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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28日星期日

齐戈:举乌托邦的旗 走一党专制的路

油画 《历史中国1966——1976 之顾准》 250CMX200CM 徐唯辛作

中共
17大胡锦涛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政治报告。对此《人民日报》评论说,十七大解决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一时间,全国各地学习的学习,宣传的宣传,闹的不亦乐乎。如果17大的政治报告确实给中国未来的发展指出了一条路——哪怕是一条崎岖的、但经过我们的努力可以攀登的小道,宣传学习也在情理之中。但事实绝非如此。有人把胡锦涛举的旗称作假大空的旗,走的路称作权贵主义的路,一语道破。说他依然举的是乌托邦的旗,走的一党专制的路,语气上反倒温和了许多。就这个意义而言,胡锦涛并没有走出毛泽东的阴影,至今深深地陷入乌托邦的泥潭里不可自拔;由此可见,中共建政后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党文化的效用不可低估。此话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人人会讲,套话而已,也看不出他解决什么。

乌托邦这面旗帜之所以不能丢,最终的落笔还是在一党专制这个根本上来。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建造各种类型的乌托邦,期待着它的莅临。一切重大的革命无不旨在实现某种极端的乌托邦,法国大革命的胜利者不是吉伦特分子,而是雅各宾党。雅各宾党企图实现卢梭所构想的乌托邦——一种完美的、自然的、理性的秩序。俄国的革命的胜利者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即为了实现马克思的乌托邦——所谓完美的共产主义制度。当然,这种所谓的乌托邦的实现,并不是真是意义上的实现,而是在雅各宾党的民主、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制度中的实现。这种实现仅仅导向一种与原设想的乌托邦不相符的社会制度,准确地说就是失败、是空想。除了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以外,凡在历史中实现的乌托邦皆属此类,近代祸害中国最惨烈的莫过于社会主义这个乌托邦了,但我们至今还执迷不悟。由于乌托邦自身有意无意地迎合了人类某些惰性,这就成为它的魅力和动力的源泉。每当意识形态斗争的高潮时,那些非乌托邦的、有益的观念,反倒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甚至疲软。乌托邦自身含有对生活建设的整体的集权规划,中世纪,在变了形的基督教中就有柏拉图乌托邦的影子。而其他的理论和流派并没有整体的社会规划,因此只能给人以部分的意义,自然也就缺乏某种激情。而乌托邦的魅力恰好在这里——社会的整体的集权规划,不过也正是集权,在这里彰显了它随身携带的奴役的力量。而中共17大新党章里更是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那么17大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就没有什么讨论的必要,一言蔽之,就是“对生活建设的整体的集权规划”!也就是17大告诉我们的所谓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背后始终晃动着集权和专制的阴影。什么宏伟蓝图?不过是民间还有多少民脂民膏可以搜刮,社会还有多少资源需要他们来垄断。


对于乌托邦,赫尔岑这样问到:“为什么信仰上帝就可笑,信仰人类就毫不可笑?为什么信仰天国就愚蠢,信仰尘世中的乌托邦就智慧?”显然,赫尔岑是拒斥一切乌托邦的。因为他清楚乌托邦是上帝的天国在人的意识中的扭曲,天国的诱惑是乌托邦的源头。但是,天国有二元论的因素,并不是尘世中乌托邦的一元论。在天国始终存在着上帝与“恺撒”的区别,世俗与神圣的界限;当世俗者成为了神圣,主义成为圣谕,乌托邦在客体化的一元论就是奴役他人的工具。他们力图否认二元论的因素,总把恺撒转换成上帝;使之成为社会主义集权者们随身携带的奴役的力量,并成为暴力和强制的内在动因。而这,恰好就成为巩固一党专制的口实——一个恬不知耻的口实。就是在这一口实下,他们疯狂地剥夺农民的土地,剥夺公民权利和自由——无论是生存还是言论的。


社会主义在形而上是彻头彻尾的虚伪,它的基础即以社会凌驾于个体人格,确信个体人格由社会赋予形式。这是集体主义的形而上,它视普遍的事物比个别事物更真实,视阶级比人更真实;它否弃精神的源头,把人最深刻的东西普遍化。在现代工业社会,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发挥着自然的作用,其基础是建立在人的解放上。社会主义的暴力和强制的背后却显示出没有自信的悲观主义的因素;它不愿意相信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自由调节力量,它悲观地批判经济生活中的自由所导致的最终结果,但他们却自以为是的来主导社会走向。无论是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都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大言不惭、指手画脚的领域。即使是道德这样的领域,他们也有神奇的导向功能,因此他们就敢于口是心非地提出以德治国;看似取其传统文化的精华,其实是给恺撒带上上帝的光环。在我们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任何抽象的道德信条都是伪善的,如果社会主义社会尽由圣贤和道德楷模组成,也就无须采取社会行动来扶助弱势群体和制约强者了。社会主义不是由圣贤和道德楷模来组成,相反,而是由满身携带着罪愆与罪恶的人组成。这种人能成为道德的楷模?这种人会产生道德的力量?对现代社会的道德基石在哪里一无所知,却奢望在官僚政治中出现圣徒。是无知还是呓语?


有人把社会主义划分为奴役的社会主义和自由的社会主义,奴役的社会主义指集体主义的和国家主义的,即法西斯的社会主义。其中,共产主义是它的“左翼”,民族――社会主义是它的“右翼”。而正是这些社会主义中的法西斯因素,败坏了社会主义,也败坏了人。奴役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走进官僚政治的王国,这种官僚化不仅发生在法西斯的社会主义,也发生在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中。(详见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而在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官僚政治的大行其道已是不争的事实。对此,刘晓竹愤怒指出:“十七大报告罗里巴嗦,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两句话:一是要保障官僚特权,二是要促进奴性驯服。特权保住了就是科学,百姓做奴才就是和谐。当然还有一个社会主义,它的名字叫土地。社会主义最后一点利用价值就是它有利于官僚集团掠夺农民的土地。因之,一旦这个集团把土地搞到手,那么,胡锦涛就会把社会主义的面纱摘去,露出权贵主义的狰狞本色。胡锦涛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到底就是中国特色的权贵主义,利益均沾,公私通吃。国有对权贵有利,就社会主义,私有对权贵有利,就资本主义。至于老百姓,命定就是一无所有。其实事情正如刘晓竹说的那么简单,没有更多的值得去讨论。


顾准在《民主与“终极目的》中指出:问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实现了,或者共产主义实现了怎么办?按照辩证法,回答是,实现了,连民主也不存在了。这个答复,其实暗含着,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所以,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联结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着的。是的,当17大给了我们一副所谓的宏伟蓝图,确定了一个我们的发展目标,民主和政改却在这个目标下悄悄地不见了。我们需要民主,因为它和不断进步相联接的。当这张没有民主的蓝图展现在我们面前之时,我们再次懂得中国社会的进步很难很难!俞可平先生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现在这个好东西没有了,我们退而求其次,自由呢?比如言论自由,能有吗?我估计还是很难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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