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族主義是怎麽一步一步扭曲、變形、乃至走到如今這個地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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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族主義崛起過程很復雜。晚清被列强叩開國門，無疑是中國民族主義開始形成的歷史背景。正因如此，學術界普遍認爲，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一種反應型民族主義。也就是説，是在面臨外敵威脅的情況下產生出來的。
在梁啓超發明「中華民族」一詞以前，中國民族主義的前身，更接近於混雜排滿、排外和尋求自强特徵的大漢族主義。但是中國歷史學家蕭功秦將甲午戰爭前後「清流黨人」表現出來的「清流主義」，視作民族主義早期高調發作案例之一。1「清流主義」可能還不大適合上升到「主義」層面，這時候的大清國雖然有國家意識，但仍不像是現代「民族國家」。稍後蔓延於大清國北方多個省份的義和團運動，起初打著「反清滅洋」旗號，似乎更接近中國民族主義的原始形式，尤其是大漢族主義。到清末革命黨人意識明確地尋求「排滿建國」，再到「中華民國」成立前後尋求「五族共和」，中國的民族主義才正式形成。這時候，民族主義的内涵雖然同樣混亂，但卻是奠基在現代民族國家意識上的意識形態。這在民國初年已然形成共識。袁世凱稱帝或張勛復辟引起全民討伐可以見得，現代國家觀念已然深入人心，開歷史倒車再難讓人接受。
但是清末民初的民族主義觀念，即使含混不清，甚至自相矛盾，卻並不必然是排斥西方文明的。清末知識分子痛批滿清和義和團運動野蠻，尋求建立君主立憲國家乃至共和國都被認爲是向西方文明靠攏，是一種西化舉措。因此，這個時期的民族主義不是守舊，反而是積極西化、擁抱文明。像極端排斥西化的義和團運動，即使算作極端民族主義的表達形式，也不算主流，反而遭到主流撻伐。
緊跟著興起的「軍國民主義」像對德國和日本軍國主義的一場不成功嘗試，但民族主義依然是傾向西方文明的。即使這時候輿論風向調轉，開始美化和同情起義和團運動來，主流社會也并沒有放棄推動國家實現西化的努力。倒不是西化就一定文明，而是當時的西化就是現代化，別此而外，沒有別的現代化途徑。甚至連國粹派文化保守主義分子，諸如章炳麟、劉師培、梁啓超等人，骨子裏也是積極擁抱西方文明（包括日本）的。
中國民族主義是怎麽逐漸走向與西方爲敵的呢？「五四運動」無疑是中國民族主義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分水嶺。
「五四運動」促成的最大分裂是意識形態分裂，但並不是要不要西化的問題，而是如何西化的問題。在這一點上，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分子跟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開始分道揚鑣。由於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在如何對待帝國主義的態度上，有兩大陣營發生了根本性分歧。最顯著的地方是：馬克思主義分子循著反帝國主義情緒，順勢轉入了在俄國剛剛站穩脚跟的列寧主義；而自由主義陣營則主張繼續遵循原有的現代化路徑，與西方國家進行競爭和鬥爭。
馬克思主義分子的激進程度是很明顯的：在從民族主義轉向反帝國主義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分子對「西化」的信仰產生了動搖，並不是他們不希望西化（因爲西化跟現代化是一起發生的），而是他們不喜歡依照帝國主義模式的西化。這時候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政權無疑給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分子帶來了「既西化、又反帝國主義的」別的選項。
這些激進的馬克思主義分子，一廂情願地相信新生蘇維埃政權代表人類社會的新方向。儘管他們當中絕大多數人只是道聽途説蘇維埃政權。浪漫主義想象和平民主義追求已然屏蔽了蘇維埃政權的斑斑劣跡，就像1968年歐洲浪漫想象血流成河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即使中國馬克思主義分子去蘇維埃考察，他們也只是去驗證自己天真浪漫的想法的——這就是一種典型的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而不是用批判性眼光審視蘇維埃政權的制度性缺陷和社會問題。
