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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与友人在机场迎接到美国治病的陈子明 |
（2014年10月28日）
對"反對運動"要仔細劃分，它是不一樣的。有一種只叫"異議運動"：他們就是發表自己的不同政見。它不叫民主運動，因為它沒有大量的民眾追隨、參與，他們這個"異議"也可能有很大影響，當然多半都是地下刊物，但是它不叫民主運動。民主運動，一定要把別人召集得上來，跟著你一塊幹，明確表示支持你，這才叫民主運動——群眾性的民主運動。
這種運動是非常少見的，蘇聯其實沒有過，蘇聯只有不同政見的活動。中國倒發生過一些。從這個角度講，子明他是相當成功的。共產黨對他監視，那也是後來監視得緊，開頭監視的並不緊。你想想看，他從參加民主牆，並沒有妨礙他後來考研究生，他1980年在民主牆都給封掉了以後考的研究生；然後，也並沒有妨礙他自己去下海，幹那麼一大攤事。但是你要知道要幹那些個事，是很要些影響，很要些關係的——如果你是很敏感的人，根本不可能。你不是街上賣大碗茶的，本來就是個邊緣分子，政府也不管你，自己搞；象他搞的事不一樣的，都是在老萬（萬潤南）搞"四通"，那不是光是他自己的神通，那得有一大堆社會關係，說明體制它能夠容忍你、對你不是特別忌諱，如果他對你特別忌諱，你根本就搞不成。
所以可見當時——在"八九"之前——子明的活動餘地之所以那麼大，除了他個人能幹之外，就是他能夠在體制下，做那麼多事情，同時還能給自己一個很好的生存空間，在當時有這種生存空間，是很難得的。
後來，"六四"來了，大潮一卷，全軍覆沒，跟以前做的根本沒有關係。包括知識界很多人也是，根本沒怎麼摻合，跟香港的事也是一樣的，要是弄不好，那就是全部倒霉，不是就那幾個最堅定分子——不是那個樣子的，一旦倒過去，就是所有的人都倒霉，在那裡的人都跟著倒霉。特別在中國這種情況下，那麼大的翻盤。所以這之後，才會形成後來這個局面，25年也翻不了身，民運再也發動不起來。只有維權，維權還有個規模，那都是突發事件，都是一哄而上的，也不是商量好的，就去了。民主運動，以民主作為訴求的，在最容易發生的地方，在青年學生集中的學校裡，就基本上再也沒有發生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很嚴重的問題，學生都動不起來，別的社會階層基本都不太可能動起來。像你簽字啊，零八憲章啊，那都叫異議運動，那不叫群眾民主運動——不就是你們這些異議人士自己嗎？你並沒有把別的人，一般的人捲入進來嘛。
"六四"以後二十多年，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沒有民主運動了。而且都很難想象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會有一幫人把這個事再搞起來。維權運動之所以搞起來，道理很簡單，它的訴求低，確實沒有政治性。參加的知道自己沒有政治性，他知道政府知道他沒有政治性，所以他才敢上去。政府也才敢，相對地不是每一次來就一定要鎮壓，並不是一有群體事件就扼殺在萌芽中，不是這個樣子的，他要看情況，看要怎麼怎麼處理解決。也就是說，維權運動還有一定的生存空間，就在於它的那種非政治性。你現在很難想象在中國哪個地方，把自由民主這一類的東西當作他的直接訴求目標，居然可以在當地集中起成千上萬的人，很難出現這種局面了。
