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019年7月在中国的西陲边地云南腾冲参观纪念远征军的国殇墓园时，毕业于云南一所大学的男导游讲起一些幸存的远征军在1950年代后的人生坎坷与悲剧命运，尤其是子女因为父辈这个身份而避之唯恐不及，甚至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们等种种境况时，大有拍案而起慷慨激昂之态，闻者也几乎堕泪。在中国人的抗战后期，远征军这一页历史何其悲壮，在所谓“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历史悲歌中，也有着穆旦、黄仁宇等投笔从戎的灼灼知识青年的身影。同行者有王元化先生的弟子胡晓明教授，他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与江南文化的名家，也是一位诗情横溢、至情至性之人。
在我们应学校工会组织的暑期疗养团团长之约，联合举办了一场有关抗战时期中国精英文化的南迁及其影响（主要是关于西南联合大学的故事）的沙龙之后，胡晓明意味深长地提及，多年前他曾经在台湾一个文化沙龙见到为二十世纪中国抗战史，尤其是抗战中教育史和文化史留下重要见证的从台湾大学外文系退休的齐邦媛教授；在听过齐讲述其回忆录《巨流河》书里书外的故事与感慨后，胡问道：为什么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与精英文化在国难当头、山河破碎的八年抗战中，仍旧能够薪火相传、沛然莫之能御，以至于产生了现代中国大学史上最重要的传奇之一——西南联大师生群体的群星闪耀，而在战后的短短几年，知识分子群体竟然就分崩离析、士气萎靡，与此相关联的精英文化也日薄西山乃至于烟消云散，如一地散碎的人文主义珍珠再也无法连缀贯穿起来？胡没有讲述齐如何回应这个大哉问，而这个问题却长久地纠缠着我，让我在读书思考和教学的间隙中时常想起这个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处浮现出来的经典之问。
一、文化比政治更有尊严
无独有偶，多年前在课上引领年轻的大学生细读何兆武先生脍炙人口的回忆西南联大学生生活的口述史《上学记》，他们都为之倾倒，甚至有一些学生梦想着能够找到月光宝盒，穿越回到那个弦歌不辍的时期，去感受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活，体验在战火纷飞中跑警报、泡茶馆，读书求学的紧张与从容，感受那个时代的人文主义大师的光采与教诲。何自然没有回避美国历史学家易社强（John Israel）在《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Lianda：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中所发掘的种种战时苦难与艰辛，但他同样讲述了即使在如此一个充满不确定感和动荡感的战争年代，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校园内外，他和他的同辈们那种朝气蓬勃的生命力和对未来的确定的希望感，这既是一种在自由多元教育下所形成的对于个体人生的展望与自主，同时也是将自己的人生与家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勇往直前的情感和意志共同体。
1939到1946年在西南联大度过大学和研究生七年时光的何兆武认为，那是他人生至今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无问西东的岁月，同时也确实是烽烟弥漫、炮火连天的时期。他在书中如此阐述他那一代青年人所理解的幸福：
我想，这就是人文主义文化所能给予青年人的一种精神力量吧，人文主义在黑暗时代尤其能够如薪火相传般展现其格外动人的精神力量。
1964年，复旦大学蒋天枢（字秉南）教授特地南下广州去拜访旧时清华大学恩师陈寅恪，陈为其赤诚所感动，将身后文集的刊印事都托付于蒋，并写下与早年纪念王国维碑词交相辉映的带有遗嘱性质的《赠蒋秉南序》，如今读来仍旧振聋发聩：
“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2]
二、群星闪耀的哈佛中国留学生之谜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又是暑热沸腾弥漫、疫情未曾消歇的暑假，整个7月我都“宅”在家中读书写作，终于一口气读完《余英时回忆录》；因为上学期教课的原因，又重新阅读了齐邦媛的《巨流河》，种种有关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记忆纷至沓来，如翻卷奔涌的前浪不断冲击着我的心灵世界。余英时先生在回忆录的最后部分谈及中国人文学者在哈佛大学的历史发展，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正好可与胡晓明之问互为参照的问题。他指出，中国留学生在哈佛的历史发展中曾经有两个群星璀璨的时期，一个是1915至1925年间，以赵元任、梅光迪、陈寅恪、汤用彤、俞大维、李济、林语堂、洪深、吴宓等人为代表，这群在哈佛留学的中国青年学成归国后，“为民国的学术与思想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影响既深且远”[3]。仅就作为民国学术标竿、于1925年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而言，四大导师中陈寅恪、赵元任皆出自这个时段的哈佛留学生群体，而主持研究院业务的则是吴宓，导师之外聘请的讲师则有李济，大都是哈佛归来，真可谓群贤毕至。另一个阶段是从1930年代晚期到1940年代中期，也是差不多十年，以周一良、杨联陞、吴于廑、任华等“哈佛四杰”为核心的五十余名中国学生群体，其时短期任教哈佛的胡适、赵元任与这群中国弟子过往甚密，交游频繁。
