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RFA 20120816
作者臉書：自由理應高於故鄉，看不透這一點的中國知識分子，必定遭遇滅頂之災。初到臺灣的齊邦媛，剛開始只是將這裏當作暫居之地，隨着時間的流逝，她纔對臺灣有了越來越強烈的歸屬感。流亡者以流亡之地爲家，才能重建尊嚴與自信。此書以巨流河開篇，以啞口海收尾，如一生顛沛流離的蘇東坡所云“此心安處是吾鄉”，到此境界，何須“葉落歸根”？如果用受希特勒逼迫而不得不長期流亡異鄉的德國文豪托馬斯•曼的話來說，就是：“自由在哪裏，祖國就在哪裏”。如果用對共產黨統治洞若觀火的歷史學家余英時的話來說，就是：“我在哪裏，中國文化就在哪裏。”這是對自我何等豪邁與自信，這也是對文學和文化的信賴與期盼。《巨流河》所揭示的，亦是同樣的道理。
齐邦媛的自传《巨流河》被誉为“一部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一部台湾文学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记，一部用生命书写壮阔幽微的天籁诗篇”。从二十年代至今，中国的硝烟与烽火、奋起与沉沦，中国人的挣扎与流亡、希望与彷徨，如同白山黑水之间的巨流河，有时波涛汹涌，有时宁静如海，有时冰封凝固。读《巨流河》，不禁让我想起同样刚毅卓绝的东北女子萧红的《呼兰河传》，她们不约而同地以河流命名毕生心血之作，而她们真正抒写的不是河流与土地，却是写不尽的人的心灵世界。
《巨流河》中最让我感动的部分，是写三、四十年代在抗战的生离死别中仍然弦歌不断的学生生活。齐邦媛有幸获得了那个时代中国最好的教育——可能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好的教育。她先后就读于南开中学和武汉大学，尽管校园由北而南、由东而西迁徙数千里，从校舍到图书，无不因陋就简，但那时的学生遇到了一群学贯中西、忘我教学的老师——张伯苓、朱光潜、吴宓、钱穆……这个蓝衫白裙的女孩，得到了这群若群星灿烂的大师的指点，由此奠定了其学术道路上的第一块基石。
那个时代，也是知识界、舆论界和学生普遍左倾亲共的时代。齐邦媛神奇地拥有了对“土共”的免疫力。我原以为“土共”一词是香港人的发明，其实齐邦媛早在四十年代便以此轻蔑地称呼共产党。《世界日报》专栏作家东方珠在《“土共”之争》一文中谈及港人关于这一称呼的争论：《信报》健笔林行止就“土共”二字，与曾受温家宝单独接见的吴康民笔战。林行止为文批评“土共”回归后有大翻身想法，引来吴康民强烈反驳，指“土共”带有贬意，批评林行止其心可诛。但林响应说“大地养育之功有赖土壤，土有生机厚德之寓意，让港共冠上土字，应是过誉！”如果不是幽默的话，林的这一说法显然是强辩。东方珠则貌似公允地说，既然“土共”一说让当事人不舒服，他就绝对拒用。但在我看来，“土共”就是“土共”，就是对这个祸国殃民的群体的蔑称，他们的滔天罪行令她们只配得到这样的羞辱，何须为其解下紧箍咒？即便优雅如齐邦媛，也在书中频频使用“土共”一词，何须大惊小怪！
与爱书人为敌的“读书会”
齐邦媛在书中写道：“我记得常听父亲说，一个知识分子，二十岁以前从未迷上共产主义是缺少热情，二十岁以后去做共产党员是幼稚。”这句话出自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爱因斯坦长期左倾，说这句话不足为奇。但这句话绝非真理，因为共产主义在本质上就是邪恶的，即便年轻时代也不应当受其诱惑。
齐邦媛从未对共产党及其虚假的主义有好感。让她认清是非的一段重要经历是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读书会”。那时，一名姓侯学姐带她去参加读书会，读高尔基的《母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唱很多俄国民谣和《东方红》。这时，父亲给她写信说：“现在各大学都有‘读书会’，是共产党吸收知识分子的外围组织……吾儿生性单纯，既对现在功课有很大兴趣，应尽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图书馆多读相关书籍，不必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于是，齐邦媛埋首学业，不再参加此类“读书会”。结果，侯姐姐立即翻脸，大声骂她“贪官污吏的女儿”。齐邦媛深受伤害：“这是我独立为人第一次见识到政治的可怕与谎言。在我生长的家庭，革命与爱国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义的，最忌讳翻脸无情，出卖朋友。”而共产党革命首要的要求就是“翻脸无情，出卖朋友”。
