并出，接下来就派出由各级军官组成的“清查组”挨户调查，结果发现隐瞒男性农奴100万，最后受罚的不是农奴而是贵族，有大量的人因此而被处罚和流放。1705年，彼得把不定期招募改为向全社会定期征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减轻贵族的义务，只是把兵役制扩大到整个社会。
人们都知道，农奴不能离开主人的份地，逃离者被抓获要归还原主人，但很少有人知道贵族也是“终身服役，永世捆绑在国家体制上”，如敢违逆，严惩不贷。例如1720年法律规定，擅离职守的贵族要受到鞭打、割鼻、终身服苦役、剥夺封地和夹鞭刑等惩罚，他们的名字要悬挂在绞架上示众，举报逃匿的服役军人可以得到他的财产，而接纳逃匿的服役军人要受到连坐法的处罚，以至于一些贵族宁愿去当商人、农民或者把他们的后代过继给其他阶层的人也不愿当兵。1711年，基辅省有53名贵族在休假后没有报到被剥夺了领地。1722年，人口调查时卡卢加省因为贵族逃匿，有11个贵族和85个农民为此受到拷打，其中1名贵族和10个农民被严刑致死，另有7名贵族和6名贵族家属被捕，其中1人因不堪忍受酷刑而自杀。在俄国，拒不应招者即被宣告“政治上死亡”，马上被逐出贵族社会，他的人身和财产不再受法律保护，任何人都可以抢掠其财物，任何人都可以将其打伤或打死而不受惩罚；如果逃往他处，任何人都可以将其扭送官府，即便扭送者为农奴，也可以得到该人半数的财产。直到18世纪末，终身贵族才被免除体罚、赋役和服兵役，但不能世袭。
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莫斯科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区别，在于它不仅奴役了最低的农民阶级，而且奴役了最高的官宦阶级。”那些在农奴之上的贵族们说，“我们是奴隶，因为我们是老爷，我们是仆人，因为我们是农奴的主人，……我们是农奴，因为我们是同他们出身一样、血液一样、语言一样的不自由的兄弟们。”如果不清楚俄国兵役带来的这一系列衍生制度的话，很难理解“农奴的主人也是农奴”这样的表达。1714年法令规定，贵族没有在近卫军中当过兵，禁止提升为军官，逃避服役者没收财产，遭受辱刑。1715年建立“告密制度”，一方面检举逃匿不上税的“分裂派教徒”，另一方面揭发不服役的贵族，将躲避服役的贵族名单公布并没收其领地，服役可以说是贵族唯一的生活道路。在俄国的这种国家体制下，受约束的不光是农奴，同时也包括可以使用农奴的主人。在俄国的法律当中“所有权、动产、不动产、使用权”这些概念直到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才出现在法律文件中，此前所有的土地、所有的人都不具有完全意义的自由概念。
普希金说，贵族在罗马可以成为布鲁图，在雅典可以成为伯里克利，但在俄国只能成为一名不自由的“骠骑兵军官”。俄国贵族这种独特的发展历程决定了它与西欧贵族的不同，贵族的军事性与“不自由”在前期表现的十分突出，贵族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对国家和王权有很强的依附性。俄国贵族在彼得改革时期增加了15万人。应该说，贵族的门槛并不难进，可以说整个服兵役的军功贵族都不是血统贵族，但它是以自身的被束缚为条件的（这就与集权国家的官吏一样，虽然比农民优越，但仍是沙皇的奴才，而且有比农民更多的纪律约束）。
贵族史学家罗曼诺维奇-斯拉瓦金斯基在19世纪时就说：“彼得一世时期，贵族对国家的依附关系就如同农民对贵族的依附关系一样。”这种国家与贵族之间的关系被贵族复制到自己的领地上，贵族不自由被效法到领地上导致农奴不自由。所以，在1855年法律史学家卡维林首先提出了“国家农奴制”的概念，意即在这种体制下，所有人面对国家都是农奴。所不同的是，贵族对国家是一层奴役关系，僧侣是面临国家、教会两层奴役关系，而农奴则具有国家、领主、村社三层奴役关系。塔吉谢夫对此的解释是：“即便是最聪明、最年富力强的人也认为，单凭自身的力量难以生存，失去自由与拥有自由相比，前者更有益。”因此，俄国不可能存在“自由”。
领地制造成的贵族法律意义上的不独立，使他们对政府既有不满又有依赖的双重性。在俄国军事化的凝固过程中，贵族的精神世界也是僵死而压抑的，沙皇对他们只分配义务从不谈权利。军功贵族与波雅尔贵族不同，他们没有政治力量的代表，与沙皇政权的关系纯属主奴关系，他们只是在被奴役阶层中比较重用而“受宠”，因而处于较高的位置，在他们之下还有农奴，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的贵族知识分子具有反对专制制度的一面，因为贵族“具有被国家奴化的所有特征”。正如赫尔岑所说的，从俄国的结构来看，“贵族阶级中包含着革命的酵素”，贵族对政府的“离心力”要超过农民。
