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九天 / 数据：舟雨
歪脑 03/27/2024
浪花一波接一波, 拍打在王鹏脸上。他坐在船边，双手举着背包，挡在女儿脸前。又扭过头， 深吸一口气，催促身旁的妻子, 摸摸怀里熟睡的孩子, 以确保两岁的女儿真真还有呼吸。
与王鹏同行的，是20多位来自中国的偷渡者。他们的目的地是对岸的巴拿马，那是通往热带雨林的入口。此刻，快艇在夜色中颠簸，“一定要让全家人活下来”，这成了王鹏唯一的信念。远在万里之遥的成都，他曾经安稳的家——一栋别墅以及那套公寓，完全被他抛掷在了脑后。
这是2023年1月3日。最终，王鹏带着家人成功穿越了热带雨林，辗转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落脚。时隔一年多后，2024年2月，中国农历春节刚过，王鹏坐在洛杉矶罗兰岗高地（Rowland Heights）自己的新家里，向歪脑记者回顾起这一切，颇为感慨。让他颇为自得的，是不仅带领全家来到了梦想中的“自由国度”，而且，在中国如今低迷的房地产市场背景下，他竟成功地“隔空卖房”，脱手了在国内的房子。
“现在真正想要成交，一定要割肉的。不割肉，肯定卖不掉。”王鹏说，他就是“割肉”者。
而70岁的关平也很满意自己在2023年终于卖掉了东北老家的房子。“我这房子，25年前买的时候多少钱，卖的时候还是多少钱。我还挣了三万呢！”她说着，提高了音量。
关平的老家辽宁抚顺，曾经是中央直属的“煤都”，随着自然资源的开采枯竭，如今沦为“五线城市”。关平几年前跟老伴投奔女儿，移居美国。2023年秋天，老两口回了趟国，发现自家小区近一半的房子都空着。他们果断作出决定，把房子卖给了同一小区的一对老夫妇。她解释说自己的房子在当下还能顺利卖出去，是沾了一楼的光。因为如今小区里全是老人。
研究统计，2023年全年，中国重点城市的商品房交易量创了8年来的历史新低，二手住宅的价格显著下跌，成交量也远低于2021年。可以说，无论是五线萎缩城市还是一线重点城市，全中国的房屋交易市场，都在经历大萧条。而不幸的是，这场危机似乎尚未触底。
2021年，房地产巨头碧桂园、恒大先后爆出债务危机。挣扎了两年后, 恒大被勒令清盘。外界越来越多的声音怀疑：繁荣了20年的中国房地产经济，大势已去。而与此关联的，是近年来正在兴起的“润”潮。而在这场润潮前后，出走海外的国人，大多数人的房子还留在国内。那些因各种原因离开中国，不能像关平一样亲自回国处理房产的人，隔着屏幕，也目睹了自己房产的贬值。
卖房、“割肉”、挣扎，这些人与远方房子的关系，因为疫情、润潮，甚至“走线”，而被打上了独特的时代印记。可以说，这是一个关于房子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移民，以及勇气与挣扎的故事。
“那时候，不买房的话，不知道还有没有上车的机会”
【图略】2010年4月9日，在北京举行的房产交易会上，潜在买家在新楼盘高层公寓模型前聆听销售人员的讲解并阅读宣传册。(REUTERS / David Gray)
王鹏今年40岁，老家在山西。他在成都认识了妻子和她的一家，而后定居成都。在过去的十年，王鹏做二手奢侈品的生意，颇有积累。2016年，他用80万人民币在成都买了套高层住宅，孝敬老丈人一家。当时他想，成都人口多，都需要住房，“买房子肯定亏不了”。事实也的确如此，买后的一两个月，成都就开始限购，他买的那套高层住宅价格上涨飞快，两三年后，他给老丈人换了个老别墅，把那套高层住宅卖了，扣除零零总总的，算下来，还赚了30万。
王鹏在成都买房的2016年，程阳28岁，生活在上海，算是一名“沪漂”。回想起这一年的中国房市，程阳至今有种强烈的“魔幻感”。当时，她现在的丈夫（当时尚未成婚），研究生毕业后到了杭州做用户体验设计的工作。1月，在全国浩浩荡荡的“房地产去库存”形势之下，加上9月杭州承办G20峰会，杭州房价“暴涨”。相应的房市政策，每隔几个月都有变动。程阳记得，起初，在杭州买房完全不设限，后来，外地家庭限购一套住房。到了2017年年初，限购范围扩大，外地家庭需缴纳两年的社保才能买房。