當年競選，你的群眾是隨機的群眾，學生嘛，不是在全中國找幾個跟我們志同道合的人，那很容易；你要在一個隨機的場合，能夠得到那個地方的多數人的支持，這個就很要緊。當時我們競選的時候，都知道，競選人民代表本身沒有一點意思，就是想證明我們的觀念，在學生中是佔上風的。軍濤不在乎，軍濤年輕氣盛嘛，他說選不選得上都無所謂，他本來是百分之百的選得上；我就很在乎要選上，很簡單，你要沒選上，他那邊就說了，"學生中間雖然有些人鼓吹自由化，但是大多數同學，怎麼怎麼樣"，那話就來了。你選上他這話就說不出來了，你非得要給他看，他沒話可說嘛。所以在那種情況下，包括子明也都是，在那種場合下，顯然我們都知道，不可能把自己所有想法都說出來，全都說出來，學生中一大半就不敢投你的票了。你同時要把自由化的東西基本上都點出來，但是有些事情你又不能走太遠了——你要別人投你的票嘛。不僅要與你一樣堅定的人，還要那些猶豫不決的人，認識不那麼清楚的人，只有他們也參與了，投你的票，你才可能得到足夠的多數票嘛，少數勇敢分子，那根本用不著了。
八九之前本來這些都很清楚的，大家摸索都有些經驗的。八九之後整個一個大翻盤，使得人們整個事情都看不清楚了，現在人們動不動就說"都一樣"，說"許志永不是很注意嗎，浦志強不也抓了嗎？"證明"全都一樣"。當然這已經不一樣了，許志永畢竟搞了那麼長時間，浦志強畢竟搞了那麼多年，跟突然冒出來造成的影響力，畢竟還是不一樣的。有了一段時間，存活機會，就有了一定的可能性，把有些事情、有些思想傳播出去，就可以造成影響。
我一再強調，這和你發表不同政見是不一樣的。體制外的、民間的、包括網絡的，肯定散佈到的讀者數量就非常少，如果你覺得體制內的空間大，一輩子從體制內尋找發表空間，那你就得將就著受他的審查；但是"不同政見"，很大程度上就是你的見解和別人不一樣，見解有超出他的成分，儘管你在中間也可以做很多調整，讓檢查官員一下子看不出來，這種可能性也有，但是如果是以發表不同政見作為你的目的的話，你並不把在一時之間能夠得到多少人的有形的支持，看得很重；你要在乎把問題說得好，說得尖銳，說得清楚，哪怕只有少數人懂了呢、只有少數人看了呢，那不重要，因為有這少數人看就夠了，他們是起作用的人。一般街頭上的人，對參加運動很重要，但是對於懂不懂你的思想，根本不重要。
但是你搞群眾運動，你要造成那種風潮，那你就一定要考慮怎麼能讓其他人加入進來，怎麼公開地表示——不是肚子裡表示，不是回家跟老婆說話的時候表示，而是明確地表示要支持你。這件事情，"六四"之後始終就很難辦，一方面當局比過去更敏感，壓制的時候更不要藉口，過去總需要一些藉口。另外，主要是民氣，少了那種聲勢。大家在一種很激烈的言辭之下，實際是種失敗主義情緒，覺得什麼都幹不成，覺得幹什麼都受壓制一定是必然的。
既然參與的那麼少，當然官方打壓起來就很容易，到時候他就反過來證明，"你看我跟你說了吧，搞不成吧？"其實如果他們大家都參加，就搞成了，官方就很難打壓，這也是個自我實現嘛，失敗主義就會造成自我實現。
你看"六四"之後這二十多年，其實有些空間，比"六四"之前大嘛。不說別的，1979年審魏京生的時候，劉青他們不就偷偷帶了錄音機進去，整理了印出來，街頭巷尾散發，就給抓起來了嘛；現在你看哪兒審個什麼異議人士，你看一大幫人跑了去了，門口站著，拉個條兒，對不對？把他們法庭上的答辯詞到處散佈，相比起來，當局的反應還不如1979年，1979年比這個來得更狠，來得更快。1989年以前，幾乎沒有這種具有政治含義的審判能夠公開上街，扯條表示反對的。我們都是經那個時候過來的，沒有這種情況嘛。但是問題呢，老百姓一般人，他沒有這種躍躍欲試的勁頭了，沒有一件事他覺得有成功的希望。其實，大多數人總是抱著一種成功的希望，他才會走上去的。少數人可以不顧這一切，多數人他一定是有這個希望在裡頭才會去。現在他沒有這種希望了，而沒有希望，他就不上去，不上去就更沒有希望——成了這種惡性循環。
群眾運動就是個比塊頭、比規模，說到底就是比規模。你八九什麼了不起，八九提的口號比七九還差呢，但就是人多嘛，說了半天就是人多嘛。原來幾十個幾百個人，現在變成是全中國幾千萬人，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嘛。像香港佔中提的那個口號也很簡單，而且沒說反對中共專制統治，它不就靠人多嘛，就一下子成了大事情了嘛。而中國現在這件事就很麻煩，這個事情我們弄不好，中國就長期地不會出現我們所期待的那種機會。這種有規模的，從而能夠真正使當局感到壓力的民主運動，25年過去了，沒有出現，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你看不出來好的情緒在冒出來，那種參與的熱情，對自己力量的一種自信，都看不到。