就這樣馬克思主義分子就將民族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結合在一起，效仿蘇維埃政權走上了共產主義暴力革命道路。
儘管這些馬克思主義分子看起來是最激進的民族主義狂熱分子，而且他們無疑將反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標榜成民族解放運動的正義事業。但是許多人想當然忽略了這個事實：馬克思主義分子骨子裡跟民族主義是相衝突的。馬克思主義是要以消滅一切階級、一切剝削爲目的的。民族國家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説不是未來方向，反而是理論障礙。這也是爲什麽幾乎所有的共產主義政權一旦奪權成功，就立刻抛下民族主義僞裝——這套僞裝放在所謂的「民族解放運動」中最有用，但一旦奪權成功，他們幾乎無一例外都要調轉槍口依照蘇維埃政權的樣板來「改造」自己民族的文化。這種「改造」實際是就是針對民族主義和民族文化的消滅活動。
這時候，挂在奪權成功的共產主義分子嘴巴上的「民族解放」和「反帝國主義」實質上都不是民族主義的。民族主義之所以是民族主義，最起碼的是要承認自己的文化特性，并且竭盡所能保持自身文化特性，而不是全部統一依照蘇維埃模式來把本民族文化特性「改造」成蘇維埃的樣式，把凡是不同於蘇維埃的民族特性都批評成「封建餘孽」和「資產階級反動派趣味」。柬埔寨「紅色高棉」政權乾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就要廢除城市。這樣的極端行爲跟民族主義可以説毫無關係。然而很吊詭的是，幾乎所有打著「民族解放運動」旗號起家的馬列主義分子起初都把自己打扮成民族主義吸引底層民衆支持。
就這樣1949年以後至少三十年内，中國自身的文化屬性幾乎遭到滅頂之災。在此期間，民族主義就從中國大陸銷聲匿跡了。儘管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打著「民族解放」和「反帝反封建」旗號，然而從文化屬性上來看，完全就像是一個外來政權。比蒙元和滿清統治中國、卻不消滅各民族主體文化傳統更極端，外來的馬列主義政權卻幾乎將各民族文化傳統統統連根拔起。
那麽，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到哪裡去了呢？一支南渡到了香港，另一支東渡去了台灣，其餘離散到了海外。
南渡去香港這一支民族主義，就是我們說後來「反哺」中國大陸那一支。情況具體是怎樣的呢？
事實上，與中國大陸「五四運動」遙相呼應，同一年，香港左翼群體也發起了小規模的反日運動，包括抵制日貨、杯葛日本商鋪和不坐日本郵輪等等。6月3日，甚至還有九名中學生自發組織了香港歷史上第一次「雨傘運動」。7月5日，還有300餘名華人襲擊了兩名日本水手。2 雖然總體來説，香港反應很小，幾乎沒有掀起甚麼波瀾，但這已經是開始爲民族主義預備土壤了。
1925年，中國青島和上海等地因勞資衝突血案引發工人運動，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就藉機策劃大型聯動，遭北洋政府和英國巡捕槍殺鎮壓，史稱「五卅慘案」。時值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國共產黨人在不計代價地煽動工人運動上出力巨大。不久，中華全國總工會縂書記、共產黨人鄧中夏，前往香港會同（香港）中華海員工會聯合總會領導人蘇兆徵等人聯合發動「省港大罷工」。
「省港大罷工」從1925年6月持續到1926年10月，給香港經濟和日常生活造成了重創，同時也爲中國共產黨趁機在香港發展地下組織創造了極佳時機。罷工僅僅一個月之久，就有近20萬名廣東籍工人及家屬罷工返鄉。同時各大工會還自發成立武裝糾察隊對香港實施封鎖，一邊禁止工人返港，一邊禁止大陸物資輸送到香港，并且斷絕與香港的交通往來。3（香港）中華海員工會聯合總會領導人蘇兆徵，此前在1922年香港海員大罷工展露頭角。在「省港大罷工」期間，蘇兆徵就被吸納爲中國共產黨員，還成爲中共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