彼时的中国，“房市”如火如荼，似乎人人都在谈论买房的事情。2016年媒体上的“房市大事记”中，杭州千人抢388套房源的场面，被列为难忘的一幕。二手房市场，也同样“疯狂”。程阳回忆，当时有房东，今天报一个价格，“隔一天就涨了十几万”。每天同事间讨论的，也都是房价。程阳和男友愈发感到急迫感，“不买的话，都不知道还有没有上车的机会”。
带着对婚房的憧憬，和对杭州生活的向往，毕业不久的程阳和男友咬咬牙，用300多万人民币买下了一套“二手房”。双方父母替他们交了100多万的首付，他们自己来还房贷，一个月1万多。三室两厅，精装修，一百多平米，上一个房东只住了1年左右，这对新婚夫妇住得很满意。
没想到，一年多后，程阳的先生拿到了美国的工作机会。他们核计，先到美国这边试试看，但国内的房子绝对不卖，“回去了还要住”。毕竟是自己的家，他们当时“连出租都舍不得”。临出国前，他们用手头的闲钱又买了套30平米的小房子。“当时不知道该怎么投资，就又买了房子。”程阳解释。
程阳夫妇的决定，背景是当时还在高歌猛进的中国房地产市场。
过去二十年多年来, 房地产曾经长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房地产占中国GDP的比重, 从1998年的4.0%飞跃至2020年的7.2%。多年来, 房地产开发商们创造了建筑、绿化、油漆、房屋中介等无数的就业机会，地方政府从变卖土地创造营收，银行从贷款中稳赚，民众从不动产投资中获利，多方力量共同造就了中国房地产的神话。在那个"全民买房"的年代, 房子是国人心中，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中国人嘛，这一辈子，可能就是一套房产吧。”在电话那头，Robbin也向歪脑记者感叹。1年多前，他在加拿大刚成功卖掉了西安的房子。
2020年，疫情爆发前的一周，Robbin飞到加拿大探亲，他的儿子在新斯科舍省读初中，妻子在陪读。原本只想呆2个月，没想到疫情接踵而至，国内封锁，航班取消。“等待”似乎看不到尽头，他从起初“格格不入的陌生感”，到后来渐渐喜欢上这里简单的人际关系和淳朴的民情。Robbin在国内做的教培行业，在这时惨遭“灭顶之灾”。几个月后，他决定，索性就办个移民，留在加拿大。
当然，移民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加拿大的永久居民卡——枫叶卡，对英文语言，工作经历等都有要求。人到中年，Robbin的英语在大学毕业后早以扔掉，很难从事专业性强的工作。像大多数中年移民一样，他放弃了自己多年的专业，鼓起“从零开始”的勇气。送过外卖，去酒店兼职整理过房间，直到后来，他找到了份行政助理的工作，这才具备了移民的关键一步。更不易的是，要重拾英语。Robbin在家自学雅思，请加拿大外教练习口语，努力备考，一次又一次，终于“刷”过了5分的要求。
“国内的房子是一定要留着的，”Robbin出国前，在这套130平米的房子里住了五六年。他那时核计，枫叶卡万一被拒，回国总得有个住处。但最终，他还是咬着牙，于2023年秋天，忍痛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如今，他回望自己下决心“入手”这套房子的那一年，是2014年。那之后，西安房价起起伏伏，到2017年，西安房价一度飙升，他的房子也翻倍升值。“可疫情到现在的这两年，变化太大了。”Robbin感叹。
“我对中国的未来没有希望，为什么不早点把房子卖掉呢？
2023年6月2日，一名购房者走过他在中国浙江省宁波市购买公寓的小区的建筑工地。 2022去年夏天，一股抵制抵押贷款的浪潮席卷全国，因为资金短缺的开发商难以筹集足够的资金来完成他们已经提前出售的房屋。（AFP / Hector Retamal）