所以我老講，現在講80年代，其實都說不到點子上。人家說80年代也沒什麼了不起，趙紫陽講什麼？趙紫陽沒講什麼政治上了不起的話，胡耀邦也沒講什麼，那時候報紙上公開發表的東西也不怎麼樣，還比不上現在說得狠呢，因為現在至少，意識形態上，原來那一套鬆動了嘛，控制比原來少一些了。但是，80年代有那麼一股勁頭，我們是過來人知道，能感到一股勢頭在那兒，走到哪兒去，都感覺到有一股東西在往上頭冒、往上頭衝。你只要遭受迫害不要太深，受一定的壓制，你發現你是很受歡迎的。而學生啊年輕人啊，整個地它有那麼一種勁頭在那兒。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在1989年剛剛一開年，很多人就覺得中國今年肯定要出事情，普遍都這麼認為。那就是你看得出來，感覺得到嘛。這個很難描述，因為它沒有哪個社會學經濟學的可量度的指標，根據那個指標，達到三了，達到二了……沒有那個東西，你找不出什麼。民眾的情緒，又沒有特殊的表達方式，所以你沒有指標，沒有量度，但誰都能感受到，那個時候和現在就是不一樣。不一樣，就是在一種社會整體氣氛上的不一樣，而現在，你感受不出中國有這種氣氛，你看不出這種氣氛在朝上冒，哪怕現在很小呢，它在朝上冒，這個才是很重要的。這也使得很多像子明這種人，英雄就無用武之地了嘛。
他們在80年代扮演的角色，當然他們指責，軍濤他們開始是不打算介入的，後來介入了。這事我沒有跟他細細交流，但是從我推想的，實際上很簡單的嘛，第一，他們正是多年做這種事情的人，他們很清楚，就不會低估當局的那種壓制的力量。他們也知道當局中有些人也比較開明，他們也知道這種開明會到什麼程度，開明到底有多大力量。他們本來一直是在做這些事情，就很關心，很清楚這個問題。所以他們才會採取那種態度，因為他們不太相信就靠這麼著，就能夠讓當局作出你們所需要的東西。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就會認為，和當局的、體制內比較溫和的改革派的一種配合是必要的。而和改革派的配合，你都不能對他要求他太高，你都不能指望，你不能動不動就問，趙紫陽怎麼不能當葉利欽？你對他指望太高了嘛，先就不要那麼想嘛。
如果這麼一看，他當時採取的那種態度，就是挺有道理的，他正是因為對友軍、對敵軍有個很清醒的分析、很明確的算計嘛。到頭來，結果就是我們看見的，一旦失敗了，所有的人，不管你當時溫和不溫和，都受到牽連。那沒怎麼受到牽連的，有的是離得太遠，有的趕快回去寫檢討、去認錯去了。我們知道很多受迫害比較深的人，還不是當時捲得很深的人，不是，就是他不認錯嘛。其實到後來當局也知道，參與的人那麼多，叫你認個錯也是假的，你糊弄一下，反正給他個面子，但他要這個就夠了——你說我參加動亂，我不小心，我錯了，那他就放你一馬。有的人參與得很有限，但他始終不認個錯，那你就是永遠過不了關，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參與得並不深，但他也是仗著他參與不深，個性又強，他就是不認個錯，那邊看你既然不認錯，那就不能讓你過這個關，就一定給他一個在他的情況下最嚴厲的打壓，很多情況是這樣子。很多捲得很深的人，搖身一變，痛哭流涕一番，也就過去了。當然也還要看，你真要深到那份上了，他到要抓你的程度上了，那你橫豎是打擊對象。官方肯定有很多很多這種分類。
