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公司推出了一個全新的交互式地圖——「全球森林監察（Global Forest Watch）」，它可以實時顯示全球森林的覆蓋情況。網絡上出現該幅地圖的數據來源有多個，其中包括了NASA的森林面積覆蓋率的分析數據。於是，網絡上出現一篇圖文並茂的文章《一幅不堪入目的中國地圖》這是一幅令中國人悲傷的地圖，地圖上最深的綠色表示森林覆蓋率在75%-100%，次深的綠色是50-75%，淺綠是25-50%，灰色表示覆蓋率低於25%，粉色表示樹木正在減少。
在亞歐兩洲的森林覆蓋圖上，找遍中國地圖，幾乎找不到一點深綠，大片的灰色之下，偶爾稀疏地出現淺綠，東南部福建、廣東等地則籠罩着令人悲傷的粉色，表示森林正在減少。
相形之下，比中國大陸更寒冷乾旱的中國北部的俄羅斯及其同緯度地區則基本上一片翠綠，被森林所覆蓋。同緯度的日本、韓國、法國以及中國台灣島乃至緬甸、尼泊爾則明顯狀況要好得多。基本可以說，谷歌衛星圖俯瞰，中國的四周一片綠色，惟獨中國被大片黃土所覆蓋！
根據GFW的統計，2001-2012年間，中國森林的損耗面積位列全球第六。中國期間共失去約611.3萬公頃的林地，而新增的林地面積僅約損失份額的1/3。俄羅斯、巴西、美國分別是森林覆蓋損耗量最高的三個國家。而在2012年，除臺灣地區外，中國的林木覆蓋規模爲1.64億公頃，美國和俄羅斯分別爲2.61和7.42億公頃。
通過在Global Forest Watch網站的檢索發現，當以森林覆蓋爲指標進行瀏覽時，中國大片國土置身於灰暗之中。除東北邊境、江南丘陵、西南部分地區外，中國西部及北方地區的綠點分佈廖若星辰。然而，周邊國家的森林覆蓋度更鮮明地加劇了中國林地的尷尬處境。將地圖等比放大後，中韓日東亞三國首都所處的森林環境令人國人羞愧：北京周邊僅有少量森林覆蓋，在地圖上若隱若現；首爾則被簇擁於附近成片的森林當中；而東京周邊的森林密度之高，使日本國土猶如被噴綠漆，非林區的灰白地帶在地圖上難覓蹤跡。
爲什麼會這樣？是因爲中國人口太多，導致了自然資源的嚴重損耗？還是因爲別的制度安排不合理，導致了資源的過度損耗、環境的過度破壞，形成今天「國在山河破」的悲傷局面？
我的答案是後者！
我們曾經一度認爲人口過多是我們經濟不發達、環境破壞大的主要原因。但我們的很多問題，生態問題、環境問題，具體到水資源問題，等等，都不是因爲人口太多，而是因爲制度失敗導致人口分佈和資源利用不合理，嚴重違背了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所致。
近代以來，中國佔世界人口的比例是不斷下降的，近兩百年時間內中國人口佔世界比例下降了一半，意味着中國人均資源相對世界平均水平升高了一倍。而衆所周知，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更實行了人類歷史上非常罕見的大規模、長時間計劃生育政策（至今未解除），使中國人口的生育率大大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但人口的減少絲毫沒有緩解中國的人類活動對地球的破壞。中國的人類活動對大自然的破壞，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當代中國，當仁不讓地成爲地球環境的最大破壞者和敵人。
一是新中國成立後至今長達66年時間裏，我們一直在與自然規律支配下的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爲敵。稍有經濟學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城市化是一個社會歷史的自然發展過程，是節約土地、資源同時又提高經濟和社會效率、強化社會分工與合作、提升人類自由與生活品質的經濟社會的內在發展規律和要求。但是，愚蠢的中國決策者和半桶子水的知識分子，一直以「中國從來就是個農業社會」（我說你成人之前從來還都只是個受精卵呢）等各種理由反對和阻礙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通過嚴格的、人爲的戶籍管制、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規模砍伐樹木以大鍊鋼鐵和大規模開墾土地、大小三線建設、鄉鎮企業和小城鎮建設大躍進、就地城鎮化、西部大開發、嚴控特大城市人口規模，等等，妄想把人留在鄉村和小城鎮。
爲此，我們付出了慘重的環境代價。若干年前，中科院通過衛星遙感，曾對我國西部12省區的土地承載力進行了評估，結果表明，西部有五分之一的土地承載力處於超負荷狀態，嚴重超載造成許多地區自然生態環境惡化。有人計算了一下，中國目前適宜生存的好地方只有國土總面積的三分之一。半個多世紀以來，荒漠化及嚴重水土流失地區的面積各增加了約1.5倍，中國等於丟失了大約350萬平方公里土地。而中科院《1999年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顯示，中國人每年搬動的土石方量是世界人均值的1.4倍。中國的人類活動具有明顯的破壞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3至3.5倍。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曾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的人口從6億增長到了13億，多了一倍，而可居住土地由於水土流失從600多萬平方公里減少到300多萬平方公里，少了一半。
換句話說，人口不能自由進入城市，導致大量人口被迫滯留在農業和農村，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水平嚴重落後於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落後國家和地區，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導致土地過度耕種過度開墾，對自然形成極大破壞。
朝野上下對大城市化恐懼，使傳統的城市化呈現出與世界發展潮流相背離的「規劃逆城市化」傾向：在本該城市化的大中城市，呈現出普遍的「過於保守的城市化」問題，畫地爲牢，嚴防死守，對大量業已自動進入城市的外來人口權利和福利視而不見，導致規模史無前例、後患無窮的流動兒童與留守兒童問題。而在很多從自然發展規律上看註定要衰敗的一些中小城市和鄉村，則普遍出現地方官員主導下的「過度城市化問題」，鬼城空城遍地，高鐵站上結出一個又一個碩大的「新城苦瓜」。
完全可以這麼說：當代中國一切阻礙正常城市化尤其是阻礙中國正常大城市化的人，都將成爲歷史的罪人。
除了在城市化問題上的戰略性失誤以外，還有兩大因素也在加劇中國自然環境的大規模破壞。一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由政府主導經濟發展而不是由市場主導經濟發展，導致嚴重的政府和官員短期行爲。爲了官員短期任職內的經濟發展，不惜犧牲環境。環境保護法律在中國像橡皮圖章，有模有樣卻無絲毫力氣。
另一大因素是土地公有（國有或集體所有）導致了全國範圍內全面而長期的公地悲劇，使用時竭澤而漁，保護起來則軟弱無力。尤其是私人資本很難進入到保護自然與環境中的植樹造林等過程中去，無法從中獲得科學、合理的長期回報。
我在前幾天的一篇文章《目送全民盜賊的時代漸行漸遠——台灣行思2》中寫到公有制對社會生態的全面破壞，導致禮崩樂壞全民盜賊化，這篇文章則談到土地公有對自然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同樣無與倫比。
中國要從自然和社會生態上全面回到正常國家行列，必須首先全面回到正常國家的經濟（私有制）基礎中來，回到公民的財產自由和遷徙自由以及思想的自由市場中來。人類一切和平、穩定、富裕、幸福，一切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進步，都是財產自由、市場自由、思想自由的副產品。這一點，幾千年人類文明史上沒有任何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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