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美國隨即佔領國土。
在麥克阿瑟將軍的領導下，強行建立民主體制，新日本繼而誕生。
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可謂日本的青春期。
然而這段青春並非陽光燦爛，而是充滿苦難、血淚和不甘。
William Andrews的著作Dissenting Japan詳述戰後以來日本民間的鬥爭，戳破一般人對日本人所持有的刻板印象：斯文、有禮、服從、井然。一九六〇年，日本國會審議修改《美日安保條約》，激起左翼、學生與民間的強烈反彈。共產黨、社會黨、總評（工會）與全學連（學生組織）共同發起鬥爭，誓要阻止立約。在他們眼中，《安保》乃美國帝國主義的產物，首相岸信介（安倍晉三的外祖父）是美帝的代理人，不可一世，踐踏民主。全學連發起包圍羽田機場，阻止岸信介飛往華盛頓。後來人民包圍國會，與警方激烈衝突，學生樺美智子不幸身故，成為運動象徵。最終仍無阻岸信介玩弄議事程序通過修訂。
進入一九六○年代，學生運動全面激化，大學校園（甚至高中）漫天烽火。學生的激憤和對意識形態的執念，促成分裂內鬥（內ゲバ）。全學連分裂為多個黨派：社學同、共產同、馬學同等等，馬學同再分裂為中核派、革馬派。多間大學都出現罷課鬥爭，包括日大和東大等。學生自治體組成全共鬥，目標以反抗校內不公政策開始（例如日大學生抗議校方貪污斂財），繼而發展至對抗政、商、學共同組成的資本主義產業鏈，以及自我改革。手段激烈，包括「大衆團交」禁錮教授審訊，導致有教員自殺。一九六九年東大學生佔領年安田講堂，與警察展開連日攻防戰，以鎮壓告終。
儘管學生有大約的共同目標，但派系內鬥充斥，互鬥甚至比對抗政府來得更為激烈。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八日，機動隊犯禁攻入東大鎮壓前夕，革馬派學生撤離。中核派視此舉為在戰爭中臨陣棄甲，屬死罪。當時革馬派更關心防止全共鬥滲透自己的大本營早稻田大學，甚至展開一日的戰役，雙方各自佔據校園大樓鬥爭。中核派無法忘卻當日的背叛。一九七〇年八月，一群中核派成員在池袋綁架革馬派的海老原俊夫至據點法政大學，用鐵通毆打再刺死。事件觸發雙方互相血腥報復。
更激進的新左翼
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新左翼發展出更激進的組織。其中東亞反日武裝戰線以炸彈襲擊為手段，要震懾國家和資本主義體制。戰線分為三小隊，分別是狼、蝎和大地之牙。一九七四年，大道寺將司領導的狼小隊發動三菱重工爆破事件。其後繼續發動一連串企業爆破，並最終以刺殺天皇為目標。這群鬥爭者以太田龍的「窮民革命論」為指導思想，繼而發展「反日亡國論」，誓要摧毀日本帝國主義國體。另外，由共產同不斷分裂而產生的赤軍派，與革命左派結合，組成著名的聯合赤軍。赤軍派首領重信房子在一九七一年抵達黎巴嫩，參與巴勒斯坦解放運動。儘管重信從未直接參與武裝行動，卻慢慢成為赤軍的象徵。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三名赤軍成員與巴解在以色列盧德機場亂槍掃射，並與警衛駁火，造成二十八人死亡。赤軍其後繼續發動一系列的劫機事件。
私刑暴力的真相
聯合赤軍最著名的慘劇，要數淺間山莊事件。赤軍成員在輕井澤的淺間山莊挾持人質，與警方對峙，以鎮壓成功落幕。然而最轟動的不是挾持本身，而是赤軍成員行私刑的細節曝光。領袖森恒夫和永田洋子要求成員不斷自我反省（「總括」），繼而互相批鬥、整肅、自殘，營造暴力的窒息氣氛，多人被殺。私刑暴力的真相令不少左翼和知識分子信仰幻滅，大眾亦徹底對新左翼失去所有同情。