就是說，當時他是這麼一種情況造成的。現在把這個問題居然對他們指責，說成是共產黨派來的，去天安門是統戰部派的，"你搞統戰"！又把統戰想得很壞，搞統戰就是壞事，軍濤和子明成了壞人了。而從來就沒有人想過，你說當時，你們不就是主張撤嘛，主張撤，對，閻明復他們有這個想法，也許趙紫陽有這個想法，那他們倆是好人哪，因為以後事實他們是好人哪。要說當時誰最不想學生撤呢？肯定李鵬最不想學生撤了，那你怎麼不說堅持到底那個人是李鵬派來的呢？他那種邏輯，永遠是左的吃香嘛！他們已經付出這麼大代價了，沒有人去檢討那些人、從道義上去指責那些人有什麼不對，而這些已經證明他們是正確的，而且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們以自己的堅貞不屈付出了一輩子的代價，他們還要遭受這個名譽上的最大損害，說"你們是共產黨"，這個太不公平了嘛，對不對？連起碼的公平都沒有了嘛。"他們"指誰呢，李錄是最堅決的一個，後來也不幹民運了，悶聲發大財，發大財到中國成了座上客，那麼些態度堅定的人、愛抓特務的人，誰去抓這個"特務"了？我們從來不去抓特務，所以永遠看到那邊在罵這些人，站在道義制高點來罵。現在包括網上可以看到，很多異議人士對子明的死根本不是我們這個態度啊，恨不能對子明……
反過來，對那些真是禍國殃民的人，從來是寬大——只要他調子足夠高，甚至，只要你原來那麼高，後來變調都沒關係，對那些人有那麼大的容忍度！你說，要是子明跑去發了大財了，還有王軍濤，那還不把你腦袋罵破了？因為你原來就這個表現啊，正好連到一塊了。他這個邏輯是很奇怪的邏輯嘛。要這個運動成功，如果這種情況不改變，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個想法不糾正，就不會有第二次運動，很簡單，不會有了。說什麼"群眾擦亮眼睛了"，我說，我們經歷過，老百姓是怎麼想的，我們該清楚啊，不是唱高調就解決問題的嘛。二十多年過去了，說了半天老說"高潮要來"，而且說"老百姓擦亮眼睛了"，不是那麼回事嘛。這個情況我們都經歷過，特別經歷過毛時代，都知道的嘛。那也是啊，毛時代，毛垮台了，新的人上來了，至少沒以前那麼權威了，很多人在那個時候才比較敢於說話，在毛時代敢於說話的人就要少得多嘛。同樣，不是壓迫，不是苦難，而是人們的希望，是喚起人們站出來行動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他要看到希望。要是打壓太緊張，覺得完全沒有希望，他就放棄了，尤其是在放棄抗爭的時候他也能過日子，甚至還能過得不錯，那他幹什麼要站出來呀？如果他沒有退路，放棄就是死路一條，那又另當別論了。人的這個情緒應該是很清楚的。
所以，從子明的去世，我覺得我們至少應該把這個問題，再次提出來。這個不光是關係到對子明個人的歷史定位，對他的評價，也是對中國整個民主運動的一個很重要的檢討。而且這種檢討，不是個純學術的問題，它關鍵是對今後會有非常大非常大的影響。這個影響我們已經看到了，已經看到25年了，不能再看個25年。
如果不是再看25年，而是再看個10年，那種情況還不出現的話，就永遠不會出現了。將來中國可能會變化，但是從別的角度出來的變化，上面自己打起來啦，出了戈爾巴喬夫啦，怎麼怎麼樣，但是不可能從民運推出變化了，不是我們原來一直大家以為的、期望的，來自民間的，來自體制外的，來自這種社會的，包括青年學生的，主動參與，主動推動，敲開了整個變化的第一步……這種場面就不會出現了！
也就是說，隨著"六四"的失敗，這個就從此畫上句號了。當時那麼轟轟烈烈，它的失敗可能就會有這麼慘重，慘重到以致你過了多少年之後，再也沒有了，你才會知道那次的失敗有多麼深，創傷會有多麼深。
我想借紀念子明的這種機會說這些想法——恰恰子明又是在這方面，儘管我們都說了很多正面的話了，人家坐牢坐這麼久，監獄裡邊，人家堅持扛著，就不認這個錯，出來之後又一直受這麼打壓，居然還是可以從道義上去指責人家，這簡直豈有此理嘛。這種毫不負責任的，沒有任何責任感的東西，對中國整個異議運動和民主運動有多麼大、多麼大的危害。我們這個會上，我想軍濤肯定和我有很多同感，我覺得把這個問題提出來，還是很有意義的。
