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作家方方在西方出版日记被围攻。时评人长平指出五毛话语两大变化：从“迎合西方文化”到“没有讴歌政府”，从反驳直接批评体制到攻击“客观上可能被利用”。
（德国之声中文网） “犹大——从苏联滚出去！”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苏联“小粉红”上街游行，高呼口号，要求将他驱逐出境。此前，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不能在俄国出版，辗转到意大利面世。
我只是突然想起它来。一个作家因为写作而被“祖国人民”辱骂，甚至迫害致死，这样的故事太多了，是专制社会的家常便饭。我至今还记得年轻时坐在午后的阳光中阅读《日瓦戈医生》的情形。它缓慢而抒情地讲述着人性、爱情与时代，为什么成为作者的罪行？
我不希望听见人们为方方的《武汉日记》辩护说，她写得非常温和，也肯定了政府抗疫的成就，讴歌了“正能量”。首先，这是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污辱。其次，这种辩护是无效的。“新中国”的第一起大规模“文字狱”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逮捕、隔离和停职反省两百多人，清查两千多人，其间的“罪证”又有多激烈呢，不过是领导和领袖不高兴而已。
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我们才不会对方方被围攻的闹剧惊诧莫名。也许正如胡锡进在和她的最新争论中所说，“你被‘打倒’了吗？你不是都好好的吗？……你总体上应当算是我们社会每一个时期的幸运儿。”他说得没错，在这样的社会，一个作家出版日记被辱骂，而不是被“打倒”，已经算是幸运儿了。这让人想起香港中联办前主任张晓明的名言：“你们能活着，已显出中央的包容。”
从后殖民批评到“NMSL”
“五毛”作为一个词，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但是，作为一种职业，则和专制权力一样久远。我还记得，1988年张艺谋改编自莫言小说的电影《红高粱》从柏林捧回了“金熊奖”，很多中国人为之感到骄傲，同时也引发了持续的争论。这部电影以及张艺谋后来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作品，被认为展示中国的贫穷、落后和蛮荒中的生命挣扎，迎合西方文化中的东方主义审美趣味。“关注社会阴暗面”、“家丑外扬”、“被人利用”等“五毛”话语，在当时已经是被反复嚼过的牙慧了。
但是，“六四”前后的舆论环境，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跟现在“递刀子”、“真是很恶毒了”、“吃饭砸锅”、“NMSL”、“CNMB”这种粗鄙而功利的表达不一样，当时主要的批评还是文化理论的讨论，或者是披着文化的外衣，所谓后殖民批评理论。
当时的刊物出版和今天的互联网生态大不一样，很多粗话没有地方骂出来。不过，我们也不能假想今天的中国网络是自由表达的空间。一切尽在官方掌控之中。即便是“五毛话语”，大多也是根据官方发布的底稿照本宣科。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即便认为“家丑外扬”，当时谈论的主体也是中国文化或者中国人。而今天，方方受到攻击的重点之一，是没有讴歌政府的抗疫成就。给西方人“递刀子”的意思，也是让西方人利用来摸黑中国政府，攻击专制体制！而在当时，张艺谋、莫言等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戴着反体制的光环而引人注目的。跟这个变化相关的是，此二人后来都成了体制的装修工。
温和的批评成了最刺耳的声音
当时的人们无论如何想不到，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等诗句奠定反体制诗歌英雄的北岛，会在三十年之后被年轻人用“NMSL”、“乐色”（意思是垃圾）来攻击。同样被鄙视为“乐色”的作家还有严歌苓、白先勇、张大春、高行健等等。
北岛并没有直接批评过现政权，只是贴出了一首关于苦难的诗歌。关心民间疾苦从来都被视为中国诗人的高尚人格。“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习近平在2014年的一次讲话中，把郑板桥这首诗解读为对官员政绩的讴歌。不仅如此，关怀民间疾苦也被官方垄断。文人墨客再来吟诵，要么就别有用心，要么就用心良好但是“客观上还是可能被利用”。
“ BBC此时播出杜甫的诗作，不知是何用意？杜甫是一个专注于社会阴暗面的诗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就是他写的。现在其诗作被翻译成外文，虽然不能怪他，但客观上还是有可能被利用。”网民写下的这段话，与其说是讽刺，不如说是现实的写照。这是模仿胡锡进的惯用逻辑。比如，他在谈到方方的《武汉日记》时说，它 “不会是一般的纪实文学交流，它一定会被国际政治捕捉到。很有可能的是，在未来的风浪中，中国人民，包括那些曾经支持了方方的人，将用我们多那么一分的利益损失来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单。”
围攻方方，是因为她的话语还有传播的空间。那些直接地、激烈地批评政府的人，比如陈秋实、方斌、李泽华、许志永、许章润和任志强，公众当他们不存在。 一段网络流传的话语，说出了这种变化——
在消灭了尖锐的批评之后，温和的批评就成了最刺耳的声音，也会被消灭掉；在批评被消灭后，调侃又会无法容忍；在声音都被消灭了之后，沉默又被视为无声的反抗；接着就会要求赞美，然后再消灭那些赞美得不起劲的；最后掌声无法停下来，因为先停止鼓掌的就会先被消灭掉。
——德国之声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