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院3月2日決定針對特定受中共控制的5家媒體採取人員限額限制。圖為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3月5日在國務院簡報會上發言。Getty Images
中國外交部在3月18日凌晨宣布，要求《美國之音》、《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時代週刊》等5家美國媒體駐中國分社向中方申報在中國境內所有人員及資產，同時要求紐時、華日、華郵等3大報年底前記者證到期的美籍記者10天內交還記者證，今後不得於包括港、澳在內的中國境內繼續採訪工作。
這是中國對美國國務院3月2日宣布，將對《新華社》、《中國環球電視網》、《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中國日報》和《人民日報》在美代理機構美國海天發展公司等被列為「外國使團」的中國官方媒體實施人員限額，現160名中國籍員工，需在3月中旬前減至100名；國務卿蓬佩奧表示，希望此舉能促使北京以更為公平與對等的方式，對待駐中國的美國及他國記者。
而美國這個行動又是對《華爾街日報》2月3日刊登由美國智庫「哈德森研究所」研究員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撰寫的一篇名為「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文章，因而中國下令驅逐該報3名記者的回應。
波及香港的中美媒體戰爭
所以這個相互驅逐的「媒體戰爭」是中共發動的，而且中國的手段更為激烈：第一、美國僅是限縮中國籍成員數量，中國則是全部驅逐；第二、中國5家全是姓黨的官媒，而美國的5家僅有《美國之音》是政府資助的，其他報刊罵川普一樣不假辭色。可見中國是借題發揮而已。也因為是借題發揮，要把事件搞大，因此這5家美國媒體被禁止在中國採訪，竟然特別註明包括香港與澳門。
在這以前，香港因為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在處理相關涉外事務時，是把香港與中國內地分開的，否則怎麼叫做「特別行政區」呢？例如驅逐外國人，他們得以在香港落腳；即使中美關係緊張，美國軍艦還可以到香港訪問，在香港停泊，當然後來也有不准的時候。總之，香港越來越不「特別」了，因為中國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取消「一國兩制」與「高度自治」。
這次驅逐事件特別把香港包括在內，還因為事件本身涉及中國最敏感的兩根神經，這兩根神經又是與中共能否維持它的的性命息息相關！
第一條神經是中美關係。美中貿易戰已經使習近平對美國恨得癢癢的，也是美國阻擋了習近平的侵略擴張道路；反送中運動也促使美中關係的緊張。這次武漢肺炎，中國為轉移視線把源頭賴給美國，卻遭到強烈反擊雙方更進入緊張狀態。本文就暫時不論了。
第二條神經是媒體。中共靠槍桿子與筆桿子打天下、保天下，一言堂是它的圭臬。文革以後號稱的改革開放，為了吸引外資挽救瀕臨破產的經濟，才在言論方面稍微放鬆，允許外國記媒體駐點。然而驅逐外國記者事件從來沒有斷過，只是規模沒有這次那樣大而已。
而中國駐外記者大部分兼做間諜，1999年北約軍機夜裡「誤炸」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勒的中國大使館時，3名中國記者為此犧牲。中國大使館官員沒有死，卻死了3名記者，那3名記者在大使館裡面幹嘛？所以美國把中國官媒列為「外國使團」其來有自。現在美國大砍中國隱祕間諜的人數，中國當然不爽。
中共黑手嚴控香港
香港是全球，尤其是亞洲的資訊中心，香港的新聞自由在九七以前一直名列前茅，尤其是有關中國方面的訊息，因此北京一直列為心腹大患。例如銅鑼灣書店事件事關習近平的緋聞，雖然在中共眼裡，這些鳥事只屬「小節」，然而卻不惜動用強力部門綁架香港人，並在泰國綁架瑞典籍的桂民海，最近還判處10年徒刑，可見習近平對香港的言論自由是多麼的不安，簡直就是眼中釘、肉中刺！所以還要通過送中法例，徹底監控香港的言論。
2月28日凌晨7時許，4輛7人座警車突然停在位於香港何文田嘉道理道上的黎智英住宅外，8名戴口罩「防疫」的警員狂按門鈴，喝令要找黎智英。約10分鐘後，穿著T恤與運動長褲的黎智英親自應門，向警員表示因正進行晨間運動需淋浴，經過約5分鐘整頓後，黎在手持攝影機全程記錄的警員監控下走上警車，前往警署配合辦案。據了解警方這次行動是與黎智英被控2017年6月恐嚇傳媒記者、去（2019）年8月31日在反修例遊行中參與非法集結有關。
8月31日的遊行有上千上萬人，為何挑中黎智英？主要目的，當然是因為他創辦的壹傳媒有國際知名度，反共立場堅決，在香港與台灣都是具有相當影響力的文字與網路媒體，尤其是在香港。去年黎智英還硬要到美國與美國政要接觸，反應香港反送中情況。這明顯是在打壓新聞自由，但是為了掩飾，同時「陪捉」了前民主黨主席楊森、前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至於設計千年6月的恐嚇傳媒記者，更是欲蓋彌彰，近三年前的事情，為何早不處理，晚不處理？顯然是為了「拉一派，打一派」，分化香港媒體共同捍衛新聞自由的努力。而選擇這個時候對黎智英動手，當然也是全港全球都在關注武漢肺炎，可以免除社會的大反彈。
中共打壓香港媒體的黑手不止伸向黎智英。3月18日，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與其徒弟、同系名譽助理教授龍振邦在香港《明報》聯名撰文，以〈大流行緣起武漢 十七年教訓盡忘〉為題，文中首先針對本次病毒名稱直言，俗名是約定俗成，清楚明白便可，並指「民間及國際媒體則稱之為武漢冠狀病毒或武漢肺炎，直接簡單」。該文也探究此次疫情病毒的來源，除分析目前探究病毒宿主的說法，對於網傳病毒源自美國之說則痛批「毫無實證，自欺欺人」，並呼籲外界勿再亂傳，以免貽笑大方。
顯然，這些「親美」的實事求是的立場得罪了中國。因此當晚報館宣稱作者將文章「撤回」，並向公眾表示歉意。這時候袁國勇再次表達他的愛國立場。顯然，他受到「不愛國」的指責而政治不正確。這就明白中國把政治凌駕在專業之上。所以隱瞞疫情，無賴美國等等，在這個流氓國家算得了甚麼？
需要記住，這些事情都發生在駱惠寧出任中聯辦主任，夏寶龍出任港澳辦主任之後。所謂新人事，執行的是更加左傾冒險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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