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為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日前過世，其身後榮譽理所當然地與他的改革歷程掛起鈎來，頗多溢美之詞。而誰都知道，這些年來，改革已死要麼是共識，要麼可以用經驗得到印證。而農村改革作為改革的分支，數十年來難有寸進，而今與城改付諸流水。
杜潤生作為貫穿多個時代的改革智囊，在稍縱即逝的改革窗口期抓住一點機會，參與推動了政策制定與頂層設計。這是他作為改革參與者的榮譽，是合乎潮流之下的應有回報。而在改革空剩改革話語，乃至於只剩下軀殼的今天，杜潤生之死象徵著「改革已死」板上釘釘。
其實在思想界中，對改革已死的判定早已經下達。異見知識分子早已擺脫了改革話語的魔咒，開始以超越的眼光對其嚴厲批判，以期將人們從改革話語的深度蠱惑中帶出來。而在改革最為擁戴的體制改良人士那裡，也以絕望的現實，對改革做了各種告別。
五年前甚至更早，改革的停滯現象就普遍發生。在這種局面下，當汪洋主政廣東，提出從思想解放、經濟上「騰籠換鳥」以社會建設等改革方案時，確實引動了改革式微下的短暫興奮。汪洋赴京後，其門徒在粵省依然有農改動作，但已經無力回天。
得益於長壽，杜潤生在漫長的經歷中收獲了遍布體制內外的門生。即使這樣，依舊可以看到，改革既然已經不再是執政的主流傾向，體制內再有改革勢力的潛伏，並不能喚起改革的真實動作。這些年，改革更是讓位於「發展」，從體制中深紅詞彙褪色為體制外淺藍詞。
相當長的時間內，改革都被理解為（準確地說是灌輸）政權維持合法性的動力來源，改革派也利用這一點挾威自重。舉凡談到改革，就是進步，就是國家良心，卻全然無視（準確說是不敢面對）改革的停滯與倒退。杜潤生逝世後，終於從這種虛與委蛇的「改革」枷鎖中解脫。
多少年來，改革作為某種欺騙式的話語，儼然成了政權的「二房東」，向人民提出種種過分的要求。民眾一聽見改革二字，似乎就顧不上仔細甄別，改革竟然在其衰落的進程中成為規範民眾的意識形態。這是改革話語的反動所在，反「改革」也就勢成必然。
我們今天不承認改革繼續對統治有效，承認它對思想限度的束縛，完全拋棄改革話語，重新說另外一種政治語言——無論是對政權，還是對大眾而言，都是極其迫切的。所以，紀念杜潤生最好的方式，就是告訴民眾他所代表的改革派在這個國家的真實處境。
改革思想的控制力是極其強大的，這也是它在頹唐之下顯露其惡性的根本原因所在。不只是「改革已死」，還要反思改革派在當今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問題，進而在政治進程中發掘新的路徑，甩開「改革」的負累，已經成為大陸民間及思想界未完成的「排毒」過程。
總之，改革理念所生成的改良方案或幻想中的對革命的拒斥，已經成為大陸人求取思維進步的一大障礙。借助杜潤生這一充滿了改革色彩的人物的離逝，借機全面檢討作為政綱、思想資源、行動依據的改革，對於大陸十分必要。但願杜潤生的逝世能催生些許新生的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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