對"反對運動"要仔細劃分，它是不一樣的。有一種只叫"異議運動"：他們就是發表自己的不同政見。它不叫民主運動，因為它沒有大量的民眾追隨、參與，他們這個"異議"也可能有很大影響，當然多半都是地下刊物，但是它不叫民主運動。民主運動，一定要把別人召集得上來，跟著你一塊幹，明確表示支持你，這才叫民主運動——群眾性的民主運動。
這種運動是非常少見的，蘇聯其實沒有過，蘇聯只有不同政見的活動。中國倒發生過一些。從這個角度講，子明他是相當成功的。共產黨對他監視，那也是後來監視得緊，開頭監視的並不緊。你想想看，他從參加民主牆，並沒有妨礙他後來考研究生，他1980年在民主牆都給封掉了以後考的研究生；然後，也並沒有妨礙他自己去下海，幹那麼一大攤事。但是你要知道要幹那些個事，是很要些影響，很要些關係的——如果你是很敏感的人，根本不可能。你不是街上賣大碗茶的，本來就是個邊緣分子，政府也不管你，自己搞；象他搞的事不一樣的，都是在老萬（萬潤南）搞"四通"，那不是光是他自己的神通，那得有一大堆社會關係，說明體制它能夠容忍你、對你不是特別忌諱，如果他對你特別忌諱，你根本就搞不成。
所以可見當時——在"八九"之前——子明的活動餘地之所以那麼大，除了他個人能幹之外，就是他能夠在體制下，做那麼多事情，同時還能給自己一個很好的生存空間，在當時有這種生存空間，是很難得的。
後來，"六四"來了，大潮一卷，全軍覆沒，跟以前做的根本沒有關係。包括知識界很多人也是，根本沒怎麼摻合，跟香港的事也是一樣的，要是弄不好，那就是全部倒霉，不是就那幾個最堅定分子——不是那個樣子的，一旦倒過去，就是所有的人都倒霉，在那裡的人都跟著倒霉。特別在中國這種情況下，那麼大的翻盤。所以這之後，才會形成後來這個局面，25年也翻不了身，民運再也發動不起來。只有維權，維權還有個規模，那都是突發事件，都是一哄而上的，也不是商量好的，就去了。民主運動，以民主作為訴求的，在最容易發生的地方，在青年學生集中的學校裡，就基本上再也沒有發生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很嚴重的問題，學生都動不起來，別的社會階層基本都不太可能動起來。像你簽字啊，零八憲章啊，那都叫異議運動，那不叫群眾民主運動——不就是你們這些異議人士自己嗎？你並沒有把別的人，一般的人捲入進來嘛。
"六四"以後二十多年，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沒有民主運動了。而且都很難想象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會有一幫人把這個事再搞起來。維權運動之所以搞起來，道理很簡單，它的訴求低，確實沒有政治性。參加的知道自己沒有政治性，他知道政府知道他沒有政治性，所以他才敢上去。政府也才敢，相對地不是每一次來就一定要鎮壓，並不是一有群體事件就扼殺在萌芽中，不是這個樣子的，他要看情況，看要怎麼怎麼處理解決。也就是說，維權運動還有一定的生存空間，就在於它的那種非政治性。你現在很難想象在中國哪個地方，把自由民主這一類的東西當作他的直接訴求目標，居然可以在當地集中起成千上萬的人，很難出現這種局面了。
當年競選，你的群眾是隨機的群眾，學生嘛，不是在全中國找幾個跟我們志同道合的人，那很容易；你要在一個隨機的場合，能夠得到那個地方的多數人的支持，這個就很要緊。當時我們競選的時候，都知道，競選人民代表本身沒有一點意思，就是想證明我們的觀念，在學生中是佔上風的。軍濤不在乎，軍濤年輕氣盛嘛，他說選不選得上都無所謂，他本來是百分之百的選得上；我就很在乎要選上，很簡單，你要沒選上，他那邊就說了，"學生中間雖然有些人鼓吹自由化，但是大多數同學，怎麼怎麼樣"，那話就來了。你選上他這話就說不出來了，你非得要給他看，他沒話可說嘛。所以在那種情況下，包括子明也都是，在那種場合下，顯然我們都知道，不可能把自己所有想法都說出來，全都說出來，學生中一大半就不敢投你的票了。你同時要把自由化的東西基本上都點出來，但是有些事情你又不能走太遠了——你要別人投你的票嘛。不僅要與你一樣堅定的人，還要那些猶豫不決的人，認識不那麼清楚的人，只有他們也參與了，投你的票，你才可能得到足夠的多數票嘛，少數勇敢分子，那根本用不著了。