每一个主动或被动离开中国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中，心路与现实纠缠，最终促成了他们的“润”之途。王鹏和Robbin也不例外。
生活在成都这样一座休闲的城市，王鹏也曾经享受过自己“感觉满意”的生活。他的老丈人喜欢种菜，别墅的楼顶正合适，前后有花园，住得宽敞。他跟妻子女儿住在另一套高层住宅，是万科的地产，透过29楼的窗户，可享受当地“东湖公园”的美景。可唯独有一点，在中国，王鹏算是一个政治异见者。他常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冒泡，也翻墙上推特，发一些“敏感内容”。
王鹏对于中国的信心开始走下坡路，是从习近平修改宪法、为“终身制”扫平法律障碍开始的。2022年的上海封城,，让他坚定了离开中国的念头。这年他38岁，原想申请留学出国，让妻儿来陪读，不料签证被拒两次。他还想再试，可突然发现“时间等不及了”——他给流亡的异见艺术家华涌捐款，被警方得到了消息。2022年11月，他接到自己居住的成都锦江府河社区警方的电话，请他去配合调查。王鹏说他当时感觉“情况不妙”，立即托人，当晚就开了泰国一家私立医院看病的预约单。第二天，也就是2022年11月8日，夫妻俩抱着不足两岁的女儿，拎着两个行李箱，匆匆离开成都，搭上了去泰国的航班。
刚下飞机，他就体验到久违的“烟火气”。“曼谷人山人海的，全是逛街的人，还有摩托车的喧闹声。”王鹏回忆，而那时，国内大部分城市还在封锁，商铺没什么人气。眼前的图景，让他心里清楚，他和全家将会踏上一条不归路。他最终的目的地是美国——他理想中的自由国度。他决心踏上“走线”之旅。
【图略】王鹏和家人落地泰国。（受访者提供）
这是一条从南美走陆地抵达的偷渡美国之路，俗称“走线”。选择这条路的，多为委内瑞拉人、厄瓜多尔人和海地人，近几年, 越来越多出现中国人面孔。外界认为, 这是中国的普通民众, 经历了严苛的新冠疫情封锁政策, 面对经济衰退和越来越多的政治抑郁，开始“自救”的表现。数据也证明了这股潮流，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统计（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 仅2023年10月至2024年1月，非法穿越美国南部边境，被临时拘留的中国移民就超过1.9万。而从2013至2022财年，这个数据的总和只有不到1.5万。
据报道，“走线”者多为青年男子，也有女性和携家带口的。相比留学和工作赴美，选择“走线”的多为中国中下层阶级，王鹏算是例外。这一路危险重重，丧命，打劫或被捕屡见不鲜，也花费不菲。王鹏向歪脑记者数算，“走线”这一路，他一家三口花了40万人民币。最大的一笔, 是每人6800美金（约合47600人民币）的“保护费”，当地的“蛇头”会接应护送，躲避移民局和警局，送达墨西哥边境，俗称"大包"。
一路历经艰险，终于，王鹏一家在离开中国三个月多后，抵达了美国。此前，王鹏只想着全家活着到美国，如今，他开始感到异国新生活的负担。他们在加州的住处，是用车库改造的，两室一厅，水电费全包，一个月租金$1700美金（约合11,900人民币）。他英文底子差，为了谋生，只得先去中餐馆打黑工，“杀牛蛙”，每天8.5个小时，老板付他130美金，还没达到加州最低时薪标准，远不能负担一家人的开销。王鹏和妻子算了一笔账，基本上平均每月要从积蓄中拿出1500美金左右，才能把日子过下去。但他说自己并不后悔当初的决定与选择。
而对Robbin来说，从最初决定送儿子出国读书，到全家最终落户加拿大，这个心路，其实也并非偶然。