差不多三十年后，齐邦媛访学美国，偶遇从大陆出来的留学生、《革命之子》的作者梁恒。梁恒向她讲述了“文革”的背叛与残暴。齐邦媛追问道：是什么样的政治魅力驱使数代的青年，从学潮到“文革”，相信只有推翻和摧毁才能建立新中国？这些人的心，若非变成麻木无情，必也是伤痕累累，如何得以平复回到正常的人生呢？当他们长大，统治中国，那将是怎样的国家呢？今天中国的统治者，不正是红卫兵和知青一代吗？齐邦媛回想起当年侯姐姐骂她“没有灵魂”的场景，回想起共产党煽动的学潮队伍中仇恨的口号和扭曲的面孔。如果一九四七年她没有应聘台大而留在大陆，等待她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呢？
又过了二十多年，台湾已经走向了民主化，曾在台湾被禁的苏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在台北书市中露面。齐邦媛感叹说：“看到这本书，如遇旧友，捧回再读。六十年前我所不懂的共产党政治狂热将我们赶出大陆，而他们自己也在各种大同小异的狂热中自相残杀多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回首前尘，真感百年世事不胜悲。我基本反共之心大约已有理性根源，那一类的书确实成为我判断的基础。”齐邦媛对“土共”的厌恶，是理性、情感和审美交织而成的结论。重视亲情和友情的她，怎么会为了主义而六亲不认呢？长期浸淫在济慈和雪莱诗歌中的她，怎么会喜欢粗俗煽情的共产党文艺呢？
那个“读书会”是仇视读书人的，当然仇视齐邦媛坚持的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不过，在国民党统治时代，青年学生毕竟有自我组织读书会的权利。而在共产党统治时代，组织“读书会”成了“颠覆国家政权”的重罪，北大学子杨子立等人因组织“新青年学会”入狱十年至八年不等。可见，“共和国”比“民国”来不知退步到哪里去了。
闻一多的悲剧
《巨流河》中写到很多三、四十年代的左倾教授，着墨最多的是闻一多。在学术传承的意义上，我算是闻一多的第四代弟子：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期的研究生季镇淮后来当过北大中文系主任，而我的研究生导师夏晓虹教授正是季镇淮的学生。因此，我对四十年代闻一多为何急剧左转的问题怀有强烈的兴趣。
不可否认，闻一多控诉黑暗和专制的道德勇气彪炳千秋。闻一多之死是一个悲剧，据史料分析，暗杀闻一多并非蒋介石下令，而是出于云南地方当局的意思，但蒋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闻一多死在中共夺取之前，也算求仁得仁。否则，以他自由奔放、搅动死水的个性，如果活到“反右”和“文革”，只能像吴晗、傅雷、老舍等人那样屈辱地自尽。
当时，闻一多以激进的左倾立场风靡大学校园，影响力让胡适、傅斯年等“右派”望尘莫及。当时，齐邦媛虽然崇敬站在讲台上讲授楚辞的闻一多，但对站在政治舞台中央翩翩起舞的闻一多有所质疑：“我们那一代青年，在苦难八年后弹痕未修的各个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号召，游行，不上课，不许自由思想，几乎完全荒废学业，大多数人沦入各种仇恨运动，终至文革……身为青年偶像的他，曾经想到过冲动激情的后果吗？”
闻一多是篆刻高手，当时在授课之余靠帮人刻章补贴家用。在闻一多的遗物中，有一枚没有完成的石质印章，印面写着“其愚不可及”！这个印章让人想起瞿秋白临行前写下的《多余人的话》。瞿秋白和闻一多是被误卷进革命洪流的书生，最终不能融入毛泽东的“痞子运动”。齐邦媛感叹说，无论怎么诠释，说是他在生死关头，“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留下这枚“自励章”表白心志，决心以“追屈原、拜伦踪迹的庄严表示”作最后的遗言，正常的读者很难不想到悔懊与自谴；到底他曾经写了许多情深意明的好诗，深研过文字的精髓，正要刻上石章的五个字，应是先在内心琢磨过它的意义的。虽然，在那狂热的两年中，他未必预见到自己的死亡，并未能给他深爱的国和家带来幸福。
