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专门针对个人的决议：他们宣布作家索尔仁尼琴是"苏联作家的叛徒"。
这个因为一句批评斯大林的话，在苏联劳改集中营中被关了8年的"叛徒"，当时写了揭露黑暗的劳改制度的小说《第一圈》和《癌病房》，正饱受批判。苏联官方新闻媒介和文学刊物开足马力，开始对他的作品、人品进行"围剿"。不仅指控他有"反苏情结"，"放纵自己仇恨的感情"，还说他是"叛国贼"，拿了西方的钱，替敌人说话……
迫于无奈，索尔仁尼琴只能悄悄将作品送到欧洲，才得以顺利出版。两部滴着血泪的作品引发了巨大反响，在为索尔仁尼琴带来巨大声誉的同时，也带来了无数的麻烦。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苏联作协开除，日常活动受到克格勃的严密限制和监视。
1970年10月，在国内受尽白眼的索尔仁尼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苏联当局大为恼怒，不仅不允许他领奖，还发起了新一轮针对他的全民批判。索尔仁尼琴回忆说"报纸上的辱骂时起时伏，时高时低，仿佛波浪型的洋铁瓦片一样。"
1973年，他的描写苏联劳改集中营代表作《古格拉群岛》在巴黎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被揭了家丑的苏联当局彻底怒了，以叛国罪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并宣布剥夺他的苏联国籍。他流亡美国二十多年，直到苏联解体才得以归国。
而今，索尔仁尼琴被称为"俄罗斯的良心"，成为这个为世界带来无数黑暗记忆的国家为数不多的亮点。死前还获得了俄国文化领域最高奖——杰出贡献国家奖。
看到这里，你一定已经想起了什么。历史就是一种很悲催的玩意——总是在不断的重复。对比索氏所遭受的一切，武汉作家方方女士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我确信也好不到哪儿去。关于她"暴家丑以出名""为反华势力递刀子""吃作协的饭打大国的脸"等等叫骂，在整个疫情期间贯穿始终，不绝于耳。等到她终于如索氏一样，只能在国外出版自己的作品的时候，被冠上各种卖国高帽也算是意料之中了。
几十篇个人对于疫情的感受和记忆能不能承担起这些叫骂，是一件让人非常疑惑的事情。单单从深度上来说，方方女士记录的东西，和索尔仁尼琴揭露的集中营血泪相比，其实已经是非常的温和。偏右的人甚至会觉得她写得不痛不痒。
但诡异的就在于，当批评已经成为原罪的时候，温和已经等同于叛国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就在于，针对方方的叫骂中，最刻薄、最恶毒、最可笑的很多是来自于民间。站在官方的立场，不喜欢一个不按剧本操作的文字匠人逻辑上是可以理解的。而本该从方方的记述和表达中有所震动有所感思的普通民众，反过来唾弃、撕咬记录自身苦难的良知和勇气，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对于很多铁屋中沉睡的人而言，幸福就是在虚幻的梦中窒息而亡，任何唤醒都是不可饶恕的背叛。愚昧最不可挽救的病症并不是容不得一点风骨与思想，而是驴子发自内心的认同了拉磨的生活，凡是不肯跟自己一道拉磨的，必是外面有了新主子。
这类可笑的驴子，内心又往往有一丝自得的聪明——懂得如何安全的表达爱国的热情。比如那个被职业打假的徐晓东几十秒KO的太极大师"雷雷"，就趁着全民揭批方方的机会，公开号召武林同袍结队痛打方方。一个出身于卖大保健的油腻中年，面对一个65岁的老太太燃起这样的勇气，确实让人感叹徐晓东当年下手太轻。
更有甚者，武汉市中心的武昌区大东门一带甚至出现了一封久违的"大字报"，指斥方方"享受着种种国家体制内优好的福利和待遇，却干着严重伤害构陷国家的事情"，威胁说"要求方方……削发为尼或者以死的方式向国人悔错谢罪，否则，我个人将会以中华民族那种古朴的侠义方式，对方方你进行文攻武伐"。
不知道这两头热衷于所谓"文攻武伐"的驴子，会不会对社会领域其他的问题有如此的撕逼勇气。当他们申冤无门，诉说无路，或者蹲在自家的拆迁房前吃面的时候，会不会依然如此豪气干云。但我可以肯定，面对训诫书的红线，他们断然不敢说任何一句不是。"他们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在免费的时候才是慷慨的，在浅薄的时候才是动情的，在愚蠢的时候才是真诚的。"这才是他们飞扬跋扈的爱国热情的本质。
索尔仁尼琴的《古格拉群岛》单从文学角度看，其实并没有多么的具备开创性或者多优秀，很多评论家甚至认为他写得琐碎、生硬。但它之所以在全世界得到广泛的赞誉，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是在万马齐喑的环境之中，在备受压抑、全民胆寒的恐怖时代，倒了实情、说了真话。这恰恰是一个作家最应具备的可贵品质，仅此而已。
方方女士的日记亦是如此。也许有随意、有疏漏、有很多文学上还可以讨论的地方。但是这份日记之所以有今天的声望，并不是因为她的文学性。最大的价值，正是缺失在万千生命堆积下的疫情中的真实。还有什么比这个时代买少见少的真话更可贵？
如果一本日记就可以出卖一个民族的情感，那么这种情感该是多么的廉价和低贱。那些怼方方的怂货们，更像是这个民族百年不愈的伤疤，每一次解开，都是始终如一的恶臭。
2020/4/17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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