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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954年颁布第一步宪法后，中共玩弄了民众向往法治的热忱，将国家机器驶向了与宪政完全相反的方向…… |
【新世纪特稿2013年5月23日】中共新领导的所谓"新政"，一手是"反腐败"，据说还是"老虎苍蝇一起打"，实则打"苍蝇"还有些动静，打"老虎"却有气无力。另一手，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攻势，似乎遮遮掩掩，以内部讲话、内部文件暗中部署，下手却是一招比一招更凶狠。
先是齐彪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透露，习近平赞同邓小平的看法，强调"不能否定毛泽东，否则会天下大乱"。随后，"人民网"转发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发表在《红旗文稿》上的文章，深入论述习近平关于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时期不可以互相否定的看法，高调赞颂毛泽东时代的成就。
毛泽东不能否定，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不能否定，那么，中共要否定的什么？
现在看到，首先就是宪政。
《红旗文稿》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的文章，断言"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宪政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以宪政理念为标准，没有多党竞选就无宪政，更无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环球时报》也发表社评《"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说"'宪政'实际上是绕了个弯，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它最终是要削弱、否定中国既定的发展道路"，"就是要改变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是这个国家断不可接受的"。
如果说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强行修改，还只是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暗中作手脚的话，那么，数月后矛头直指宪政的大批判，是中国共产党对宪政发起正面进攻了。
杨教授作的是一篇制度比较的文章，洋洋万言，有很多的理论色彩，而《环球时报》社评篇幅较短，意思则很明确，认为宪政"从一开始就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个政治主张"，"围绕'宪政'做理论论辩没有实际意义"。
那么，什么有意义呢？文字游戏有意义。"环球"社评告诉人们，"宪政的'宪'字指的是宪法，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宪法作为中国的根本大法，它的地位并不存在实际争议"，而且，"新一代中国领导人集体学习宪法，执政者对宪法的忠诚非常明确"。这里的戏法有两个：一是拆字，"宪"是宪法，它本身没问题，但它与"政"合在一起，就有问题，是"要削弱、否定中国既定的发展道路"了。二是回避中共掌权后历代领导对宪法是否忠诚──新一代领导很忠诚，但未经实践检验，至于前面几代领导，经实践检验确实不忠诚，此文不予理会。
这戏法怎么样，手法不错吧。
再看杨教授。
杨教授断言"宪政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其论据，列举了邓小平、江泽民几句"论述"，就算是论证了。至于为什么有宪法而不能行宪政，据说是因为，"人民民主制度的宪法确认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制度和宪政的核心制度与理念从根本上是不相符的"。
杨教授列举了宪政的五大核心制度与理念，即"宪政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宪政实行议会民主政治"，"宪政实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国家政权体制"，"宪政实行'司法独立'及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以及"宪政实行军队'中立化、国家化'"。可以说，这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宪法的核心内容。的确，中国宪法对这些很是抵触。然而，人家有人家的宪法，人家依法施政，即为宪政，我们也有我们的宪法，我们依法施政，就不可以是宪政，这是什么道理？宪法不同，就不可以行宪政么？
杨教授告诉我们，"说宪政就是有宪法并得到实施，反对宪政就是不要宪法和社会主义法治，这是混淆了宪法和宪政的关系。回顾历史就很清楚，宪法与民主制和宪政没有必然的联系。民主国家未必是宪政国家（例如古希腊、古罗马是奴隶制、封建制民主国家），有宪法未必有宪政（例如清朝末年的钦定宪法），宪政国家也未必是民主国家（例如大宪章时代的英国）。"
这就触到中国宪政问题的实质了──有宪法未必有宪政。杨教授承认存在"有宪法未必有宪政"的情况，那就应该承认，"有宪法并得到实施，反对宪政就是不要宪法和社会主义法治"，这是针对着中国社会现实的看法──非但没有"混淆"，反而分辨清楚了"宪法和宪政的关系"，因为关键就在于，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与清朝末年很相似，都是"有宪法未必有宪政"。
实行宪政，即依宪施政，则现行宪法本身的矛盾就会更清晰地显露出来，可以再修宪，而使宪法去除掉那些落后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规定。这样，宪政的过程，一般意味着社会发展。在宪政的观念中，宪政本身就不是绝对的，宪法也不是绝对的，它会趋向于合理化，逐渐进步。在这个意义上，一般认为，宪政的三个基本要素，即民主、法治和人权。
