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十五年前我就读过托克维尔那本《旧制度与大革命》了，最近又重读了一遍，这本书的主题在于依据自由为标准对法国大革命作出评价。托克维尔分析了法国大革命的缘由，也隐约对比了美国革命。他对那段历史最深刻的洞见反映在他所说过的这一段话中：“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为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托克维尔视自由为革命的至上目标，这和罗伯斯庇尔之流所追求的所谓幸福有着根本的不同。在他看来，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只要自由能够得到持续的保证，久而久之也可享受到物质上的富裕和福利。但在很多时候，自由并不能马上让人得到这些好处，而只有专制制度能让人很快的满足，因为只有它们才有可能集中力量办成大事。但谁如果因此而厌倦自由的话，自由就会被人轻易夺走。托克维尔总结到：“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显尔易见，只有在对比了美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及其法国革命的失败教训之后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那个时代，托克维尔对自由的赞美并没有得到逻辑和经验的验证，他的赞美源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很多人并不以为然。即使在今天的中国，无数人们是将每天能够吃饱喝足视为自己的真正幸福，而按真理部的说法，党和国家的丰功伟绩主要体现在象养猪一样养活了数量惊人的人民。至于自由就是幸福的说法，那些人民根本不可理解。对此，托尔维尔只是冷冷的评论说：“对于那些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爱好的平庸的灵魂，就不必试图让他们理解了。”
托克维尔的观念并不符合真理部钦定的主旋律，他的书也从来没有在中国畅销，还真没想到会突然流行起来，到处都有推荐。当然，推荐托克维尔并不是为与大家分享他对自由的感受，因为自由在专制统治集团看来惟独他们才配享用，绝不容许他人染指。推荐托克维尔是想要从中找到避免革命的灵丹妙药，是属于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那一套。他们眼见灾难深重而忧心忡忡，才想起要汲取历史经验。而托克维尔的分析独具眼光，特别是对革命暴发的整个历史背景有着准确的说明，极具借鉴价值。可CCTV上面到处都是莺歌燕舞，看不出革命就要来临了呀，只看CCTV还真不知道他们要去借鉴一些什么。
托克维尔说：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的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
这一番话似乎是针对今天中国而言，因为那时的法国象极了今天的中国，他们不由得要自动对号入座。例如，极具法国特色的密札制度就类似于今天极具中国特色的劳教制度。国王用这种制度悄悄排除异已，官员则把密札当作新年礼物分送给朋友，大肆营私舞弊。政府可以仅凭国王颁发的一纸密札将人关进监狱，而无需任何审判。尽管法院也是国王的法院，但国王还是嫌法院审判过于麻烦，而且审判难免会大事声张，搞得沸沸扬扬，败坏自己的一世英名。
革命前的法国经济已经非常繁荣，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的生活反而更加艰难，逃离农村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你在今天的中国农村旅行，看见的也是同样场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让农民付出了最大的代价，他们却无法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只有离乡背井，去血汗工厂打工。他们的土地被抢走，却无法获得等价赔偿。而政府却将抢来的土地高价出售获取暴利，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实际上源于土地暴利。同样，那些生活在社会低层的人们也被排除在享受范围之外，或者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他们无法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导致他们沦落社会底层。
