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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子明 |
說實話，2013年秋季聽到陳子明患病的消息時，我難過，也惋惜，但並不特別意外。子明生前展示給所有人的健康、力量以及美好已屬奇蹟。一具肉身，二十多年來從獄中幾進幾出，一直在不安全不自由的狀態下生活，肉體和精神上都保全得十全十美實在是太大的奢望了。
這條路實在太長太艱辛
我這樣說，並非不近人情。子明和子明的同道們，誰不期待能走得更遠呢？但這條路實在太長，實在走得太艱辛。這些年來，我已親歷了太多親朋摯友的離去，操辦葬禮、掃墓幾乎成了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趙一凡、包遵信、史鐵生、劉迪……以及這些人中最早離世的我的先夫周郿英。
預審員在提審我時曾經問，為什麼每次有人去世都是你張羅葬禮。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但在內心深處，有一個不能為外人道的私人理由——周郿英1994年5月去世時的葬禮辦得太潦草了，這成為我心中無法彌補的遺憾。
就在葬禮前一天上午，大約8點鐘，我便被帶到了派出所。警方提出了各種無理要求，不准許多人到場，包括親如弟兄的史鐵生；不准許多人的名字出現在現場，特別是海外的朋友。我不能接受將一部分朋友打入另冊，在被糾纏了一整天、晚上8點回到家後，決定取消現場所有的挽聯與挽幛，一個字都不留，以示抗議。此後這些年，在給我所尊敬的逝者操辦葬禮時，我會特別注重現場的布置，照片、鮮花、挽聯挽幛、悼詞，一樣都不能馬虎。
我當年真的不能理解，為何對老周動用如此陣仗？現場幾十輛警車，戴著白手套的警察在一公里外指揮車輛，中日醫院太平間兩邊的路口被封鎖了，還有背著刺刀槍的武警。
後來才知道，就在那一年的那個月，子明第一次被保外就醫。因為這是中美談判的結果，子明必須在規定的時間離開監獄，而那離"六四"五週年的日子很近。提前獲得消息的外國記者嚴陣以待，官方認為，老周的告別儀式將是民運人士集中的地方，有可能引來外國記者，他們擔心有人會在這個場合發布有關子明的消息和評論。葬禮這邊戒備森嚴，而子明被帶到河北，與全世界捉迷藏。
事實上，與子明的交集比這早更多。我和我先生老周與子明相識於"西單民主牆"時期。1978年我們跟著北島辦《今天》雜誌時，子明正與王軍濤、周為民等人一起辦《北京之春》。聚集於西單民主牆的刊物有幾十種，現在仍然存在著的就這兩種。《今天》仍由北島任主編在海外輾轉，如今已經超過百期；《北京之春》在北美由胡平執掌，艱難生存。
子明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是由他主編的《中國憲政運動史讀本》，這是二百多萬字的長篇巨製。醫生診斷子明只能存活幾個月，我臨危受命擔當該書的編輯，保證讓子明看到它的出版。在外地排版公司的小青年回家過春節的最後一天，我打印出三本樣書，託人帶到他前往治病的波士頓。
子明逝世的消息傳出時，我正帶著裝滿了《中國憲政運動史讀本》的車飛奔在去北京郊區的路上，為了不被跟蹤到放書的地點，我出了門又回來，把手機放在家裡。安置妥當回到家後，看到劉蘇里發來的短信，才知道子明在那一刻已經離世。雖然我不在身邊，甚至沒得到子明的簽名本，但我心裡很踏實。
之後便是沒日沒夜地籌備子明的告別儀式，就像當年辦老周、老包的告別式一樣，照樣是與警方鬥智鬥勇。好在，在重重封鎖之中，儀式很圓滿。
主編紀念集完成子明囑託
葬禮之後第三天，我摔斷了右腿腓骨，之虹、蘇里、也夫，我們四人在我家討論紀念集出版的事，決定在百日祭時成書。原本我沒資格做子明紀念集的主編，有更多人比我熟悉子明的思想，有更多人比我與子明關係親近。但死者為大，請我主編這本紀念集是子明生前的囑託，我必須完成。
在養傷其間，我起草了該書的編輯原則，發出了若干組稿信，也得到了許多人的回應。之後不久，我突然失去了自由。在看守所的日子裡，想起已經離我而去25年的丈夫周郿英，想起對我的生命至關重要的趙一凡與史鐵生，想起包遵信、劉迪與剛剛離開我們的陳子明，想起將在鐵窗中度過11年的劉曉波……也想起這本被擱淺了的書。我不知道是否有緣像當年為老包編輯紀念集一樣，為子明的這本書當一次編輯。我在心裡默默地對子明說"對不起"。