從「省港大罷工」這樣的工人運動可以看出來，在香港的大陸人成了聯絡溝通中國大陸跟香港的重要紐帶。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狂熱也可能經由這些大陸人傳播到香港，儘管香港是英國殖民地。「省港大罷工」被認爲第一次煽動起了香港社會的反英情緒。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也嘗到了利用工人運動向香港滲透，在香港發展地下組織的甜頭。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注意到，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總人口約100萬，至戰爭爆發，約有50萬人逃亡中國大陸。戰後，原先逃亡大陸的香港人返回香港，同時帶來了100萬大陸人。至50年代初，香港人口超過200萬，大半都是大陸來港的難民。到50年代中期，戰後來港的大陸人儘管在香港居住逾20年，仍堅稱自己是難民，多不承認自己的香港人身份。最後一批大陸難民，据周永新回顧，可能是1962年逃亡潮帶來的：不到一年時間，有數十萬大陸人翻山越嶺偷渡至香港，還有部分是泅渡游水過來的。至於逃亡過程中，有多少人死於解放軍槍口或因其他原因死於途中，無法統計。1949年以後中國全國性大動亂在1966年至1976年間達到巔峰。因文化大革命武鬥慘死的中國人，被源源不斷地扔進珠江流向大海。香港水域每天都有人發現浮尸。這些死者多是被「五花大綁」扔進海裡的。周永新小時候也親眼見到過這樣的慘狀。4
文化大革命期間，仍有大陸人隻身泅渡到香港。比如中共早期領導人陳獨秀之女陳子美就在1970年身綁汽油桶游泳到香港避難（此時已年近60嵗）。
自二戰結束後逃難至香港的大陸人人口如此衆多，即便他們或者對中國時局感到不安，或直接對中國社會動亂不滿，但是到香港以後仍然成爲中國政治動亂的延伸。
1967年「六七暴動」，是2019年「反送中運動」之前，香港歷史上最沉痛的一頁。香港資深傳媒人張家偉在《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2012）一書，反復考證了「六七暴動」與文化大革命關聯：「六七暴動」被認爲是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延伸；沒有文化大革命，就不會有香港的左派大暴動。「六七暴動」的實際發動者，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在中共港澳工委領導下）發動的，是香港地下黨組織「先斬後奏」做成既定事實，來響應中共中央的文化大革命號召。1966年底，澳門地下黨組織還一手炮製了「一二三暴動」。「一二三暴動」被認爲直接啓發了香港的「六七暴動」。但這些暴動被左派自我標榜成「反殖民」、「反壓迫」。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國大陸對香港「六七暴動」知之甚少，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政治避諱：不肯承認中共極左路線曾禍亂香港的歷史事實。5 有不少研究也證實了中共地下黨組織在香港的活動要爲「六七暴動」承擔主要責任。6
「六七暴動」以後，香港社會對中共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之恐懼也開始蔓延，但是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刺激了香港華人群體的民族主義，使這部分人又落入中共統戰部門的宣傳陷阱：民族主義顯然是拉攏海外華人族群的最好手段。
1968年起，香港人發起的「中文運動」誘發了香港社會的民族意識和反殖民主義情緒。此後香港的社會運動長期繞不開民族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的雙主線。在香港佔最大影響力的國粹派人士幾乎完全淪爲中共宣傳機器。這些人相信，香港所有社會問題都會在回歸中國以後自動解決。香港學者盧思騁在研究香港華人族群的民族主義時發現，這些口口聲聲打著「反殖民」旗號的左翼人士反而不再批評殖民地政府，甚至不關心香港殖民地社會存在的問題。7
香港左翼勢力采用的民族主義策略與中共早期做法如出一轍：在沒有奪權的時候，煽動民族主義奪權；一旦奪權成功，便棄之如敝履。中共利用香港左派的統戰策略，無疑是比較成功的：一邊打著「反帝國主義」、「反霸權」、「反殖民主義」的旗號煽動民族主義，一邊利用民族主義宣傳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同感，强化香港對中國大陸的情感依賴。
這看起來有一點吊詭：一邊是民族主義狂熱，一邊是反共意識形態普遍，但是香港社會卻扎扎實實撞進了中共海外統戰部門的宣傳口徑中。