八九之前本來這些都很清楚的，大家摸索都有些經驗的。八九之後整個一個大翻盤，使得人們整個事情都看不清楚了，現在人們動不動就說"都一樣"，說"許志永不是很注意嗎，浦志強不也抓了嗎？"證明"全都一樣"。當然這已經不一樣了，許志永畢竟搞了那麼長時間，浦志強畢竟搞了那麼多年，跟突然冒出來造成的影響力，畢竟還是不一樣的。有了一段時間，存活機會，就有了一定的可能性，把有些事情、有些思想傳播出去，就可以造成影響。
我一再強調，這和你發表不同政見是不一樣的。體制外的、民間的、包括網絡的，肯定散佈到的讀者數量就非常少，如果你覺得體制內的空間大，一輩子從體制內尋找發表空間，那你就得將就著受他的審查；但是"不同政見"，很大程度上就是你的見解和別人不一樣，見解有超出他的成分，儘管你在中間也可以做很多調整，讓檢查官員一下子看不出來，這種可能性也有，但是如果是以發表不同政見作為你的目的的話，你並不把在一時之間能夠得到多少人的有形的支持，看得很重；你要在乎把問題說得好，說得尖銳，說得清楚，哪怕只有少數人懂了呢、只有少數人看了呢，那不重要，因為有這少數人看就夠了，他們是起作用的人。一般街頭上的人，對參加運動很重要，但是對於懂不懂你的思想，根本不重要。
但是你搞群眾運動，你要造成那種風潮，那你就一定要考慮怎麼能讓其他人加入進來，怎麼公開地表示——不是肚子裡表示，不是回家跟老婆說話的時候表示，而是明確地表示要支持你。這件事情，"六四"之後始終就很難辦，一方面當局比過去更敏感，壓制的時候更不要藉口，過去總需要一些藉口。另外，主要是民氣，少了那種聲勢。大家在一種很激烈的言辭之下，實際是種失敗主義情緒，覺得什麼都幹不成，覺得幹什麼都受壓制一定是必然的。
既然參與的那麼少，當然官方打壓起來就很容易，到時候他就反過來證明，"你看我跟你說了吧，搞不成吧？"其實如果他們大家都參加，就搞成了，官方就很難打壓，這也是個自我實現嘛，失敗主義就會造成自我實現。
你看"六四"之後這二十多年，其實有些空間，比"六四"之前大嘛。不說別的，1979年審魏京生的時候，劉青他們不就偷偷帶了錄音機進去，整理了印出來，街頭巷尾散發，就給抓起來了嘛；現在你看哪兒審個什麼異議人士，你看一大幫人跑了去了，門口站著，拉個條兒，對不對？把他們法庭上的答辯詞到處散佈，相比起來，當局的反應還不如1979年，1979年比這個來得更狠，來得更快。1989年以前，幾乎沒有這種具有政治含義的審判能夠公開上街，扯條表示反對的。我們都是經那個時候過來的，沒有這種情況嘛。但是問題呢，老百姓一般人，他沒有這種躍躍欲試的勁頭了，沒有一件事他覺得有成功的希望。其實，大多數人總是抱著一種成功的希望，他才會走上去的。少數人可以不顧這一切，多數人他一定是有這個希望在裡頭才會去。現在他沒有這種希望了，而沒有希望，他就不上去，不上去就更沒有希望——成了這種惡性循環。
群眾運動就是個比塊頭、比規模，說到底就是比規模。你八九什麼了不起，八九提的口號比七九還差呢，但就是人多嘛，說了半天就是人多嘛。原來幾十個幾百個人，現在變成是全中國幾千萬人，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嘛。像香港佔中提的那個口號也很簡單，而且沒說反對中共專制統治，它不就靠人多嘛，就一下子成了大事情了嘛。而中國現在這件事就很麻煩，這個事情我們弄不好，中國就長期地不會出現我們所期待的那種機會。這種有規模的，從而能夠真正使當局感到壓力的民主運動，25年過去了，沒有出現，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你看不出來好的情緒在冒出來，那種參與的熱情，對自己力量的一種自信，都看不到。