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關押了一個月後，我被取保候審，顯然已經不可能在子明百日祭時出版這本紀念集。
在整理本書中的子明生平的時候，我才得知，1975年7月底至9月初，子明因批評時政的信件遺失，被拾到者上交化工學院保衛處，學院保衛處轉交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小集團"嫌疑被關進看守所。那時，我的情形和他類似，因"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案"，已經在看守所裡被關了一年半。
這怎能不使我感慨成千。哦，原來我們在70年代便是獄友！原來從那時起，在我們都是十幾歲的少男少女時起，便注定了我與子明有始有終的緣分。
我進看守所大約兩週時，市局的劉姓警官告訴我，曹思源去世了。這位與子明並肩為中國的社會轉型付出了代價的法學家、我好友的丈夫，在子明離開後僅一個多月也遠行了。有個朋友事後對我說，在曹思源的告別儀式上，看不到我像以往一樣在忙碌著的身影，他感到從未有過的失落與慌張。
我與子明，與老曹，與所有陰陽兩隔的朋友們，這40年的經歷，總是這樣奇特、荒誕，甚至驚悚。難道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嗎？
可以肯定的是，子明離世之後，我的，以及我們的命運，依然將在不可知的未來展開。
我希望這本書的出版，沒有辜負子明對我的遺願。沒有辜負之虹，沒有辜負本書的所有作者，以及世界各地愛子明的朋友們。
在編輯過程中，我們收到了遠比本書多許多的稿件，但限於篇幅，沒能全部收入。在此，我本人，並代表王之虹，向未收入本集的撰稿作者深表謝意與歉意。
2015年8月7日
（本文為作者主編、明鏡出版社出版的《殉道者·緬懷陳子明》一書的編後記。即將出版的《新史記》第28期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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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路實在太長太艱辛
我這樣說，並非不近人情。子明和子明的同道們，誰不期待能走得更遠呢？但這條路實在太長，實在走得太艱辛。這些年來，我已親歷了太多親朋摯友的離去，操辦葬禮、掃墓幾乎成了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趙一凡、包遵信、史鐵生、劉迪……以及這些人中最早離世的我的先夫周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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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殉道者·緬懷陳子明》（明鏡出版社）。 |
預審員在提審我時曾經問，為什麼每次有人去世都是你張羅葬禮。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但在內心深處，有一個不能為外人道的私人理由——周郿英1994年5月去世時的葬禮辦得太潦草了，這成為我心中無法彌補的遺憾。
就在葬禮前一天上午，大約8點鐘，我便被帶到了派出所。警方提出了各種無理要求，不准許多人到場，包括親如弟兄的史鐵生；不准許多人的名字出現在現場，特別是海外的朋友。我不能接受將一部分朋友打入另冊，在被糾纏了一整天、晚上8點回到家後，決定取消現場所有的挽聯與挽幛，一個字都不留，以示抗議。此後這些年，在給我所尊敬的逝者操辦葬禮時，我會特別注重現場的布置，照片、鮮花、挽聯挽幛、悼詞，一樣都不能馬虎。
我當年真的不能理解，為何對老周動用如此陣仗？現場幾十輛警車，戴著白手套的警察在一公里外指揮車輛，中日醫院太平間兩邊的路口被封鎖了，還有背著刺刀槍的武警。