中国式的强拆早在当时法国就十分流行了。托克维尔讥讽政府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把道路修得笔直，为此大肆强占人民土地，毫不犹豫的夷平碍事民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这显示了政府对私有财产的极端藐视。在这样的条件下，托克维尔问到：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刻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
政府又如何刺激人们发家致富的欲望呢？看看中国的改革就很清楚了，他们先是鼓吹让一些人先富起来，鼓吹发家致富，宣传万元户，吹捧腰缠万贯的成功人士。为此他们不仅让人们摆摊、开店、办厂，做点小买卖什么的，甚至连很大的生意都默许人们染指。而当人们因此而积攒起自己的财产时，他们又任意大肆掠夺，通过缴税、收费、涨价、股市、印钞、管制、强拆或打黑等多种手法，甚至不惜赤博上阵直接抢劫，让人们好不容易积聚起来的财产急剧贬值甚至是一朝化为乌有，这不能不让他们怒火中烧。说得学术一点，你标榜市场经济，却又不承认私有产权，这分明是在制造事端激化矛盾酝酿革命为自己掘墓嘛。
那又能怎样？要怪就怪总设计师书读得太少，只会摸到石头过河。如果当年他读过托克维尔的话，晓得改革无比危险，可能就不想去搞改革了。让大家重回毛左时代，人人都一无所有，或许他们只能如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默默忍耐，再也不敢牢骚满腹，社会也会变得和谐和稳定了许多。但人人都一无所有，会让贪官们无从下手，在毛左时代，即使把全国掠夺到颗粒无剩，饿死三千万甚至可能多达八千万人，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贪污能够到手。看那时的中国，也就只有伟大领袖一个人可以大吃大喝，其他人跟着他只有喝喝西北风。对比现在贪官们动辙几十亿几百亿的贪污，即使是他们也不愿一朝回到改革前。
除此之外，毛左时代还是一个人人自危的恐怖时代，就如同《一九八四》一样，人人都被监视，个个都在告密，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大监狱。所有人都是疑犯，所以才策划阳谋，大搞运动，引蛇出洞，让他们充分暴露，才好一网打尽。于是，任何人都有可能因为很小的过失，如一句口误或是笔误，转瞬之间沦为反革命分子或是阶级敌人，被贴上标签戴上帽子送去劳教接受监督投入大牢甚至直接枪毙。超越《一九八四》的地方在于，枪毙也不能让国家破费，必须交上五分钱的子弹费；死前也不能让你说话，因此先要割断喉管。
那个时代，普通人日子难捱，官员们也并不轻松，因为那更是高危职业。即使当上了国家主席，被钦定为党的接班人，一不小心批了逆鳞，被拿下再整死也是稀松平常。想当年，毛主席指着刘主席的鼻子叫喊说：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你！打倒你！打倒你……，让刘卫黄惊恐万状，魂飞魄散，后来还真化作轻烟，驾鹤西去。如果真要回到毛左时代，当官越大心里越怕，还先别说贪污腐败，连身家性命都难以保全。读一下毛左时代的政治局委员名单，看看有多少得以善终，其比例甚至低于战场生存率。即使是毛左本人，如此英明伟大，刚一驾崩尸骨未寒老婆就被人抓走，也不好算作善终吧。
所以退回毛左时代成了官员们避而远之的老路，比较起来还是活在当下最为惬意和舒服。先还不说贪污腐败，光是所谓“三公消费”，就让官员们锦衣玉食，无比快活。但当下也有当下的麻烦，那就是屁股坐到了活火山上，火山口总是云蒸雾缭，风雨飘摇，似乎是要爆发的前兆，让人提心吊胆，不知道当下的快活日子还能维持多久。读了托克维尔，他们才明白过来，那和两百年前法国大革命暴发前一模一样，谁也不知道以后如何，谁又能阻止革命呢？
有人说只有改革才能避免革命，还举了台湾由专制独裁向民主社会成功转型的例子。但台湾的改革有几个基本前提，一是作为政治改革发起者的蒋经国本人深受台湾人民爱戴，一言九鼎，极具权威，无人敢于挑战；二是蒋经国本人绝无贪污腐败，与专制制度本身没有任何经济利益关联；三是台湾基层如省、市、县的民主选举制度早已形成，且几十年来一直正常运作。这几个基本前提在中国并不存在，中国大小官员们与专制制度本身有着密不可分的经济关联，他们利用这个制度大肆贪污腐败，捞取不义之财，已经形成了强大利益集团，控制着党政军各方要害。任何改革那怕只是很小一步，都会触及到他们的利益，断人财路，无异于引火烧身，必然激起他们的强烈反弹。而中国并没有如蒋经国那样的政治强人或是专制独裁者，没有人有足够的权威足以粉碎这个利益集团，他们反而还要紧紧依靠这个利益集团才得以维持自己的统治。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改革是邪路，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及时行乐才是惟一的选择。