Robbin回忆，自从儿子上初一，他就开始担心孩子的精神焦虑和身体煎熬。孩子考上的是重点初中，每周每月大考小考不断。教育局虽然明令不能排名，但学校都在偷偷排名。老师时不时要找家长谈话, 要重视孩子教育。他和妻子向来主张宽松的教育，让孩子顺其自然发展，但眼下这“内卷”的环境让他们难以接受。偶然的机会，Robbin和从事移民中介的朋友聊天，听到朋友说，现在很多普通人家的孩子也能出去留学。他抱着试试的态度，结果花了不足两万元人民币，把签证和学校申请都办下来了。地点是中介推荐的——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大西洋边上的一个小省份。那里华人不多，“英文环境好”。
在孩子出来之后，他探亲遭遇了“疫情”，滞留在加拿大，最终“因祸得福”，经历过一番努力，全家于2022年6月得到了枫叶卡。而真正开始北美生活后，他才发现，自己出国前虽然多少有些积蓄，但在异乡要生活，就不能还“放不下”国内的生活。此时，他在国内的房子，曾经温暖舒适的家，已成了拖累。每个月的房贷、物业费，让他觉得负担累累。
“原来在中国觉得两千块钱没多少，现在（国内）一分钱不挣, 每个月再还房贷，就觉得自己好像唐僧肉，任银行宰割的感觉。”Robbin说。面对房市下行，他既生气又无奈，又不敢断贷，怕房子被没收，这才开始考虑卖掉国内的房子。
离开中国时，王鹏来不及处理房子，“自己的财产嘛，自己辛苦挣的，你肯定想要。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房子都不重要了，我必须走。”后来，他偶然得知能远程卖房，可以通过网络视频公证，委托国内的亲人代理卖房。他立刻开始着手卖房。其中最大的担心还是怕房子被扣押。另外，就如他说的：“我对(中国)的未来没有希望，为什么不早点把它卖掉呢？”
“现在的市场，你不想割肉的话，肯定卖不掉”
【图略】2021年10月5日，一名妇女走过北京销售办公室外展示各种待售和出租房产的广告牌。（AP / Andy Wong）
2023年9月的一天，美国西岸时间凌晨1点，王鹏叫醒睡梦中的妻子。他刚从中餐馆下班回来没多久，喊妻子起来，是因为要一起坐在手机屏幕前连线。屏幕那边，是成都某公证处的工作人员。王鹏手握身份证，证明自己的身份，并回答公证员的问题。40分钟后，视频结束，王鹏长舒一口气。他没想到视频委托公证这么容易，心中窃喜，自己没受到什么刁难。不过，很快，他的心又悬了上来，如今办好了委托，就要加紧卖房，一天不能耽搁。“晚卖一天，就会增加被扣押的风险。”
“视频公证”无疑是海外卖房者们的福音。对已经身在海外的人来说，如果要处理房产，不用专门跑回国一趟。拜国内前些年火爆的房地产市场，以及各地推出的“便民服务”，还有越来越普遍的网络办公系统所赐，当事人通过和国内的公证处工作人员视频电话，花2000元左右的人民币，就可委托国内的亲人或朋友代为处理国内的房产。
Robbin最初听说这个消息，感觉“有点不太相信”。2022年初，他听人说，如果要卖掉国内的房子，需要专门跑一趟加拿大的中国大使馆，出具证明才可以委托。那时他觉得麻烦，就一拖再拖，过了小半年，眼看着国内房价越来越不景气，他这才有点着急了，就赶紧着手，这才发现，委托公证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从2022年到现在，相比新房, 中国二手房市场价格跌幅更为显著，房子越来越不好卖，不管王鹏或者Robbin，他们都深有体会。
王鹏早在国内筹划留学时，就有卖房的打算。他家的别墅属于2009年的老别墅，2019年年末花320万人民币买下的，2022年6月，中介建议挂上去的价格是450万。过了一年半，到2023年11月，他真正着手卖时，中介告诉他，“现在挂的人太多了，没人买。”他自降50万，无人问津。又降到350万，看房的人也很少。他干脆一口气降到一个“令人心动的价格”——320万人民币。
降价后，王鹏又给中介交了些推广费，果然在两个月内就把别墅卖掉了。但扣除贷款中介费等，到手只有190多万，算是亏了一大笔。“现在的市场，真正想要成交的，都是要割肉的,” 王鹏笑笑，“不想割肉，肯定卖不掉。”