後來才知道，就在那一年的那個月，子明第一次被保外就醫。因為這是中美談判的結果，子明必須在規定的時間離開監獄，而那離"六四"五週年的日子很近。提前獲得消息的外國記者嚴陣以待，官方認為，老周的告別儀式將是民運人士集中的地方，有可能引來外國記者，他們擔心有人會在這個場合發布有關子明的消息和評論。葬禮這邊戒備森嚴，而子明被帶到河北，與全世界捉迷藏。
事實上，與子明的交集比這早更多。我和我先生老周與子明相識於"西單民主牆"時期。1978年我們跟著北島辦《今天》雜誌時，子明正與王軍濤、周為民等人一起辦《北京之春》。聚集於西單民主牆的刊物有幾十種，現在仍然存在著的就這兩種。《今天》仍由北島任主編在海外輾轉，如今已經超過百期；《北京之春》在北美由胡平執掌，艱難生存。
子明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是由他主編的《中國憲政運動史讀本》，這是二百多萬字的長篇巨製。醫生診斷子明只能存活幾個月，我臨危受命擔當該書的編輯，保證讓子明看到它的出版。在外地排版公司的小青年回家過春節的最後一天，我打印出三本樣書，託人帶到他前往治病的波士頓。
子明逝世的消息傳出時，我正帶著裝滿了《中國憲政運動史讀本》的車飛奔在去北京郊區的路上，為了不被跟蹤到放書的地點，我出了門又回來，把手機放在家裡。安置妥當回到家後，看到劉蘇里發來的短信，才知道子明在那一刻已經離世。雖然我不在身邊，甚至沒得到子明的簽名本，但我心裡很踏實。
之後便是沒日沒夜地籌備子明的告別儀式，就像當年辦老周、老包的告別式一樣，照樣是與警方鬥智鬥勇。好在，在重重封鎖之中，儀式很圓滿。
主編紀念集完成子明囑託
葬禮之後第三天，我摔斷了右腿腓骨，之虹、蘇里、也夫，我們四人在我家討論紀念集出版的事，決定在百日祭時成書。原本我沒資格做子明紀念集的主編，有更多人比我熟悉子明的思想，有更多人比我與子明關係親近。但死者為大，請我主編這本紀念集是子明生前的囑託，我必須完成。
在養傷其間，我起草了該書的編輯原則，發出了若干組稿信，也得到了許多人的回應。之後不久，我突然失去了自由。在看守所的日子裡，想起已經離我而去25年的丈夫周郿英，想起對我的生命至關重要的趙一凡與史鐵生，想起包遵信、劉迪與剛剛離開我們的陳子明，想起將在鐵窗中度過11年的劉曉波……也想起這本被擱淺了的書。我不知道是否有緣像當年為老包編輯紀念集一樣，為子明的這本書當一次編輯。我在心裡默默地對子明說"對不起"。
在整理本書中的子明生平的時候，我才得知，1975年7月底至9月初，子明因批評時政的信件遺失，被拾到者上交化工學院保衛處，學院保衛處轉交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小集團"嫌疑被關進看守所。那時，我的情形和他類似，因"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案"，已經在看守所裡被關了一年半。
這怎能不使我感慨成千。哦，原來我們在70年代便是獄友！原來從那時起，在我們都是十幾歲的少男少女時起，便注定了我與子明有始有終的緣分。
我進看守所大約兩週時，市局的劉姓警官告訴我，曹思源去世了。這位與子明並肩為中國的社會轉型付出了代價的法學家、我好友的丈夫，在子明離開後僅一個多月也遠行了。有個朋友事後對我說，在曹思源的告別儀式上，看不到我像以往一樣在忙碌著的身影，他感到從未有過的失落與慌張。
我與子明，與老曹，與所有陰陽兩隔的朋友們，這40年的經歷，總是這樣奇特、荒誕，甚至驚悚。難道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嗎？
可以肯定的是，子明離世之後，我的，以及我們的命運，依然將在不可知的未來展開。
在編輯過程中，我們收到了遠比本書多許多的稿件，但限於篇幅，沒能全部收入。在此，我本人，並代表王之虹，向未收入本集的撰稿作者深表謝意與歉意。
2015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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