但中共对此不能接受。杨教授的工作，是加以论述。她不负使命，声称"须特别注意，切不可单独提'宪法和法律至上'"，因为"在党的领导下，为了人民的利益，通过法定程序，宪法和法律都是可以修改的。"这是党文化语言的表述，翻译为正常话语来说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是绝对的，共产党的"至上"地位是绝对的，所谓"单独提'宪法和法律至上'，容易掉入'宪政'的话语圈套"，意思是，宪政会动摇共产党专政的绝对性。
正因为这很关键，"环球"社评就耍聪明、玩花样，回避中共历代领导对宪法是否忠诚这一大是大非问题。
当然，"环球"的政治意识很敏锐，它的社评把宪政问题提到"否定中国发展之路"的高度，是有道理的。
应该说，杨教授提到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宪政的论述，很有意思。毛泽东当时的看法是，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是合乎国情的新民主主义，而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可见，毛泽东认为，宪政并非西方资本主义的专利，新中国可以有自己的宪政。不过，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本来就是三心二意，取得政权以后就将其抛弃。如杨教授指出，毛泽东后来不再提宪政，改用"人民民主专政"。这样，毛泽东迅速向社会主义"跃进"，建成了他的"社会主义"，他喜爱的专政则改为"无产阶级专政"，到"文革"时更进化为所谓"全面专政"，全不顾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本意。
杨教授在她的文章里提到了考茨基，她还是用以往的那种批判腔调，丝毫不见实事求是的精神。的确，考茨基说"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卡尔・马克思说过的一个词"，因为他很清楚，马克思说的这个词，针对的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象杨教授这样的御用文人，她看来永远也不会理解，考茨基对马克思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其实是有重大贡献的。
考茨基强调指出，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之际必然出现的一种状态，而非一种长期存在的政体，而若它成为那样一种政体，它就不可能是阶级的专政，而只能是某个工人政党的专政，或个人专政，"于是，这些政党中间的一个政党的专政就决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专政"，"于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具备了十分奇特的形式"。
考茨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他有这样那样的弱点和错误，但他深得马克思学说的真传。同样不逊色的，还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他留下政治遗嘱指出，据他研究和观察，现实的社会发展正在造成一种可能性，即无产阶级专政在未来的过渡中将不再是必要的。
世人都知道，阶级斗争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学说的一个重要判断，而这两位理论家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真正意味着马克思学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他们相比，实乃天壤之别。
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一例外，都是长期专政，都验证了考茨基所预见的"无产阶级专政"那种"十分奇特的形式"，即党政官僚对人民的专政──考茨基论述得很客气，而我们已经见证了这些"专政"的嘴脸，用不着再客气了。
正因为如此，中共弃宪政而行专政，而直到今天，杨教授还声称，"既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已经将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命名为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以区别于宪政，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倒退回去将人民民主制度称为'社会主义宪政'"，她自己实在应该自觉羞耻。
正如杨教授论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仍然是专政的道路，而《环球时报》社评说的也对，宪政意味着"否定中国既定的发展道路"。这一否定，是中国社会发展之必需，用不着"兜圈子"──中国共产党放弃一党专政，改邪归正，实行宪政，将其自身改造为竞争性的现代政党。
自然，人们都清楚，中国共产党对此不会同意。它正在发动攻势，现在炮轰宪政，然后，还可能会向着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发起更多的正面攻击。它在"文革"中大肆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否认生产力性质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坚持其"社会主义"、反对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现在，它又造出一个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当作靶子猛轰，不准人们批评它的历史错误，也就是说，它坚持它的错误，反对纠正错误。
没办法，现在只能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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