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图腾的幻化——从龙到狼
向世界展现中华文化或曰让文化"走出去"，是中国当下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构成部分。文化民族主义焦虑感已经让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陷入谵妄状态，以至于不惜把内敛性的中华文化描绘成充满"狼性"的生存之道。当然"狼性"的追求也引起了世界的惊惧，比如英国政论家乔治·沃尔登在《中国：世界上的一匹狠》一书中指出："中国要在高度竞争的世界战胜西方，就必须像狼一样勇敢和狡猾。"换言之，在世界文化谱系中，中国的龙图腾正让位给狠图腾。
时值全球金融危机之际，西方世界力邀中国共同拯救世界经济，甚至拉美国家声称"只有中国才能救世界"，这不正是中国出手购买软实力的时候的吗？我拿钱，你推赞；你抬轿，我荣耀。何乐而不为？
一、软实力仍是预言家的想象
中国经济以牺牲环境与扭曲资源配置机制、压低劳动力价格为三大支点，实现了体积膨胀。这种遗祸子孙并透支了个体保障的虚胖，让政治预言家们产生了强烈的幻觉，他们开始追求软实力的积累与展现。由于政治制度无价值可言，他们就高唱去意识形态化的调子，粗糙地把复活历史看作文化崛起本身，因此，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像几乎完全回到一八六〇年以前。孔子的念念有词与京剧的花哨服饰充斥了西方不太为人注意的角落。
英国著名的新闻机构路透社被以上现象所误导，他们说"京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论大胆且盲目。若不是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极端推销，断然不至如此。与这种"国际怪胎"相表里，中国的文化管制机制至少存在两个消灭文化的导向：硬的一方面，是文化创造的意识形态控制，如电影与书籍审查制度；软的一方面，是官方提供伪学术平台，制造服务意识形态的学术快餐。前一种情况，众所周知；后一种情况，则是如同"删书胜于焚书"的控制机制，比如于丹解读《论语》、推崇孔子"思不出其位"实质上是为中共钳制言论做辩护；又比如阎崇年白话清史将"扬州十日"屠城说成文化融合的必要条件，实质上是为"六·四"血案开脱。
正如与英国的洛克同时代的荷兰著名哲学家斯宾诺莎所言：预言家们的虔诚有余，而知识与理性则无从谈起。预言中国在世界实现文化崛起的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不愿对政治道德审视及其基础重建负责任的"冒滥文人"。
二、两千亿美元违诺与台湾何干？
二〇〇八年十月六日，香港有媒体代大陆金融当局对外吹风，称中国将拿出两千亿美元现汇购买美国国债，以配合美国的救市政策。但是，三天之后，大陆央行发言人公开声称："中国人民银行从未发表过要认购美国国债（的信息）。"对于这一急转弯，有学者私下认为"与布什批准对台军售计划有关，是一种报复措施"。此说有一定的道理，问题是美国乐见两岸关系缓和，大陆方面除了例行公事地抗议外，还要与美国努力改善关系，比如说胡锦涛与布什通话讨论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此外，两岸关系因陈云林访台成功更趋和缓，大陆主打经贸牌的策略已初收功效。可以说，大陆方面否认此前稍嫌匆忙的"两千亿救美"，实在是因为自身问题太多，因此，后来就改称"中国做好了自己的事情，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中国的经济危机本质上与全球金融危机没直接关系，而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积累的问题的总爆发。问题很简单：中央要科学发展观，要环保，那么，地方就得关闭小煤矿，随后煤价就往上涨，相关工业制成品价格必涨无疑；中央财政要办全国性项目乃至于为中共核心向老百姓"买好儿"，那么，与地方财政的公益配比就出问题，往往是中央拨了钱，地方上配不了套。凡此等等。所以，十一月份的经济新闻大看点"汪温之争"并不奇怪——汪洋说广东不怕小企业破产，它们技术含量太低，该死；温家宝匆忙赶到广东，说要采取相应政策救中小企业，小企业关乎就业，就业关乎社会稳定。抽象而言：改革三十年不仅政治改革落后了二十年，配不上经济增长的"套"，而且在国家治理的技术性细节上有是捉襟见肘，一曰中央地方关系的难题既没换汤也没换药，二曰财政民主还是限于纸上谈兵，没能真正惠民。
真正惠民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很简单，比方说台湾搞的向贫困居民发放消费券（三千六百元新台币）的方法，既实用又迅速。大陆这边的政府非要搞个四万亿的刺激方案，像大跃进似地搞项目突击。四万亿方案还没分解（且不说应通过人大认可），现在"跑步（部）要钱"的现象就"昨日情景再浮现"了，媒体曾痛批一顿的"驻京办"又半公开地活动了。
三、政治败德必然演化成民生事件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之展观不是靠挖祖坟搞好的，比如到全世界乱建孔子学院，那样做的本质和毛时代向东南亚国家灌输游击队战争（反政府）观念没有本质区别。在另一方面，经济体积膨胀也不必然带来软实力的提升，就好像在传统较正面也较稳固的农村那样，你有钱并一定有好的邻里关系，甚至还因行为失当遭人讨厌。
仍如前揭，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积累了二十年政治改革负债，执政党的合法性到了千疮百孔的地步，技术层面的屡屡失招使民生政策大打折扣。第一个较明显的例子是医疗保险，越入保险看病的总成本越高，原因就在于官医一体、官社一体；第二个例子是廉租房建设与补助，地方财政本应迅速拿出土地出让金的中一部分来惠民，但地方政府是就业机构、养闲人的地方，它们本身先要"吃好喝好"并一直能维持此状况，才会想到给老百姓"盖狗窝儿"的事情。
目前，整个社会好像又陷入了改革开放前期"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状况。贵州瓮安事件之后，甘肃陇南又发生了冲击政府的群体事件，而且后果比瓮安还严重。瓮安那里只是烧了几辆车和一栋楼，没发生针对人身的暴力行为，而在陇南则有六十余名公务人员（信访干部与警员）被打成重伤。百姓没有政治诉求，他们的经济权益被长期漠视，选择暴力抗争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经济权益的暴力化诉求不是偶然现象，比如《经济观察报》在四川广元的一篇关于桔民受损的采访中，一位农民声称"老头无路时，会绰起两把菜刀"，他半开玩笑地说，这是学习杨佳。
结语：国家治理思维出了大毛病
不妨搁置政治制度的差异性，仅说技术层面上的国家治理思维，台湾总比大陆快一步、鲜一招，比方三千六的消费券派发。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发表文章建议大陆采取派发全民国资分红的方法，与台湾今天的技术性操作如出一理，但大陆官方对陈的建议没任何反应，反而执迷于"四万亿刺激方案"。大陆国家治理思维最大的痼疾就是该还给人民的不还，还操之为"惠民"之利源。比方说，"新土改"本该承认农民的土地私有权益并放开土地使用方式的自主选择，但是，现在延长"承包"年限政策一出台，就开始打击农民的"圈地"行为。
一方面，政治道德低下，表现为政权的低合法性运行；另一方面，治国思维如疴在身，要追求国际上的软实力地位，实在是"春秋大梦"。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初稿，十一月八十七日定稿于绵逸书房。
【首发于《自由圣火》网站2008年11月20日，系《危机中国》系列文章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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