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洁：暮年卧病纽约城

Gao Yaojie, writing an article from her bed in Manhattan. (Hongxiang Huang\Tea Leaf Nation)

自1966 年6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受尽了无端的折磨，是年8月26 号，“牛鬼蛇神”游街时，我受不了这样非人的侮辱，服毒自杀未遂，昏迷了两天之后清醒，造成药物性肝硬化。

1967 年5 月13 日，我被造反派殴打致伤，造成胃损伤出血，在河南省人民医院住院，做胃大部分切除术，(术中发現肝硬化)；从此之后我就经常拉肚子，每天3 到5 次，甚至更多。

1966 年6 月我被停职，受尽了“牛鬼蛇神”的生活,1974 年4 月起，恢复工作，这么长时期的精神折磨逼的我患了高血压病, 精神紧张时血压高达220/180mmHg，心率过缓，一般为40 多次/1分钟，闷气、咳嗽, 于是开始了我长期服药的生涯。

我拖着半病的身体，于1974 年4 月调入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自此，我投入治疗恶性滋养细胞肿瘤（恶性葡萄胎、绒毛膜癌）工作，这一投入便是十多年。在这些日子里，逐渐出现选食，牛奶、苹果、香蕉、猪肉等，我吃了就拉肚子，硬食、冷食也不能吃了。1990 年7 月我退休。为其他原因，我没有接受医院返聘，而选择在社会上从事妇女卫生保健和防止性骚扰的宣传工作，同时写了十四本卫生科普书籍，请我讲课的单位較多，他们主动付讲课费，一堂课三小时我至少能收入300 人民币，最高者达500 元, 九十年代初期，我收入颇丰。

当时主要的宣传阵地是各级妇女联合会、工矿企业工会女工部、各大专院校学生会，从郑州市讲到河南各地区；场次也很多，如1995年“三八节”就在三个大学各讲一场(即三场)，听众很多、热情也特别高。彼时无人嫉妒我，更无人打压我。那时我已年逾花甲，因精神愉悦，却也从不感到疲劳。

1996 年4 月，在一次外院会诊中，我第一次了发现一个因手术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妇女。她输的血液来自医院血库，我敏感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血库里的血携带了艾滋病病毒，那么受害者绝非少数。当时我找卫生厅，那里的官员说：“就你大惊小怪，哪儿有那么多艾滋病叫你看见！我都不知道河南有艾滋病。” 我对他们这样的说法不服气——我确实看到艾滋病病人，应该立即寻找血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源头，一查究竟。从此我自费转向农村，深入调查艾滋病疫情，宣传预防艾滋病的知识，救助艾滋病病人和孤儿，踏上了一条困难坎坷的预防艾滋病道路。

从此，我的个人健康状况日以下降，下乡走路过多过累，脚肿、关节疼。饮食受限更多：鱼肉、虾蟹、鸡肉及水果，从此无缘沾染。在无奈的情况下，我在途中食用的，都是干炒面。
2006 年4 月，老伴因咽癌去世，推倒了我的精神支柱，而这时防艾工作的压力有增无减，为了保存艾滋病资料，无奈之下，2009 年5 月，我离家出走，8 月来到美国。饮食情况进一步恶化，腹泻次数时间有增无减，不再是单一稀便，腹泻重时稀便中伴有粘液。

一、股静脉血栓的首次出现

2010 年5 月下旬，我左侧臀部钝疼，左腿、左脚浮肿明显，病情日渐加重，一连找负责保健的女医生三次，然则她态度很好，诊断却不清，给了点止疼片，无效；6 月上旬，我行走困难，多数时间缠绵于病榻。6 月12 日，陪同我居住的博士生冬冬着急了，带我去哥伦比亚大学附属医院挂急诊。医生做了各种检查，确诊为左下肢大隐静脉血栓，要求我立即住院治疗，当即服用化血栓药物香豆素。6 天后我的疼痛浮肿有所减轻，次日出院；遵医嘱继续服药三个月。保健女医生仍不放心，介绍我从7 月份起转赴纽约血液病医院以进行进一步检查。

给我看病的是一个老年女医生，白人，虽然说话我听不懂，得通过翻译，但她很认真负责。事无巨细，每次抽血检查, 她都寄给我各种检查结果的清单，并随时调整服用抗血栓药物的剂量。多次检查以后，老年女医生告诉我：“你的血栓病有遗传因子，必须终生服抗血栓药物，同时，每2 到3 周，必须抽血化验香豆素的浓度。”就这样，我成了医院的常客。

这个卫生所，每次抽血之后都告诉我化验结果，只是抽血护士技朮太差，有时穿刺5—6 次，都不成功；最后一次竟穿了6 次也没有抽出血，因此我转了卫生所，找到一个卫生所有中国人做保健医生，言语容易勾通。

二、心脏病的抢救

2011 年12 月中旬，我闷气加重，22 号晚不能平卧，学生叫了救护车送我到纽约长老会医院急诊监护室，一经入住，医生护士立马开始抢救，而不提收费。他们都非常重视我，吸氧、心监护器（心电图），每5 分钟自动测量一次的血压记，输入液体和抢救药物（我不知道药名），轮番上阵；各种监护器对血压、脉搏、呼吸不时地报警，（血压90 以下，心率在50 次以下，监护机器就自动报警。当时我的心率最低时只有36 次/分钟。）他们记录每一个环节，使我深刻体会到美国大医院处理急诊的重视和高效。