所以我老講，現在講80年代，其實都說不到點子上。人家說80年代也沒什麼了不起，趙紫陽講什麼？趙紫陽沒講什麼政治上了不起的話，胡耀邦也沒講什麼，那時候報紙上公開發表的東西也不怎麼樣，還比不上現在說得狠呢，因為現在至少，意識形態上，原來那一套鬆動了嘛，控制比原來少一些了。但是，80年代有那麼一股勁頭，我們是過來人知道，能感到一股勢頭在那兒，走到哪兒去，都感覺到有一股東西在往上頭冒、往上頭衝。你只要遭受迫害不要太深，受一定的壓制，你發現你是很受歡迎的。而學生啊年輕人啊，整個地它有那麼一種勁頭在那兒。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在1989年剛剛一開年，很多人就覺得中國今年肯定要出事情，普遍都這麼認為。那就是你看得出來，感覺得到嘛。這個很難描述，因為它沒有哪個社會學經濟學的可量度的指標，根據那個指標，達到三了，達到二了……沒有那個東西，你找不出什麼。民眾的情緒，又沒有特殊的表達方式，所以你沒有指標，沒有量度，但誰都能感受到，那個時候和現在就是不一樣。不一樣，就是在一種社會整體氣氛上的不一樣，而現在，你感受不出中國有這種氣氛，你看不出這種氣氛在朝上冒，哪怕現在很小呢，它在朝上冒，這個才是很重要的。這也使得很多像子明這種人，英雄就無用武之地了嘛。
他們在80年代扮演的角色，當然他們指責，軍濤他們開始是不打算介入的，後來介入了。這事我沒有跟他細細交流，但是從我推想的，實際上很簡單的嘛，第一，他們正是多年做這種事情的人，他們很清楚，就不會低估當局的那種壓制的力量。他們也知道當局中有些人也比較開明，他們也知道這種開明會到什麼程度，開明到底有多大力量。他們本來一直是在做這些事情，就很關心，很清楚這個問題。所以他們才會採取那種態度，因為他們不太相信就靠這麼著，就能夠讓當局作出你們所需要的東西。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就會認為，和當局的、體制內比較溫和的改革派的一種配合是必要的。而和改革派的配合，你都不能對他要求他太高，你都不能指望，你不能動不動就問，趙紫陽怎麼不能當葉利欽？你對他指望太高了嘛，先就不要那麼想嘛。
如果這麼一看，他當時採取的那種態度，就是挺有道理的，他正是因為對友軍、對敵軍有個很清醒的分析、很明確的算計嘛。到頭來，結果就是我們看見的，一旦失敗了，所有的人，不管你當時溫和不溫和，都受到牽連。那沒怎麼受到牽連的，有的是離得太遠，有的趕快回去寫檢討、去認錯去了。我們知道很多受迫害比較深的人，還不是當時捲得很深的人，不是，就是他不認錯嘛。其實到後來當局也知道，參與的人那麼多，叫你認個錯也是假的，你糊弄一下，反正給他個面子，但他要這個就夠了——你說我參加動亂，我不小心，我錯了，那他就放你一馬。有的人參與得很有限，但他始終不認個錯，那你就是永遠過不了關，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參與得並不深，但他也是仗著他參與不深，個性又強，他就是不認個錯，那邊看你既然不認錯，那就不能讓你過這個關，就一定給他一個在他的情況下最嚴厲的打壓，很多情況是這樣子。很多捲得很深的人，搖身一變，痛哭流涕一番，也就過去了。當然也還要看，你真要深到那份上了，他到要抓你的程度上了，那你橫豎是打擊對象。官方肯定有很多很多這種分類。
