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中国《炎黄春秋》杂志社副总编
杜润生 |
杜润生老去世,在关于老人的报道中,杜润生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说法,慢慢开始流行起来。当然,这种说法以前就有,只是没有像现在这样广泛而已。
对这样的说法,我一直持有异议。我认为,无论从对那段历史的认知程度,还是从杜老本人的看法来说,给杜老戴上这个桂冠,都不合适。
从历史的认知程度来说,说杜老对中国农村改革的贡献巨大,是实事求是的,谁也不会否认。但是,他的贡献与"农村改革之父"并没有什么逻辑层面的联系。
政治担当
从历史上看,中国农民常态化的生存方式,就是一家一户的农耕经济。这种怡然自得的生产方式,从大的范围来说,一直持续到1955年。其间,1949年前后的土改,均分土地,稳定农村经济,更加强化了这种经营方式,中共也因此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
到了1955年,也就是邓子恢和杜润生所主持的农村工作部被毛泽东不耐烦地喻为"小脚女人"的时候,毛一手推动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新高潮"以后,中国农民的经营方式被彻底打破,进入了瞎折腾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从1955年开始,尤其是到了"大跃进"以后,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农村的经营方式,让广大农民吃不饱肚子,农民一次一次地顽强地想恢复到原有的生产方式。1956年永嘉县实行包产到户,1960年代初期,安徽等全国不少地方也开始进行这种尝试,但都被毛泽东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给一次一次地打压下去。到了1978年前后,万里在安徽,赵紫阳在四川,周惠在内蒙,又一次与农民的这种强烈愿望相遇。
在这种情况下,要满足农民,其实不难,只要有担当就好。当时,安徽小岗村农民已经开始自发地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一年不但让自己吃饱了肚子,而且还有余粮支援国家。现成的例子在这摆着,能不能支持?敢不敢推广?
当年,毛式的社会主义观念还在;一大二公的农村榜样大寨的旗帜还在高扬。支持土地承包责任制,推广包产到户,实际上就处于其对立面。
作为政治家的万里、赵紫阳和周惠,都选择了一种政治担当。
而从中央层面来说,杜润生主持的国家农委,对农民的这种选择怎么看?当时最大的历史现实是:一刀切的计划经济让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特别是在农村,人民公社让农民吃不上饭,甚至要饿死人。
农民的强烈愿望就是从计划经济回到小农经济,中央是给一种政策上的支持还是根据当时的宪法和政策予以阻拦,也是一种考量。杜润生最大的贡献在于,他选择了支持、满足农民愿望的态度。这当然更需要一种政治层面的担当。
改革来自农民
当年在杜润生手下工作的刘堪,在杜润生90寿辰座谈会上谈到农村改革时说:"杜老在十年农村改革时期,身处中央农口的领导岗位,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叫做说服、鼓吹,做了大量推动改革的思想工作。"
刘堪解释说:中国农村改革"的动力来自农民。这不是一般的动力,而是吃饱肚子的动力;农民要吃饭,问题非常简单。阻力主要不是在什么目标设计、制度创新,甚至也不直接关系社会利益的调节。它和城市改革不一样,只要尊重农民的选择,肯定农民的经验就够了。而当时的阻力在意识形态,来自人们的思想。因此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说服,说服上面,说服各级干部,说服各部门和各界,甚至还要说服农民,因为包产到户是一种罪行已成为历史冤案了。……杜老最擅长的工作就是说服人。"
说到底,当年的中国农村改革,不是什么顶层设计的改革,而是如同第一个"一号文件"所说的那样,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
我们从历史上肯定杜润生老在这场改革中的贡献,应该;但是,把"中国农村改革之父"这顶桂冠带在杜老头上,则不应该。
关于这一点,与杜润生关系非常的杜导正,也持同样看法。他说:如果把杜润生称作"农村改革之父",那怎么看邓子恢?那又如何看土改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措施?
本人看法
从杜润生本人来说,据我所知,他并不认同什么"农村改革之父"这一说法。杜老说:"要说中国农村改革,那是从上到下无数人努力的结果,尤其要归功于农民自己的创造精神。我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绝非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
杜老还说:"一种关系大局的制度形成,需要有群众创新加上政治组织支持这两方面的因素一起发生作用。这就是为什么60年代有20%-30%的生产队已实行包产到户,却未获成功,而80年代的改革就能风行全国,从而振兴了农业。"
2005年,杜老的《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出版时,编辑在封底做了这样的介绍:作者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看后,把这句一笔划掉。编辑争取,杜老只有两个字:"不行"。
2008年,因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杜润生获得了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95岁的杜老依然声明:"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发明,我们只是进行了调查研究理论化",我们做的不过是"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而已。
杜老晚年,念念不忘的改革设计是突破两大难题——市场关、民主关。杜老认为,突破这两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我们纪念杜老,应当推动阐发他的"市场关和民主关"的改革思路,而不是给杜老封号。如果杜老的这两关改革获得成功,再给老人家一个"农村改革之父"的封号,他自己也会含笑九泉的。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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