军人的强迫义务教育
随着近代战争技术含量的提高，对军人的专业要求也越来越高，俄国的扩张步伐加快，对贵族学习军事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甚至成为服役的必要条件。18世纪创办的贵族学校几乎清一色的是有关军事的：士官武备学校、海军士官学校、贵族炮兵学校、贵族工程学校、皇村中学，少将和二品以上的官员必须毕业于这些学校，其中最有名的是苏沃洛夫陆军学校和纳西莫夫军校，军校的地位远远比普通大学甚至莫斯科大学高得多。那时有一句名言：“军校的大门只对贵族开放。”国家为了提高贵族的战斗力，强迫他们必须有学习的义务，“未能尽到这一义务者，要受到处分”。贵族子弟的学习都是处在政府的监督下，包括去国外学习都是强制命令的，贵族为了逃避这种强制性的学习，想尽了一切办法，比如隐瞒孩子的出生，把孩子的户口报在其他阶层的名义下，在征兵季节来临时提前快速结婚，甚至送到修道院，但是这种行径一旦被查出或遭人揭发，就会受到严厉的惩处。强制义务教育是国家对贵族的硬性规定，“学习被视为贵族的一种特殊的义务，这种义务是和官衔相挂钩的”。在国家看来，学习各种技术知识就等于贵族交纳的实物贡税，强迫教育是为了“使贵族阶层比其他等级的人更优秀地执行沙皇陛下的军事义务”。1714年规定，擅自离开学校者的婚姻被视为非法行为，因为没有学校颁发的学习合格证书，是领不到结婚许可证书的。
现在的人们认为，接受教育获取文化知识不但能开阔眼界而且可以改变个人的命运，是求之不得的事情，贫寒人家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但在当时的俄国，强制教育和强制服兵役是同样性质的，在“‘警察国家’学习和服役是没有区别的，学习本身就是服役”，贵族没有任何自我选择的自由，一旦违规，处罚之严厉是并不亚于追捕逃亡农奴的。彼得一世禁止不识字的贵族结婚，不可以生育后代，还要加以经济处罚。军校里有很严重的体罚措施，打骂、鞭笞、关禁闭都是“传统的保留节目”。十二月党人施泰因利在回忆录中描绘了这种让人心惊肉跳的惩罚方法，“两个强壮的打手把有过失者推到一条长凳上，抓住他的手和脚，另有两个人用枝条拼命地抽打，挨打者血如泉涌，身体被撕成碎块，常打到600下或者更多，直至不幸的受苦者被送到军医院为止”。在1754-1756年的普查中，国家通过对147个贵族的调查发现，他们的216个子弟违反了规定而“在家接受教育”，其实就是逃避这种强制教育。
贵族被强制普及教育的后果在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以后效果显现出来，俄国贵族的文化水平要比普通人高出许多倍。19世纪中叶，俄国农村的读书人只有60万-100万，占总人口的1%－1.5%，而贵族的识字率高达到76%。过去这组数字只用来说明贵族对俄国民众的强势统治地位，这当然也不错。不过今天我们也要看到它的另一面，否则就无法理解，何以在这批似乎是“天之骄子”的上层青年中会出现如此多的叛逆。
彼得一世时期贵族的服役义务达到最高峰，国家与贵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达到了顶点，贵族受军事或非军事义务约束，被限制在固定地区，他们与农奴所不同的是，不是被束缚在居住地，而是被束缚在服役地。这个时期沙皇与贵族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国家对其他等级的奴役关系，可以说整个俄国“只有一个自由人——沙皇”。所以在贵族中逃学和逃避兵役一样普遍，为了堵塞贵族钻空子，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处罚措施，1733年政府规定，第一次逃学的贵族子弟要与士官生子弟一起在当地的卫戍学校学习一年，第二次逃学则延长学习期限三年；1736年颁布的法律规定，凡是揭发贵族违反政府规定者，没收其财产奖励给揭发者。“不报到、退学和逃学应该搜捕和抓回来，有时甚至还要戴上镣铐”，学校成为一个“可诅咒的地方”，只要能摆脱这种学习的差事，“他们宁可被抓去坐牢”。对学习期间的贵族要进行三次国家考核（12、16、20岁），合格者根据文化程度可以分配到近卫军或骑兵军团相应的岗位服役，不合格者只能送到海军里当水手。只有家中有100户农奴以上的贵族子弟才有资格在家学习，但也必须参加国考。家庭教育成为逃避国家义务的一种方式。这样，贵族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就发展成仅次于农奴与农奴主之间矛盾，成为第二大国家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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