Robbin的卖房心路，也是从最初的“满怀希望”，到最后的“能卖掉就不错”。从一开始下决心，到最终卖掉房子的六个月间，他至少降了三次价。第一次是2022年春天，他以200万挂牌不久，主动降到了180万。此时，有人愿意以174万接盘，但他寻思，毕竟是第一个客户，主动权还在自己手里，于是坚持要176万，“否则免谈”。“结果就失之交臂，后来再也没人出这个价了。”Robbin悻悻地回忆。后来，经过几个月的“消磨”，他越来越意识到，“晚一天卖只能更亏。”最终，扣除中介推广费, 他的房子于2022年冬天以150万左右成交。
“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益同不到三十岁，现居北美，从事媒体行业，前不久，他帮妈妈成功地卖掉在东南沿海二线城市的一套高层住宅。益同认为，很多卖家就是不愿松口价格。“不愿主动降价格，就会被动降价。继续拖下去，损失更多。”他说。
2022年年底，中国突然放宽了“防疫管控”。2023年年初, 全国二手房房价有小幅回升，益同的家人们暗喜, 觉得挺过了房地产的严冬，想等经济好转了再卖个好价钱。但当时媒体爆出好几家房地产巨头的财务危机，让益同断定国内的楼市“有更大问题”，得趁着经济短暂复苏的“逃命波”，把房子赶紧出手。
一般来说，卖家的挂盘价多数虚高，留些砍价的余地，也会参考同小区的价位。益同妈妈起步挂到320万人民币，几周下来没什么动静。益同经手妈妈的房子后，“大刀阔斧”降价，先降到了整个区域的最低——308万。“价格有零有整，就会给人一种正式的感觉”，他还把房子一次性开放给片区内的所有中介，让他们自由竞争。三周下来，来看房的明显增多。他甚至想用拍卖的形式，以280万作为低价，由买家来竞价，但考虑到房地产下行的趋势，还是采用了传统“开高讲低”的模式，最终以298万成交。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靠卖房致富的日子好像一去不复返。人们听到的卖房故事中，成功卖掉的是少数，而更多的，是失败者的徘徊和叹息——“如果当时稍微挂低一点，也许早就卖掉了”。人们后悔，没有清晰的判断力和十足的魄力。“市场涨的时候贪婪，市场下跌的时候又比较恐惧。”长期做房屋中介行业的杨菁华在接受歪脑采访时，这样评价卖房者的心态。
“如今我还得贷款，还得还贷，还是房奴”
【图略】2021年12月8日，一名男子走过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在北京的住宅小区。( AFP / Noel Celis)
对准备定居在美国的程阳来说，最终决定狠下心来卖掉国内的房子，还是因为婆婆生重病，需要换肾，这会是一笔上百万人民币的开销。
自从2017年年底来到美国，这对小夫妻就有了新焦虑。程阳先生两年都没抽中工作签证，“随时都有回国的风险”，最后一次终于抽中了，还是担心，“排绿卡也是很漫长的过程”。对大多数移民来说，在拿到“枫叶卡”或“绿卡”这样的永久居住证前，他们的头上都悬着一把剑——前途的不确定性。这是心头大患，也是沉重的负担，紧逼着他们，从一开头就做了双重打算——国外的房费不能少，国内的房子也不能丢。
程阳说，决定卖掉国内房子的那段时间，除了担忧婆婆，她还承受着多一重的痛苦。因为正在办理“绿卡”不便回国，她请国内的朋友去清理房子。除了一屋子的家具，她最舍不得的，还是房子里承载的记忆。比如朋友送给她的猫猫石头画，怎么也找不到了。清理房子的那段日子，她“心如刀割”。
“你知道那种感受吗？ 以前我连租都不想出租的一个房子啊，”程阳哭着说，“但经历了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跟自己的房子没有什么关系了。”