新左翼和學生運動在早期依然得到部分民眾支持，然而暴力激化慢慢失去民心。社會學家安藤丈將的研究指出，日本警察調整策略，與傳媒聯手，營造警察的專業和親民形象，同時建立新左翼「過激派」的印象。國家機器武力升級，擴大機動隊、防暴和公安，展開全面鎮壓，甚至製造假案，得到輿論支持。政府也趁機提出新法制，專門對抗抗議分子。被捕者會被拘留在「待用監獄」二十三日（而且很容易延長），其間猶如人間蒸發，只能間中見律師和家人，訊問時間可以達至一日十二小時。審訊程序冗長，每月上庭一次，控方可以在無事前通知下呈上新證據。赤軍領袖塩見孝也被捕後，隨即被拘留十八個月。如此體制的用意，就是要磨滅嫌疑人的意志，使其屈服，達至百分之九十九的入罪率。
安藤認為新左翼衰敗的另一主因，是成員過分強調「自我反省」的倫理意識，放棄了改變體制的目標，轉而批判「日常性」。成員對自己的出身和特權感到歉疚，自己就是要批判的對象。正如他引述一名學生所言：「最該被否定、粉碎的就是你自己啊！」這種「自我反省」擴展至運動，對運動其他成員也有愈來愈高的道德要求。「日常性」必須永遠持續檢視，繼而造成「沒有終點的自我變革」。正如安藤所言，公與私的改革合一，令運動者毫無退路，留下失落、不安和創傷。
新公民社會力量形成
奧田英朗的推理小說《奧林匹克的贖金》以文學方式，呈現一九六○年代左翼青年的理想與失落。故事背景是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前夕。主角島崎國男是東大研究生，研究馬克思主義，出身秋田貧鄉。其兄在奧運工地意外身亡，成為島崎參與勞動的契機。他親身體驗了無產階級工人的工作，同時發現革命是不可能的，因為工人縱使受壓迫，也已經習慣了忍耐，沉醉於舉國上下的復興大夢。島崎決定以一人敵一國，用炸彈粉碎民族主義和復興的虛偽，要控訴世界的不公與荒謬：「不，我對政治漠不關心，只是強烈地認為，身為無產階級的一分子，必須用抵抗的方式讓統治者知道，也有不願做順從的綿羊。」島崎或許有點「中二病」，但我愈讀下去，便愈希望他能成功。因為我看到了不甘的個體，如何在龐大國家機器壓倒性的力量面前，頑抗掙扎。輝煌的國家大夢背後，往往是醜陋的現實。正如故事中一名底層工人對警察說：「只有被害人是有錢人的時候，你們才會展開偵查。即使我們遇到了麻煩，你們也不會為我們做任何事。」我想起了港珠澳大橋的犧牲者。在國家與鬥爭者之間，還有一群記者。當時部分自由派報章和周刊，初時都同情運動，並批判警察的暴力。但當暴力激化，加上警方調整策略，傳媒都漸漸歸邊。年輕記者川本三郎一直同情運動。一九七二年，他獨家訪問了一名運動者。這名運動者刺殺了一名自衛軍官，是為「朝霞自衛官殺害事件」。川本隨即陷入道德兩難，被記者倫理和公民道德兩邊拉扯，也受到上司、警方和檢察官的壓力，開始質疑自己的決定。結果川本決定坦白，繼而被控湮滅罪證，再被判刑。多年後他整理回憶，寫下《我愛過的那個時代》，為歷史留下一頁。
激憤過後，新左似乎潰敗。然而Andrews和安藤分別看到新左得以在某些場域延續，形成公民力量。Andrews指出，不公的司法制度令一群人士為被捕者和疑犯四出奔走，組成法律互助網絡。安藤則指出，「自我變革」的意識令部分日本人反省日本作為「加害者」的角色，從而促成民間發起「面對面的國際合作」，例如與菲律賓的香蕉農建立平等貿易關係。另外女性運動、住民運動和志工運動慢慢興起，成為新的公民社會力量。
激烈鬥爭未能成功，剩下的可以是血淚、虛無和逃避。然而苦痛回憶也可以成為教訓，潛藏的理想可以化為新力量。沉澱過後，伺機再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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