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学者谢泳说过：“对社会现状的深入了解，生活的贫困化以及统治者的专制腐败，这些都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产生离心倾向和普遍左倾的客观原因。”《巨流河》中提供的对闻一多等人人生轨迹和政治立场变迁的近距离观察，再度印证了这一结论。而当时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校长对闻一多的评论极为中肯：“（闻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
自由高于故乡
当《巨流河》在港台炙手可热之际，中国大陆也想出版简体版。囿于绵密的出版审查制度，齐邦媛不得不同意大肆删减为一个“洁本”。人流亡了，文字也随之流亡，书犹如此，情何以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宣称“我没有敌人”，他不以中共为敌人；但是，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更利害千百倍的中共，何尝不是文化的敌人！当年，文学大师吴宓以“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的期勉，支撑齐邦媛一甲子以上的岁月。吴宓却惨死于“文革”之中，令柔和温婉的齐邦媛罕有地发出一声狮子吼：“这些老师所受之苦，是中国文人百年来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极致，即使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愤慨憾恨！”
书的命运与作者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德国作家阿图尔•霍利切尔的回忆录被列入纳粹焚书的目录。他在流亡路上向同胞呼吁说：“不要让我的书消失，消失得好像我从来没有写过似的。由于来自外界的麻烦，有的书面临着这种命运的威胁。在我的书中，那些用劣质纸张印刷的，你们要想办法用好纸重新印刷。那些已经脱销的书要再版。不要让我的那些能使你们和你们的后代更富有、更自由、更快乐的书消失。让那些白付了爱和痛苦而产生的书不至于是徒劳的！”在最后一页，他写道：“你们，读过了这本回忆录的你们，要记住一个人的苦难，别让他的呐喊成为那些装聋作哑的耳边风。拯救这本书吧，不要让它消失，好好保护火星！”一九四一年，他在日内瓦一个慈善组织的营地死去，念念不忘他的被焚烧的书。他所爱的，是文化德国，或如思想家哈贝马斯所言，是宪政德国，而绝非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同样的道理，中国的文化人，所爱的理应是文化中国、自由中国和宪政中国，而绝非共产党独裁的中国。
阿图尔•霍利切尔关于自己的回忆录的这段话，好似一篇为《巨流河》而写的书评。齐邦媛是幸运的，她如传灯者一般，后半生在美丽岛上守护着文化与学术的薪火。而在彼岸，“一九四九年中共进驻时，大多数学者留在大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留下者没有不说话的自由，由批斗侮辱中幸存已属不易，中国学术研究至此几乎形成断层。”半个世纪以后，齐邦媛访问大陆，重逢病榻之上的老同学鲁巧珍，鲁巧珍断断续续地喘息着对她说：“你到台湾这些年，可以好好读书，好好教书，真令我羡慕。”这句话让人黯然神伤，“好好读书，好好教书”本来是一个知识分子最低的生存需求，在毛泽东时代却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还有那些当年不辞而别、奔赴延安的同学，青春折翼，革命梦碎，历尽浩劫，所余者唯躯壳而已。
自由理应高于故乡，看不透这一点的中国知识分子，必定遭遇灭顶之灾。初到台湾的齐邦媛，刚开始只是将这里当作暂居之地，随着时间的流逝，她才对台湾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归属感。流亡者以流亡之地为家，才能重建尊严与自信。此书以巨流河开篇，以哑口海收尾，如一生颠沛流离的苏东坡所云“此心安处是吾乡”，到此境界，何须“叶落归根”？如果用受希特勒逼迫而不得不长期流亡异乡的德国文豪托马斯•曼的话来说，就是：“自由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如果用对共产党统治洞若观火的历史学家余英时的话来说，就是：“我在哪里，中国文化就在哪里。”这是对自我何等豪迈与自信，这也是对文学和文化的信赖与期盼。《巨流河》所揭示的，亦是同样的道理。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