2023年春节后，程阳把房子挂到网上已经几个月，不幸的是，婆婆还没来得及换肾，人就过世了。没了医疗费的紧迫感，程阳和先生忙于悼念，无心打理卖房。如今转眼两年了，程阳依稀记得，2022年还有零星看房的，2023年就悄无声息了，中介告诉她，五月份整个片区没有一套房子出售。在失望中，他们一步步看清了事实，决定把房子出租给中介公司，房租每月5500元人民币，中介公司一年只付给他们10个月的房租。这远不能负担他们每个月1万多元的房贷。
程阳是重度抖音用户，“抖音上全都是唱衰房市的”。眼看着跟中介公司续签的日子就到了，“唉，现在能维持房租就okay了”，程阳叹了口气，“（国内自己的房子）不奢望涨房租了”。而与此同时，他们在美国的房租还在继续上涨。
王鹏在成功卖房后，请国内的几个朋友，在2023年年末和2024年年初，分批把钱打给他。歪脑采访的那些成功卖房“上岸”的人，大多都不愿过谈及如何处理房款。按照中国目前的政策，如果一个人离开中国到海外定居，可以申请一次性的个人财产转移，但需要向中国政府提交大量资料。在严格的监管下，在民间，要把房款这样的大笔资金运出来，最常见的就是“蚂蚁搬家”，也就是请亲友帮忙，把人民币换成外币，陆续转出中国。而中国施行外汇管制, 每年个人仅有5万美金的购汇额度。与此同时，“地下钱庄”等非法途径，也被中国政府严查。
王鹏与家人在美国买下新房。（受访者提供）卖掉国内的房产后，Robbin在加拿大买了套独栋别墅，有前后院子，但他的家底也因此基本空了。孩子上大学要花钱，他开始寻思着其他的营生。他说没觉得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太大改变，“还得贷款，还得换贷，还是房奴。” 电话那头，他笑着说。虽然生活压力依然不小，但卖掉房子后，他还是觉得轻快了不少。如今的他，比在国内更忙。他换了份照顾特殊儿童的工作，下班后，时不时还去送外卖补贴家用。他还在琢磨着如何做西安凉皮，并试着在朋友圈中推销出去。
在房地产下行的浪潮中, 有媒体报道,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不再执着于拥有自己的房子,重回出租屋生活。但对已经居住在美国的程阳来说，却并非如此。“对我来说，可能房子还是真正的家吧。”出生于1980年代的她，认为对自己和她的父辈这一代来说，买房还是件至关重要的事。
很难讲，“安家立业”、“家国天下”的传统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国人。但国人对于买房的热衷, 作为一种文化基因，也跟随着他们, 移植海外。曾经做了二十多年房地产开发的杨菁华，2018年投资移民到了美国，转行做房屋中介。他观察到，这些八零、九零后的留学生成家后，还是“比较喜欢买房”，尤为亲睐“学区房”，大概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不过, 如果未来回国，程阳也想找个小地方定居，不在杭州，“鹤岗是个不错的选择” 。她嘿嘿一笑，说看抖音上说只要五万元，鹤岗的一套房子就能搞定。那里虽没有很多工作机会，“但也不会有那么多负担。”有趣的是，当记者问起她，如果重回2016年，会做出什么不一样的选择？她想了想，回答，“还是会选择买房。唯一不一样的，我会问自己，为什么不更早点买房子？”
2024年初，王鹏陆续收到了朋友们打给他的卖房子的钱，他算了算，有50万美金。现在他悬着的心终于掉下来了。他和妻子转手就在加州的丰塔纳（Fontana）买了一套价值85万美金的房子。因为看着加州渐长的房价，王鹏的妻子心里着急，怕“再不买就没有上车的机会了。”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Robbin, 程阳和益同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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