假以时日，这个群体也应该可以为中国人文学术再创辉煌作出应有的贡献，可是历史无从假设，就如晚年居于台湾素书楼的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谈及抗战爆发对于战前北平人文学术界的影响那样，“要之，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4]。写过《毕竟是书生》的史家周一良，在晚年所撰写的《郊叟曝言》中这样谈及他们这一代哈佛人的花果飘零：
这些波澜不惊的语言其实蕴含着深沉的情感波动，作为立志为中国学术开端启新的哈佛海归，结果大半辈子在政治运动中身不由己、辗转沉浮，眼睁睁看着民国形成的人文主义学术传统拦腰斩断却回天无力，这该是一种怎样的沉痛与未尽的才情！这就如同同样出自西南联大后赴美访学的瞿同祖先生，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5年在亲友和师生的劝说下归国，结果一回来就靠边站，发配回原籍湖南，几乎丧失了做学术研究的条件；晚年接受青年学者访问，当面对后者关于为何文革结束后再也没能写出《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清代地方政府》这样的经典之问时，他也只能一声叹息、老泪纵横，那被政治利刃割断的学术生命怎么可能如此容易重新接榫？[6]
三、“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
这些问题其实也正是1946年从四川乐山迁回武汉珞珈山下的武汉大学学生齐邦媛所追问的。作为东北政治精英齐世英的女儿，她同样经历了抗战、内战期间的万里投荒、九死一生，从一个病弱孤独的东北小女生，到战时在南开中学及武汉大学求学，受益于张伯苓、朱光潜、吴宓等一代名师的教诲，成长为有着强韧的精神世界与学术资质的知识青年，再到二十三岁渡海赴台，在台湾大学苦心经营，桃李满天下（王德威、白先勇、陈芳明等名家皆其台大外文系弟子），这中间的心路历程，在其八十岁后耗时四年一笔一划手写的回忆录中斑斑可见。可以说，《巨流河》就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文主义传统虽屡遭摧折而终究不至于澌灭的见证，它彰显了即使在一个如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言的晦暗不明的将时代光华燃成灰烬的至暗时刻[7]，仍旧有一批人守护、珍惜和传承中国的人文传统，如同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一样。
《巨流河》首先于2009年在台湾出版，2010年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简体字版，一纸风行，形成文化界的“巨流河”现象，至今余波荡漾。齐邦媛有心将两岸三地乃至海外华文世界关于此书的书评、访谈、通信等结集为《洄澜：相逢巨流河》出版，更是让这种从历史深处的追问与书写所得到的来自前浪、后浪的积极回馈，整体地呈现出来。这种从私人生活出发而进行的历史写作，却弥漫着一种家国天下情怀的大爱，由此及彼，推己及人，在不同代际、社会、群体的读者那里引发的是心灵深处的共鸣与共情。这正如抗战之后，齐邦媛从其兄齐振一的书信中得知，她自小崇拜的偶像、知己张大飞战死疆场而悲恸不已、难以自拔时，其武大导师吴宓引用佛经的语言对她说：“佛曰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要朝一种超越尘世之爱去想，去爱世上的人，同情、怜悯，'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8]
齐邦媛在2012年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访问时，曾这样回应关于“无处安放的乡愁”的问题[9]：
二十四岁离开中国大陆、赴台后移民美国的华人作家王鼎钧对于所谓“乡愁”也有着相似的感慨：“今日乡愁已成珍藏的古玩，无事静坐，取出来摩挲一番。乡愁是我们成长的年轮，陷入层层包裹。乡愁是我们的奢侈品，不是必需品。乡愁无可骄傲，也决非耻辱。乡愁是珍贵的感情，需要尊重，不受欺弄。流亡者懂得割舍，凡是不能保有的，都是你不需要的。乡愁迟早退出生活，进入苍茫的历史兴亡。”[10]
四、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知识人
从《巨流河》处处可见，在那样一个危如累卵、国难蜩螗的历史时刻，跟随家人在自己的祖国流亡的齐邦媛所目睹的除了死亡（比如一岁半的亲妹妹的夭折）、贫困、战争与苦难等，却自有一种奔腾不息的民族心力与不屈倔强的精神，尤其重要的是，即使面对如此艰苦卓绝的环境，当时中国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仍旧想方设法兴办学校，培养学生，传承文明，以守先待后之态度延续着中国的人文传统与现代学术。齐邦媛也从中受益，沉浸于英诗、莎士比亚和但丁（Alighieri Dante）《神曲》（La Divina Commedia）所构造的文学世界，在那里汲取现代西方最深邃而优美的文明与诗意，来抵抗现实政治的两极化和战争的暴虐。
