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出國訪問，每到一國，都要稱頌對方文化燦爛，明星倍出，稱自己讀過該國什麼什麼書，此舉，早就被民間好事者與傳統相聲《報菜名》相提並論，稱為「報書名」，不料，近日官媒更全文刊出習近平於去年文藝座談會上講話全文，其中列舉人名、書名眾多，大有飛流直下三千尺之勢，一時間，網上又大舉湧現出諸多報書名的段子，甚至還有人煞有介事地考證，試圖證明習近平並沒有讀過他所列舉的這些書。
不過，這些天涯或豆瓣式的考證是很難成立的，網絡時代的段子或考據新銳，不可能對文革之交的1970年代有感覺，1971年9.13事件之後，一代青年逐步開始覺醒，地下讀書活動蔚然成風，各種史學、哲學、政治學討論在小圈子內熱火朝天，我的老鄉朋友毛喻原先生等人，曾向我講述過當時的一些讀書現狀，以及各種清談「衝殼子」的盛況，而朱學勤先生在《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一文中，對此也有生動描述：「一九七二年進工廠，這群人和另外一個更富思想反叛氣息的集體戶匯攏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奇特的精神小氣候，用我後來的體悟，是出現了一個從都市移植到山溝的「精神飛地」，或可稱「民間思想村落」，當時的讀書青年，當然可以看到朱生豪的莎士比亞，也能看到黨國意識形態並不絕對排斥的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以及親社會主義和具有左翼色彩的理論作品，更不用說還有相當多的各種內部資料，朱學勤寫道：「我清楚記得，當年上山下鄉的背囊中，不少人帶有一本法國人馬迪厄《法國革命史》的漢譯本」。以為那個時代是一片空白，歷史從1978年重新開始，其實也是一種想當然的謬見。
當然，並不需要對網絡段子或考證太認真，熱議「報書名」之後，最近，網上也有針對「包公舉」的長相的猜測和議論，說到底，所有這些段子或考證，其實只是一種政治發泄，在絕對權力宰制下，民眾對權力中心既缺乏事實的了解，也無從加以真實的反制，只能無奈地處於持久被動狀態中，於是從心理上需要一種發泄，以前主要局限於酒局段子，如今則搬到了網上，盛行於微博和朋友圈，其方式不外調侃，嘲諷，乃至謾罵。
這種無權者的無奈反應，更多地應作為社會心理學的素材，而非嚴肅的政治分析對像。在這一點上，連《紐約時代》也是過於當真了，「『膜蛤文化』盛行中國網絡，或為影射習近平」這樣的解讀，倒真的是「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的。網上所有膜蛤的素材，來自同一個源頭，即江澤民對香港記者們的一次即興表演，該視頻問世十五年以來，就一直在暗中熱傳，因為這是未經過官方加工的最高權力者的真實一面，甚至是極權體制下唯一一次的信息漏洞，滿足了無權者的普遍心理需求，隨後也成為了民眾對此加以各種發揮的富礦，無論是此前的熱傳嘲諷，還是今天的膜蛤續命，「天若有情天亦老，我為長者續一秒」，背後的心理基礎都是無權者的發泄，所謂影射，反倒只是階段性的現象，其實並沒那麼重要。
無權者在持久無奈狀態之下，還有另外一種反應，那就是找信號。如果說膜蛤是利用了極權體制下唯一一次信息漏洞，那麼，找信號則是試圖對極權信息控制進行反向解碼，這種被稱為「中華田園政改信號搜索犬」的行為，相當普遍而持久，許多人樂此不疲地對最高權力者的各種官式表達進行別出心裁的解碼，而其結論，無一例外地指向自己的心理投射，指向最高權力者也與自己一樣有著改良意願的意淫。於是，在「報書名」的同時，也有許多人從書名中讀出了習近平對西方文化、普適價值的包容和親和，讀出了強硬派與溫和派，讀出了一旦穩固權力就會推進改革的可能。
極權統治從來都建立在對於信息的壟斷和單向控制傳播之上，而為了維持專政，當政者不僅不會釋放出什麼信號，而是力圖對於各種雜音加以消聲，近年來對於改良話語的大力清剿，就是這一邏輯的體現。此外，由於壟斷了所有傳播工具，當政者也會內外有別，在國外說一套，而在國內又一套，這種機會主義策略，顯示出來的，是專政對於無權者的漫不經心，甚至毫不在意，從中是不可能解碼出什麼積極信號的。況且，即使從官方意識形態來說，這些書名、人名中，也找不出真正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經典著作和大師巨匠，而還是局限於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的傾向和範圍之中。
魯迅《人話》中曾講到：「是大熱天的正午，一個農婦做事做得正苦，忽而嘆道：『皇后娘娘真不知道多麼快活。這時還不是在床上睡午覺，醒過來的時候，就叫道：太監，拿個柿餅來！』」。如果說古代，這種對於最高權力的隔膜，主要來自傳播條件和教育水平，在現代極權下，這種隔膜則主要來自體制有意識的信息控制，面對權力的黑箱，當代無權者其實並不比古代的農婦優越，這種現象，既造就了政治發泄的盛行——其最極端者，就是針對唯一一次信息漏洞的反覆加工，也造就了各路信號黨，在我看來，信號黨或中華政改信號搜索犬們的可憐可悲，其實遠甚於各種調侃、諷刺乃至謾罵，畢竟，後者不甚審美，但卻是無權者可以理解的無奈心態，而前者則純粹就是一種認知混亂和心理失調。
——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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