在文化方面，戰後香港社會民族主義氛圍也很濃厚，甚至比被共產主義肆虐的中國大陸更像中國。1958年成立的邵氏兄弟電影公司拍攝的黃梅調電影，曾一度風靡港臺和海外華人世界。這種轟動效應，就像一場民族主義文化教育。至1958年底，電影《天仙配》甚至在中國大陸也達到1.4億觀影人次。緊接著，1966年邵氏兄弟成功試驗新武俠電影，直到1987年邵氏兄弟停產，這股新浪潮就沒有停下來的意思，甚至還延續到2000年代。不僅如此，武俠電影也帶動了功夫片和動作片的興盛，這種潮流也大大影響到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後的電影市場。
在傳統文化遭到滅頂之災後，經過香港電影引介，重新接觸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敘事的中國觀衆重新祭起了民族主義大旗。1982年香港功夫電影《少林寺》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大陸引發的轟動效應，又像極了一場民族主義文化教育。甚至80年代中國大陸忽然流行起來的「氣功熱」和「武術熱」也像是直接受到《少林寺》直接影響。
不僅如此，隨著香港電影進入黃金時代，含有傳統文化元素和儒家文化教義的武俠片、功夫片、動作片（比如《黃飛鴻》系列、《方世玉》系列，等等）大量湧入大陸市場，一同進來的，還有以金庸、古龍、梁羽生等人爲代表的新派武俠小説。在這方面，香港影響力大過台灣。
愛爾蘭華裔學者吕洲翔在研究武俠小説和武俠電影時注意到，民族主義不但是武俠小説興起的主要推動力之一，透過這些小説傳播和保存的還有中國傳統文化的諸多核心價值觀念，比如忠誠、民族大義、犧牲精神、社會正義感、忍耐精神。這些文化元素，不但雜糅著儒家的政治和社會理想，也摻雜進來佛家和道家思想，共同構成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8
强烈的文化認同感，不但拉近了香港人對中國大陸的心理距離，也刺激了大陸人對香港所傳播中國文化傳統的强烈認同感——在一定程度上，這種强烈認同感，也將「香港人是中國人」這個文化觀念在大陸人意識觀念中根植下來，這也爲將來香港社會運動觸動大陸普通民衆的敏感神經埋下了伏筆：即使再正常不過的公民運動，也會被神經過敏的大陸人視爲「港獨」和「叛國」。
中國大陸傳統文化熱潮，正是在從香港輸入大量港片和武俠小説背景下形成的（台灣也有一定影響，但處於電影黃金時代的香港，由於影視製作直追好萊塢水準，影響力無疑更大一些）。正是從80年代起，中國大陸也陸續籌拍由四大名著改編的電視劇，引起來巨大轟動。
即使香港並不認同中國大陸的社會制度，其影視作品時不時流露出對極權國家的恐懼、諷刺和調侃，中國大陸觀衆選擇性忽視了這些元素，只把目光聚焦在對於民族國家歷史文化傳統的浪漫化想象上。一個普通大陸觀衆對《國產凌凌漆》裡恐怖的極權國家暴力縮影缺乏感知力，卻對黃飛鴻或霍元甲，在暴打漢奸和洋人之前，撩起長褂的動作記憶猶新。跟當年《少林寺》引起的轟動效應相似，以葉問爲主要形象的武打影片，還因爲演員標志性的武術動作，引起中國社會學習詠春拳的風潮。
這種類型片對香港殖民地社會的複雜性描寫是一種浪漫化的結果，甚至完全是扭曲的，而且沒有觸及社會深度（深刻程度遠遠比不上近十年台灣電影），但是在商業定位上是大獲成功的，不但成功塑造出李小龍、成龍、李連傑等一衆功夫巨星，還將中國文化和中國人形象傳播到全世界。可以説，香港社會自身確乎存在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氛圍，但正是影視商業化戰略（往大了說，是一種行業自發形成的文化戰略）的成功，才推動民族主義和民族認同向中國大陸反向傳播。
對於慘遭前三十年混亂蹂躪、剛剛改革開放、但受教育程度極低的中國大陸來説，通過影視作品看到浪漫化的民族主義表達形式，是深入人心的。從黃飛鴻、方世玉、霍元甲和葉問，到「戰狼」冷鋒的演變，背後是香港式英雄大陸化轉變的歷程，也是民族主義逐漸在中國大陸重新走向激進和狂熱的歷程。港片英雄懲惡揚善，一邊打擊「漢奸」、「走狗」、「賣國賊」，一邊打擊「洋鬼子」，這種激進的民族主義形象，不但在中國落地生根演化成「戰狼」，還成爲中國激進民族主義分子的效仿對象。這些激進的民族主義分子在黨同伐異的時候也用「漢奸」、「走狗」、「賣國賊」來討伐其聲討對象。這背後的邏輯，與港片浪漫化的敘事邏輯是一貫的。
港片中最常見的另外兩種類型，警匪片和黑幫片，還塑造出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殘酷社會，給人一種香港遍地是槍戰的錯覺：在這種叢林社會裡，你要麽被人吃掉，要麽就去吃人。跟黃飛鴻經常暴打「漢奸」一樣，這些都是浪漫化想象。事實是香港社會治安遠比中國大陸好，香港社會根本沒有甚麼「漢奸」，也根本沒有人上綱上線搞社會運動抓「漢奸」。警匪片和黑幫片，是武俠小説的現代化升級。《古惑仔》系列電影甚至也一樣引起中國小鎮青年紛紛效仿，給90年代中國社會治安造成不小問題。從中可以看出香港電影對中國大陸的影響力，並不只是停留在娛樂和想象層面。這類類型片重新激活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到現在普通大陸人還常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挂在嘴上。
