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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天琪 |
獨立中文筆會每年選擇在香港舉辦頒獎典禮和文學討論會，主要的目的是便於國內的會員前來參加。每當我看到來自四面八方各個省份的同事和文友們克服重重困難，來到這個自由的城市，大家歡聚一堂，切磋討論，交換訊息，互吐苦水，心中格外安慰和感動。遺憾的是仍然有許多會員們被阻隔在邊境的另一端，即便費盡唇舌，據理力爭都無法來參會。這種情況，年年如此，令我感覺到，那座圍城也是一座危城，裡面的人出不來，外面的人進不去。我個人已經十數年不得其門而入，平時我周遊世界村，如魚得水，唯一那個我文化語言的泉源之地，那個令我情思所系的精神故土，對我而言是個海市蜃樓，可望不可及。
我剛在波蘭古城克拉科夫參加了國際筆會獄中委員會舉辦的年會，會長約翰·索羅（John Ralston Saul）和獄委主席瑪麗安•弗雷瑟（Marian Botsford Fraser）報告了最近一年來筆會的工作重點——墨西哥，土耳其及中國的言論自由和人權狀況。拉丁美洲作家們所面對的生存和寫作環境跟世界其他地區相比，不但大異其趣，而且令人毛骨悚然，他們的遭遇不是噤聲罷筆，失去人身自由等等，而是斬釘截鐵的“殺戮”。是的，殺戮和被失蹤，這種情況在墨西哥、瓜地馬拉、委內瑞拉、阿根廷、巴西、哥倫比亞都發生過，並且還在繼續發生。也許唯一可以與之逐臭相比的是阿拉伯地區。在伊朗、阿富汗、伊拉克、突尼斯、埃及和許多其他發生茉莉花革命的地區，那裡的作家，記者和異議人士真是需要用生命和鮮血來捍衛真理和真話。
土耳其情況又更是不同，這裡一個作家要面對的是腐敗無能的政府和官僚，不公的法制系統和種族歧視，許多文化人被逮捕，在監獄中度過漫長的歲月，卻連自己為何遭難的理由都弄不清，因為既無庭審，亦無宣判，而獄中的酷刑更令人生不如死。從1980年以來，有17000名作家、記者被失蹤，真是所謂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因此，為了生存、逃避劫難，不少同行作家進行自我審查，不敢說真話，但是我們能苛責他們嗎？該受譴責和審判的是手中握有權力的政府。許多兄弟筆會都挺身為這些國家的同仁們呼籲捍衛，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壓力效果。
國際筆會剛剛出了一本京奧以來四年之間，中國人權的回顧，在本筆會的協助下，邀請了10位國內的作家撰寫他們對此議題的評述。這本由美國筆會主筆的人權報告，對中國當前的言論自由和作者群體的狀況有很不樂觀的評價。在人權狀況惡名昭彰的國家中，中國屬於在排名上敬陪末座的國家之一。我們的代表小喬女士和本人在會上都作了發言，將國內會員們和西藏地區受打壓的情況進行陳述。
總的說來，集權國家中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處在緊張的狀態之下，而作家們應當是一個社會的良知道德和人文精神的代言人，他們維護的是人們的尊嚴和自由意識，這種神聖的責任和權利是不容侵犯的。西方文明中，知識份子有一種“請站開，別擋住我的陽光”的傲氣和自信，這是希臘的哲學家狄奧尼西斯對前來向他請教的亞力山大帝所說的話，皇帝並不以為杵，竟尊重他的意思，向陽光讓路了。但在中國文化裡，天子卻有“指鹿為馬”的權力傲慢，統治者哪怕不學無術，也認為自己手中的權力就代表真理，可以讓天下人折腰下跪。直到今天，這種封建傳統的思維還在中共體制內發揮作用，上至中南海諸公，下至地方的芝麻官員，乃至城管，片警，只要手裡握有一點小小權力，就頤氣指使，欺壓良民。
在克拉考夫城我偶遇來參加米羅茲文學節（Milosz Festival），來自海南的詩人多多，他是我多年的知交老友，六四槍聲響起的當天，他離開北京，飛到倫敦，在國外度過了14年流亡生涯。多多於2004年返回海南，任教海口大學。多多這些年來寓居海角一隅，遠離內地的紅塵，除了教書，就是寫詩作畫，達到了內心流亡的超然境界，他說他絕不向權力低頭，絕不向謊言妥協，我完全信任這位性情中人的好友是出汙泥而不染的。現在我以他的一首詩來結束發言：
不對語言悲悼 炮聲是理解的開始
作者：多多
就這麼命令雷聲——不要聲音
不解釋狼，不——又一陣齊射
任歷史說謊，任聾子壟斷聽
詞語，什麼也不負載
雷聲不是雷聲，無聲是雷聲
不懂——從中爬出倔強的文化
不懂，所以大海廣闊無比
不懂，所以四海一家
(2013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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