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霞 RFA 20240329
2024年度中国全国人大会议虽已结束，但海内外对这次会议的议论热度依旧不减。究竟如何看人大会议期间的“反常”之处？笔者以为，这次会议可算是习近平十年动作，再造党国体制的初步亮相。正因为中国的国家体制发生了重大改变，这才有一连串人们以为的“反常现象”——或许是——今后中国的“新常态”。本文试就此做些粗浅讨论。
扩张个人权力，毁坏中共党“集体领导”制度，破坏国家能力，这是习近平扩权抓权的开始。
1949年中共党夺得国家政权后，建立起党高于国大于法的极权国家制度。这个极权国家的经济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是高度集权的一党专政体制，顶层权力架构是毛泽东为首的党内“寡头共治”——重大决策集体讨论，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这一“寡头共治”机制的漂亮粉饰就是所谓的“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放开了有限的经济自由，但没有松动过政治改革，由此上海朱学勤教授曾经评论说：“毛泽东用来搞文革的体制，邓小平拿来搞改革。”
改革开放一方面激发出人们巨大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勤劳的中国人在短短三、四十年间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社会财富；另一方面许多官员得以利用权力贪腐暴富，社会贫富差距愈发悬殊。胡锦涛时期中央常委各管一摊，俗称”九龙治水“，各有权力范围内的利益考量，常委会常常是议而不决，十年未能推进经济政治体制的深层改革。也就是在那个十年期间，党内贪腐从官员个体行为到形成既得利益势力，习近平上台时反腐败成为体制内外、朝野上下共同的强烈吁求。
习近平上台之初也是习王（岐山）关系蜜月期，面对党内的普遍贪腐，他们说了两句话：“病入膏肓已无净土”，“这么个破棉花絮一样的烂摊子怎么就叫我给赶上了呢？”一反胡锦涛的弱势领袖风格，习近平一上台就塑造自己强势领导人的形象，强调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建立中央委员会或领导小组，把权力收到自己手里。
“小组治大国”。早在战争年代，中共就用建立“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的办法处理重大问题，习近平只是“照葫芦画瓢”罢了。2013年习近平建了1个中央委员会4个中央领导小组，他自任主席和小组长。据报道，2014年中央领导小组至少有18个，2016年时最高规格的中央领导小组有20多个。上台5年后，习近平拥有了多种头衔，以至于有记者给习近平赠送了一个特有名称“万能主席”。
习近平担任组长的中央领导小组与毛、邓、江、胡时期的中央领导小组/中央委员会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中共党主席毛泽东不兼任小组长职务，使政府具有相对独立完整的权力地位，而习近平当主席或小组长，直接攉夺国务院职权。
毛泽东时期的委员会主任或领导小组长，由在党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常委或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在政府主持某方面工作的相关负责人担任。
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前世为例：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未来全国的财经工作，陈云受命从东北进京负责筹建并担任中央财经委主任。1949年10月陈云担任政务院（国务院前身）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主任。陈云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50年10月起正式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其次，与毛、邓、赵、江、胡时期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的有限决策权不同，习近平具有最高决策权力。
毛泽东时期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是党内寡头共治下的工作机构，薄一波曾经回忆过中央财经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批示、中央决定的一些情况。1957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明确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
改革开放以后，无论是赵紫阳、还是江泽民担任中央领导小组组长，都没有独自决定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力。一方面是邓小平等老人还活着，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央常委们对赵紫阳、江泽民都有一定的牵制。胡锦涛本身是弱势领袖，他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时，中央常委会呈“九龙治水”格局，就更不可能单独做出什么重大决定。换句话说，党内老人政治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是保障党内寡头共治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
习近平当了总书记后，党内老人政治已不存在，习近平担任组长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是中国政治领导体制中的金字塔顶端”，“实际是制定国家重要经济战略决策的机构”，具有最高决策权力。这是根本违反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
中国共产党1980年颁布的《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明确： “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然而2016年习近平时期的新《准则》删除了这句话，而是写上“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等语句。这样的语句，令我想起“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希特勒法西斯论调。特别是在确定习近平的全党核心地位和“不得妄议”入党纪后，中共党对习近平已经没有了制约力量，习近平已经抛弃并毁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第三，习近平兼任的主任/小组长不仅与从毛泽东到胡锦涛时期有重大差别，而且使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成为强权机关，直接削弱政府履行职责的能力。
习近平任主任/小组长的中央XX委员会/领导小组，其常设机构是小组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是与习近平有着密切关系的人，这些人实际操持着中央领导小组的日常事务。比如，王沪宁、鲁炜、刘鹤，被公认为习近平身边的近臣和忠仆。他们借习近平的最高权力之威，既有参与最高层决策的机会，又有监督政府部门执行决策的权力，从而形成高密度集合型的权力结构，并使中央领导小组办公室具有高于中央政府常设机构的权威性。
笔者曾在“李克强悲剧是数百万中共官员的宿命”这篇文章里写到，“习近平以‘小组长’身份伸手抓国务院权力，排挤李克强，逐步将他边缘化”，这是从习与李的关系角度而写。本文再提习近平建立各类小组并自任小组长，是从改变国家权力架构，直接削弱国家治理能力的角度作分析。
习近平以及手下人抓权，将李克强总理排挤出核心决策圈子，并把政府部门和工作职权纳入某种非正常的个人关系式运作中，这实际上是皇权宦官政治——“内廷架空并挤兑外廷”的现代版。这种非正常的运作，明显地削弱国务院履行政府行政职责的能力。其后果之一就是：包含着中央政府促进改革发展一揽子计划在内的李克强总理的施政蓝图变成一纸空文，不仅未能推进发展，甚至连6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人民币之下的贫困现状都没能改变。
鉴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给中共党自身造成极大危害的教训，中共党1980年2月颁布施行的《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曾经特别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用其他形式的组织取代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领导”这句话，在习近平时期颁布的新《准则》中也消失了！
个人集权是中共党内的常态。当习近平以深化改革名义扩张个人权力时，尽管议论不一，但是中共党、中共军队包括中国社会，都默认接受了。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改变胡锦涛“九龙治水”“软中央”的有力措施，“成立最高规格的统筹决策领导小组和委员会是国家顶层决策机制的重大变化”，”是顶层设计，构建新权威“。
回看十年，可以清晰地看到习近平抓权的套路：以加强党的领导深化改革为名，把国家机器的所有权力资源（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军队）先集中到虚化的”党中央“手里，再把党中央与自己划等号，从而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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