在前三十年動亂中，中國人雖然一面高喊反帝反霸權，本國民族主義卻銷聲匿跡，反而「破四舊」運動不斷摧毀中國人的文化根基。前三十年動亂結束以後，民族主義野火又死灰復燃，不得不説跟香港「反哺」中國大陸有直接關係。雖然這種「反哺」只是出於影視行業文化戰略考量，但是對於喪失共產主義信仰以後的中國大陸，民族主義可謂是正中下懷。早在80年代中期，與日本關係處於蜜月期的中國社會，就已經開始出現反日運動。1989年學潮以後，中共中央決定推行「愛國主義教育」。這場「愛國主義教育」運動正式點燃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野火。
前文提到的蕭功秦，也是鼓吹用民族主義代替已經發生動搖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吹鼓手之一。這一把民族主義野火，一方面把推崇中國傳統文化推向高潮，甚至還炮製出不倫不類的「國學熱」；另一方面也把針對日本、美國和歐洲的應激型民族主義推向極端。這種應激型民族主義的極端化形式是：民族主義狂熱分子對於假想的外來「敵意」過度敏感，連捕風捉影的事件，隨意就定性和拔高到「辱華」和「反華」的高度，引起强烈反彈。
許多人誤以爲后共產主義時代的中國，真的不再含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了。但這是一個美好的誤解。199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發動「愛國主義教育」運動以來，中國教育機構和宣傳機器並不是單純宣揚中國傳統文化，而是力求將這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崇拜跟支持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結合起來。也就是説，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糅合進民族主義狂熱之中。
許多人不理解這種做法，但是如果看一看中國的民族主義狂熱分子在面對批評時的應激反應就可以判斷出來：任何批評中國共產黨、批評中國社會主義、批評「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混亂、乃至批評中國社會現實的聲音，都會被中國民族主義狂熱分子定性爲「反華」。這恰恰説明，這些民族主義分子頭腦中的民族主義跟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其實是難分你我的——任何針對中國社會制度的不滿，也會被拔高到「反華」的高度。
作爲參考，也可以對比台灣的大中華主義分子（也是華人世界一種比較典型的民族主義變種）。中國國民黨是一個比較典型的民族主義政黨，其英語名稱直譯過來就是「中華民族主義黨」。但是中國國民黨，不論是在大陸時期，還是東渡台灣以後，總的來説，意識形態上是反對共產主義的（當然，不排除國民黨裡面已經演變出許多完全支持中國大陸、乃至完全倒向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極端民族主義分子）。中國國民黨候選人每當大選的時候，即使是違心之舉，也要做做樣子，批評一下中國共產黨或中國社會制度，即使他們對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的狂熱程度不比中國人低。這裡可以看出中國民族主義在沒有跟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結合時，比較接近清末原始形式的民族主義狀態。
但是中國國民黨的民族主義並不是沒有經歷變化的，即使在東渡台灣以後。在對待美國和中國大陸的態度上就發生了微妙轉變。比如在國民黨近十年的政治路線中，適度疏遠跟美國的距離、大幅度拉近跟中國的距離，這一特徵顯得特別明顯。這意味著民族主義正在變成中國統戰台灣的工具，就像中國利用民族主義統戰香港一樣：認同中華民族的身份還不夠，你必須無條件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中國的事實」——你接受「人民共和國」就連同接受中國的社會制度和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儘管中國國民黨形式上還是抗拒將自己置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但是在中國共產黨這裡，根本不存在跟中國國民黨平起平坐的道理。