书中写到，战后在乐山的武大，齐邦媛与几名同学应邀到时任外文系教授兼主任的朱光潜家喝茶。深秋季节，朱家的院落里积满了厚厚的落叶，走上去飒飒地响。一个男生拿起门旁小屋内一把扫帚，说要帮老师扫枯叶。朱光潜立刻阻止说：“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可以听见雨落下来，风卷起的声音。”[11]在玫瑰与刺刀之间，在鸡蛋与高墙之间，在理想主义与激进政治之间，她和她的这些师长选择的通通是前者，以一己之力在一个极端化的政治时代选择了做一个有所不为、守护消极自由的读书人。斯文在兹，文明之火亦藉此而光焰不熄。
正因为有了恐怖与黑暗的强烈反衬，战火纷飞中的人性温暖才如此让人念想。齐邦媛如此描述其作为幸存者的心情：“我有幸（或不幸）生在革命者家庭，童年起耳闻、目见、身历种种历史上悲壮场景，许多画面烙印心中。后半世所有的平静及幸福岁月的经验，都无法将它们自心中抹去；这当中，最深刻、持久的是自十三岁到二十岁，在我全部成长的岁月里，日本人的穷追猛炸。每一天太阳照样升起，但阳光下，存活是多么奢侈的事。”[12]与此同时，齐邦媛所记述的其父亲齐世英创办的中山中学在逃难中坚持办学的场景却让人感慨系之。她写道，自离开南京到四川自流井静宁寺，整整一年。颠沛流离虽有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不论什么时候，户内户外，能容下数十人之处，就是老师上课的地方。学校永远带着足够的各科教科书、仪器和基本设备随行。从东北巨流河启程，最终落脚于台湾哑口海的齐邦媛如是感叹：“我今天回想那些老师随时上课的样子，深深感到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和信心。他们真正地相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除了各科课程，他们还传授献身与爱，尤其是自尊与自信。”[13]
进入南开中学读书的齐邦媛，生活才逐渐进入正轨，在南开优良的读书风气之中，得到师长之春风化雨，打下了一生读书为人的基础。那个时代的“后浪”面对苦难所彰显的求学精神，尤其让后世读史者怦然而生敬意[14]：
五、中国知识人的风云流散
随着抗战接近尾声而内战即将开始，齐邦媛就读的武大也从四川乐山迁回武汉珞珈山下，校园的氛围也随着时局变化和政治力量的角力而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各种“前进”的读书会和戏剧社在积极地吸引追求进步、对政治深怀不满的青年学生，“象牙塔”再也无法笼罩住年青一代学生的心灵，整整一代学生大部分被推上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而齐在这个历史大趋势的面前，所选择的是逆流而上，背对政治，潜心读书。正如她写道，当年选课时没有追随主流选择讲授俄国现代文化的激进教授缪朗山的课，“我坚持选读《神曲》〔全校仅她一人选修〕是一个大大的逆流行为，在很多人因政治狂热和内心苦闷，受惑于狂热政治文学的时候，我已决定要走一条简单的路。我始终相信救国有许多道路。在大学最后一年，我不选修'俄国现代文化’而选修冷僻的《神曲》，对我以读书为业的志愿，有实际的意义”[15]。
1945年初秋，齐邦媛回到乐山武大，生性敏感的她已经觉察到校园政治的暗流涌动：“九月初我回到乐山，觉得学校的气氛全变了。原来凝聚着共患难、同歌哭的维系力，如今似乎涣散了。由全国联考招来的学生，将回到天南地北的家去，每个高年级的人有着宽广的就业理想……而政治的气氛已经笼罩到所有的课外活动了；壁报、话剧，甚至文学书刊都似乎非左即右，连最纯粹的学术讲座也因'前进’程度而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立场。”[16]齐自觉地选择与政治保持最遥远的距离，而进入到纯粹的古典文学世界。但闻一多之死仍旧深深地触动了她的心灵，这样一个研究《楚辞》等古典文学的学者，何以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因阅读斯诺（Edgar Snow）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和研究共产制度而迅速政治化，走上一条政治反抗者的激进道路而被暗杀，留下五个未成年的孩子？
晚年居住台湾，回首这天地玄黄的一幕，齐邦媛仍旧耿耿于怀，发出追问而难以心平气和：“我记得常听父亲说，一个知识分子，二十岁以前从未迷上共产主义是缺少热情，二十岁以后去做共产党员是幼稚。我常想闻一多到四十五岁才读共产制度（不是主义）的书，就相信推翻国民党政权换了共产党可以救中国，他那两年激烈的改朝换代的言论怎么可能出自一个中年教授的冷静判断？而我们那一代青年，在苦难八年后弹痕未修的各个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号召，游行，不上课，不许自由思想，几乎完全荒废学业，大多数沦入各种仇恨运动，终至文革……。身为青年偶像的他，曾经想到冲动激情的后果吗？”[17]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铮铮民国就这样在战后政治两极化中间轰然崩毁，一代中国的文化精英花果飘零四处离散，齐邦媛、王鼎钧等人都选择了离开大陆、奔赴台湾，而钱穆、唐君毅则到了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仍旧想延续中国文明的薪火，胡适等人则渡海到了美国，晚境凄凉，最终仍旧叶落归根，到了台北。民国时期聚集长成的精英文化“墙内开花墙外香”，在大陆自然是风吹雨打、奄奄一息，而港台和海外幸亏有钱穆、牟宗三、杨联陞、余英时、齐邦媛、王鼎钧等先生维系着这一支文化血脉并开花结果。