抢救了一夜，次日，我已经几乎不认识人了。中午医院的专家会诊，提出要我手术安置心脏起搏器，我同意了。但因我正在服用抗血栓药物，必须先停药三天，又要直系家属签字（当时给国内亲属打电话，我女儿开始请假来美国护理我，岂料，层层审批，直到2012 年元月28，她才来到纽约。）还好，12 月24 日，我妹妹从芝加哥飞来签字，我被转入心脏病病区接受治疗，28 日下午，在术前准备完毕、监护俱全, 我在静脉麻醉的情况下，才做上了心脏起搏器的安置手术，痛苦不大。术后笫三天出院，我的心率恢复到60 到70 左右一分钟，但活动时仍会闷气、咳嗽。

对我体内安入的心脏起搏器，需要定期检查，多亏了医疗保险，否则这笔巨大的医疗费难以承担。

三、晕倒与摔伤

2012 年6 月9 日晚8 时许，我起床开灯时突然晕倒，头部摔伤出血。当时我家中无人（陪我住的小郭工作很好，富有同情，从来不发脾气，她只要在家，就不让我刷锅，晚间，她主动帮我往暖瓶里灌开水，小郭是一个聪明的我最喜欢的女孩。不过，她像猫咪一样，每天晚上天不黑就去跑步，一般11 点到12 点才回来）我清醒后一直用手捂住头部伤口，又爬到小柜子上拿了大块的伤势止疼膏贴在头上，但是出血仍不能完全停止，我衣服多处已被染上了血。11 点多小郭回来，我们去哥伦比亚大学附属医院挂急诊，医生给清理了头部伤口，同时在伤口上钉了三颗铁钉（相当于缝合三针），又给我吃了止痛片，出血这才停止了。次日凌晨二时许我们才回到住室，这时我大量呕吐，医生坚持让我吃药，直至15 日才拆掉铁钉。

我曾经在过于劳累的工作状态下发生过类似晕倒的现象，但退休后甚少发生。来美国后出现这样的意识消失性昏倒，还是第一次。对我来说很可怕，因为我虽有室友，却常常独居。

四、血栓再现与并发症

自2011 年到2012 年，我的多个牙齿出现松动，很疼，于是一连拔了5 颗牙，每次拔牙就必须停抗血栓药物一周。自2012 年6 月，拔除第四颗牙齿之后，我发现活动后左臀部疼痛（在原血栓处），但可以忍受；不料8 月14 日，疼痛加剧，即去哥伦比亚大学附属医院就诊。两位女医生检查后说，B 超显示，在我的原血栓下方又出现一个阴影。医生不让我回家，并和小郭说:”如果病人离开医院，必须直系家属来签字”。说了半天，当夜我终于住进了病房。入院约10 分钟左右，未经任何检查，来了一个半黑人的女医生，她说：“没事，扭着腰了。”

住了两天医院，因吃饭问题，我又出现腹泻，17 号出院，腹泻日益加重，每天5—6 次，不但便稀，同时伴有粘液，全身出汗，四肢不断抽筋，很是痛苦。我又去保健医生那里，他发现我的血压下降，高压不到90mm Hg，急诊用救护车送我去长老会医院急救室，进行各种检查。我在那住了两天两夜，21 日，被转入病房。医生检查说又发现了一个新的血栓，同时合并胃肠道感染，需进行综合性治疗。三天后病情好转；总计住院一周，我于8 月28 日出院。

出医院29 天，长老会医院的医生护士来家中访问了9 次，每次访问都要检查我的体温、脉搏、血压，询问我的服药情况等等，如此种种，不厌其烦。最后一次，一位医生看到了我房中“高耀洁星”的奖牌（如图），他用手机在网络上查到了我的经历，便开始坐在我家一直跟我说话。我也听不懂，只是看着觉得——他很高兴，意思说，能够为我服务，他非常高兴。我们两个人比手画脚地沟通着，我觉得可滑稽了；他能够帮我将这些有关艾滋病病人的悲惨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知道，我也很高兴。

从此我的身体情况更差了，能吃的东西更少了，不但肉类奶类不能碰，而且大多水果不能吃，豆浆也不能喝，最近连每日植物油的食用分量都需严格控制在1 毫升以下，否则又发生腹泻，当真后果自负。我多次找保健医生，他一直按胃肠道疾病治疗。我原来有肝硬化病史，我怀疑是肝脏问题。从2013 年5月17 日开始,通过B 超进行肝脏检查，近来加上关节疼痛加重，我很少能正常活动，生活非常困难。

13 年以来，我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牙齿脱落殆尽，左眼出现白内障，手在长老会眼科术前检查三次, 手术前三天滴二种眼药水,每天各滴四次。5 月10 日在眼科手术，术前和术中的形势令人紧张，进手术室即安上了监护器、心电图、输液、吸氧、血压5 分钟自动测量一次，手术经过约20 分钟，痛苦并不大，接着就是回术后观察室，继续输液，下午回家。第二天去医院复查，医生说:”手术效果不错，”给我三种眼药水，每天各滴四次，约一周后再查。我想不会有啥问题，可能是因为我年岁过高，又患有多种疾病，故增加了手术紧张气氛，否则真像杀鸡用了牛刀。

平时，我小病不断，每天按医生指导服药，可谓用药物来维持着我暂时的生命。好在我的头脑尚清晰，还能把暮年在纽约卧病的情况记录下来。

――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