就是說，當時他是這麼一種情況造成的。現在把這個問題居然對他們指責，說成是共產黨派來的，去天安門是統戰部派的，"你搞統戰"！又把統戰想得很壞，搞統戰就是壞事，軍濤和子明成了壞人了。而從來就沒有人想過，你說當時，你們不就是主張撤嘛，主張撤，對，閻明復他們有這個想法，也許趙紫陽有這個想法，那他們倆是好人哪，因為以後事實他們是好人哪。要說當時誰最不想學生撤呢？肯定李鵬最不想學生撤了，那你怎麼不說堅持到底那個人是李鵬派來的呢？他那種邏輯，永遠是左的吃香嘛！他們已經付出這麼大代價了，沒有人去檢討那些人、從道義上去指責那些人有什麼不對，而這些已經證明他們是正確的，而且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們以自己的堅貞不屈付出了一輩子的代價，他們還要遭受這個名譽上的最大損害，說"你們是共產黨"，這個太不公平了嘛，對不對？連起碼的公平都沒有了嘛。"他們"指誰呢，李錄是最堅決的一個，後來也不幹民運了，悶聲發大財，發大財到中國成了座上客，那麼些態度堅定的人、愛抓特務的人，誰去抓這個"特務"了？我們從來不去抓特務，所以永遠看到那邊在罵這些人，站在道義制高點來罵。現在包括網上可以看到，很多異議人士對子明的死根本不是我們這個態度啊，恨不能對子明……
反過來，對那些真是禍國殃民的人，從來是寬大——只要他調子足夠高，甚至，只要你原來那麼高，後來變調都沒關係，對那些人有那麼大的容忍度！你說，要是子明跑去發了大財了，還有王軍濤，那還不把你腦袋罵破了？因為你原來就這個表現啊，正好連到一塊了。他這個邏輯是很奇怪的邏輯嘛。要這個運動成功，如果這種情況不改變，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個想法不糾正，就不會有第二次運動，很簡單，不會有了。說什麼"群眾擦亮眼睛了"，我說，我們經歷過，老百姓是怎麼想的，我們該清楚啊，不是唱高調就解決問題的嘛。二十多年過去了，說了半天老說"高潮要來"，而且說"老百姓擦亮眼睛了"，不是那麼回事嘛。這個情況我們都經歷過，特別經歷過毛時代，都知道的嘛。那也是啊，毛時代，毛垮台了，新的人上來了，至少沒以前那麼權威了，很多人在那個時候才比較敢於說話，在毛時代敢於說話的人就要少得多嘛。同樣，不是壓迫，不是苦難，而是人們的希望，是喚起人們站出來行動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他要看到希望。要是打壓太緊張，覺得完全沒有希望，他就放棄了，尤其是在放棄抗爭的時候他也能過日子，甚至還能過得不錯，那他幹什麼要站出來呀？如果他沒有退路，放棄就是死路一條，那又另當別論了。人的這個情緒應該是很清楚的。
所以，從子明的去世，我覺得我們至少應該把這個問題，再次提出來。這個不光是關係到對子明個人的歷史定位，對他的評價，也是對中國整個民主運動的一個很重要的檢討。而且這種檢討，不是個純學術的問題，它關鍵是對今後會有非常大非常大的影響。這個影響我們已經看到了，已經看到25年了，不能再看個25年。
如果不是再看25年，而是再看個10年，那種情況還不出現的話，就永遠不會出現了。將來中國可能會變化，但是從別的角度出來的變化，上面自己打起來啦，出了戈爾巴喬夫啦，怎麼怎麼樣，但是不可能從民運推出變化了，不是我們原來一直大家以為的、期望的，來自民間的，來自體制外的，來自這種社會的，包括青年學生的，主動參與，主動推動，敲開了整個變化的第一步……這種場面就不會出現了！
也就是說，隨著"六四"的失敗，這個就從此畫上句號了。當時那麼轟轟烈烈，它的失敗可能就會有這麼慘重，慘重到以致你過了多少年之後，再也沒有了，你才會知道那次的失敗有多麼深，創傷會有多麼深。
我想借紀念子明的這種機會說這些想法——恰恰子明又是在這方面，儘管我們都說了很多正面的話了，人家坐牢坐這麼久，監獄裡邊，人家堅持扛著，就不認這個錯，出來之後又一直受這麼打壓，居然還是可以從道義上去指責人家，這簡直豈有此理嘛。這種毫不負責任的，沒有任何責任感的東西，對中國整個異議運動和民主運動有多麼大、多麼大的危害。我們這個會上，我想軍濤肯定和我有很多同感，我覺得把這個問題提出來，還是很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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