吊詭的是，支持民族主義但反對共產主義的人，最終也間接支持共產主義了，即使他們形式上做出來還是不屈服的樣子。這一點香港跟台灣的大中華主義分子有相似的特點。
從這個角度看，1990年代中葉以後，中國民族主義因爲跟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結合，產生了扭曲和變形。從那以後，針對日本、美國和歐洲的應激反應，就成了中國民族主義狂熱分子的基調。
但是從最近10年的演變歷程來看，中國民族主義不止是應激反應，還逐漸走向了「全民獵巫」。從今年年初發生「南京旭日旗事件」到「農夫山泉風波」，可以看出來「全民獵巫」的對象，也可能是内部假想敵。更早一些，「百度帝吧」也發動過多次網路出征運動，但其針對目標主要是外國企業或個人。而今槍口内轉，其實也在民族主義跟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結合的演變邏輯中：因爲前三十年内亂時期，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占據絕對主導的時候，「全民獵巫」對象就是内部假想敵。
只不過區別在於如今找了不同的藉口：前三十年内亂時期，你是「黑五類」；現在雖然不駡你是「黑五類」，但是攻擊你是「漢奸」、「走狗」、「賣國賊」。這種辱駡是從港片中直接藉鑒過來的，但其起點還是「五四運動」前後激進的中國社會：「漢奸」、「走狗」、「賣國賊」就是當時用來辱駡北洋政府的。
也正是因爲跟共產主義相結合，中國大陸現在流行的民族主義骨子裡是反西方的。這與中國國民黨那裡還殘存的部分親西方的民族主義，是截然相反的。但回顧清末民族主義興起的時代背景，當時中國流行的民族主義並不是跟西方截然對立的，反而是積極西化和積極尋求西方支持的。「五四運動」將反帝國主義情緒和民族主義結合，就是現在的中國民族主義的早期範式。現在的民族主義，可以説是將「五四運動」進一步極端化，推到了徹底反西化、徹底反西方的另一個極端。因爲即使「五四運動」中的馬克思主義分子，也並不是排斥西化的，他們是要在西化和反帝國主義之間尋求折衷，於是就找到蘇維埃政權的實驗模式。
對於回歸中國以後就遭遇法治覆滅的香港來説，民族主義卻是南渡文化帶來的悲劇。
作爲在冷戰期間夾縫求生的微型經濟體，香港人一邊接受來自中國的難民，一邊努力地保護自己的傳統文化屬性不被英國侵蝕，一邊尋求從文化產業突破，創造新經濟動力。最重要的因素是南渡文化精英帶來的文化土壤，給香港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在知名南渡人士中，不但有唐君毅、錢穆、牟宗三、余英時這樣的傑出文化精英，也有金庸、倪匡、梁羽生這樣的小説家。正是這些人直接促成了香港的黃金時代，這些人是香港人至今引以爲傲的文化脊梁。但也正是這些人所保存的新儒家思想火種和中國文化傳統，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開始重新「反哺」中國大陸。
除了南渡而來的文化精英以外，向香港延伸的共產主義分子和中共的地下黨組織網絡也跟著來了。在這些左翼分子持續煽動下，反殖民情緒爲加劇民族主義傳播創造了環境。民族主義情緒，不但刺激南渡文化精英反復想象已經永遠失去的「中國」，還把那個「中國」進行浪漫化演繹。
小説家和電影製作人將自身的民族主義憤懣，發泄在想象永遠回不去的「中國」身上；假如用在批判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上，可能對於本土和海外市場來説，還不夠有吸引力，甚至還引起左翼分子反彈。比起痛斥和諷刺共產主義社會的刻板無情和顛倒混亂，武俠小説和武俠電影顯然是更有趣的選項。
就這樣，夾縫求生的香港文化產業，創造了一個並不存在的「中國」。被中國大陸接手過去以後，那個並不存在的「中國」正在從夢想變成噩夢。如今這個受到民族主義狂熱背書的極權主義噩夢，也給香港帶來了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
誰能告訴我們，我們憑什麽要忍受那麽多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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