晚年齐邦媛因偶然机缘重回大陆寻亲访旧，探望故园，又到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前哀悼张大飞，人生似乎形成了一个从始点到终点的闭路圆环；正如作者所言，1943年春风远矣，那个纯真年代的纯粹读书时光完全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天地茫茫两不见，遗世独立微斯人”。可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齐邦媛，面对碎成一地碎片的青春之歌，仍旧难以去除其内心的家国之哀与理想之痛[18]：
半世纪后，隔着台湾海峡回首望见那美丽三江汇流的古城，我那些衣衫褴褛、长年只靠政府公费伙食而营养不良的同学力竭声嘶喊口号的样子，他们对国家积弱、多年离乱命运的愤怒，全都爆发在那些集会游行、无休止的学潮中，最终拖塌了抗战的政府，欢迎共党来“解放”。他们的欣喜，事实上，短暂如露珠。开放探亲去大陆回来的同学说，当年许多政治活动的学生领袖，由于理想性太强，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非死即贬，得意的并不多。我们这一代是被时代消耗的一代。从前移民，出外流亡的人多因生活灾荒所迫，挑着担子，一家或一口去垦荒，希望是落户。而我们这一代已有了普及教育，却因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而聚散飘泊或淹没。五十年后我回北京与班友重聚，当年八十多个女同学人人都有一番理想，但一九五○年代后，进修就业稍有成就的甚少，没有家破人亡已算幸运，几乎一整代人全被政治牺牲了。
这或许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精英文化花果飘零的根源之一吧？！
注释
[1]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北京：三联书店，2008），页101。
[2]陈寅恪：《赠蒋秉南序》，载《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页162。
[3]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页199-200。
[4]钱穆：《师友杂忆》，收入《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18），页185。
[5]转引自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页210。
[6]瞿同祖回忆说：“我55岁回国，本来满腔热情，也联系了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但回国后安排不了工作，只好住宾馆，后来回家乡，也是住宾馆，而且生活也没有着落。1971年安排在湖南省文史馆。在湖南时，有一次病危，1969年在长沙犯胃病，大出血，在湖南湘雅医院抢救。文革结束后，借调近代史所，1978年进近代史所，终于有为社科院写书的机会，但却没有为社科院写一本书，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后来确实是身体不行了，力不从心。”参见瞿同祖、赵利栋：《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页156-57。
[7]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群像》（Men in Dark Times）的导言中如是写道：“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人们还是有期望光明的权利，而光明与其说是来自于理论与观念，不如说是来自于凡夫俗子所发出的萤萤微光，在他们的起居作息中，这微光虽然摇曳不定，但却照亮周遭，并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流泻于大地之上。”参见阿伦特（Hannah Arendt）：《作者序》，载阿伦特著，邓伯宸译：《黑暗时代群像》（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6），页10。
[8][11][12][13][14][15][16][17][18]齐邦媛：《巨流河》（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页270；227；142；103；128；274；227；238；243。
9李菁：《“巨流河和哑口海，存在于我生命的两端”》，载齐邦媛编著：《洄澜：相逢巨流河》（北京：三联书店，2016），页203。
[10]文娜：《只愿写出真实经历》，载王鼎钧编著：《东鸣西应记》（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页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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