改革不成，那就谈论革命吧。在我所读过有关革命的书中，再也没有比汉娜•阿伦特《论革命》更精彩的了。托克维尔分析的只是一场特定的革命，与之相比，她阐述的是革命本身，其间也有对法国及美国革命的分析对比，但都是为归纳说明革命的一般规律及其特点。阿伦特本人还是一位卓越的哲学家，曾师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对马克思主义也有深入的研究，哲学家的思维赋予她更为深邃的目光。而从她的生活经历中，又亲身体验了极权主义的恐怖，因此，她的分析更加精辟深入，思辨性更强。在托克维尔所论及的几乎所有问题上，阿伦特都作了更为有力的阐述。当然，这并不是说阿伦特较托克维尔更具天才，而是她处于更好的历史地位，可以较托克维尔看得更多更远，看到历史后来的发展。
革命，即使是它的词义，也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和演变。在西方，它最初是一个天文学术语，明确表示一种循环往复的周期运动，当它被作为政治术语运用于人间事务时，其最先的含义竟然是“复辟”。复辟象征着某种周而复始的运动规律，类似于天体的旋转及运行。所以，英国人在1688年赶走詹姆斯二世的所谓“光荣革命”，其中“革命”的含义，只有按复辟才可理解。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打巴士底监狱，路易十六听到消息之后惊呼：“人民叛变了”。当时在场的利昂古尔公爵冷冷回答说：“不，陛下，人民革命了”。路易十六坚持以手中的权力和各种手段来对付一场阴谋和叛乱，但利昂古尔却看出了它是不可阻挡，犹如天体运行远非人力所能影响。此时此刻，他使用“革命”一词在于表达那种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意思，由此来强调革命势不可挡。自此以后，“革命”就有了全新的意义。
在汉语中，“革命”一词也和天象有关，它出现在中国最早的典籍中，早在三千多年前就被人们娴熟的加以运用。他们在描述远古的两次改朝换代时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意即天命的变革，也包含有不可抗拒的意义。看来古今中外，革命都被视为是不可抗拒。而黑尔格正是从革命势不可挡的经验中，发展出他的历史哲学，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谓历史必然性。这一概念经过马克思到处滥用，在以马列立国的国度里面，已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悖论在于，自称的马列主义者们并不相信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他们相信维稳，相信自己幸运到可以避免革命。
从“革命”一词不可抗拒的含义中，还可以推导出革命不受人力影响，也就是说，它的暴发肯定不是职业革命家们组织和策划出来的。如阿伦特所说：没有一场革命是由革命者所发动的，正如在某个确定的国家无论怎样遍布不满和阴谋，都没有一场革命是煽动的结果。她的这一洞见还真提醒了我，回顾世界历史，每一场革命都符合阿伦特的说法。在英国和美国闹起革命的时候，还没有什么人以革命作为自己的职业。参与者都是有着正当职业的上流人士，如法官、律师、议员、教师、农场主、商人或船东等等，闹完革命该干什么还是要去干什么。
法国革命也没有两样，有一天一个名叫拉雷尼的反复无常的无赖想出了攻打巴士底狱的主意，当大家吵吵嚷嚷把这个主意付诸行动时，于是就暴发了革命。那时就在风传他顺手牵羊捞走了不少贵重物品，因为人们后来好几次看见他坐着一辆马车直奔无人看守的巴士底狱，回来的时候，车子装得满满的，好象搬家一样。政府从他那儿搜出了五只带碟的圣餐杯、二只圣体盒、一只镀金银盒以及大批衣物和手稿，并因此逮捕了他。
似乎俄国的所谓“十月革命”可以作为反证，它确实是由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组织密谋策划和发动的，长期以来我们接受的都是这种宣传和灌输。但据现代俄罗斯历史学家们的拨乱反正，证明它只是一场军事政变，与任何意义上的革命都毫无关系。当时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已经沦为国家议会中的少数派，为此他不惜调动军队驱散以俄国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制宪民主党等主导的立宪议会，推翻民主制宪，建立自己的一党专政。
即使在中国，辛亥革命也能证明阿伦特的说法，那时虽然已经出现了如孙文这样的职业革命家，但他所组织和策划的每一场起义都失败了。特别是半年前的黄花岗起义，虽然影响极大，却未能触发革命，反而让他损兵损将，牺牲惨重。而辛亥革命的突然暴发却让他大吃一惊，措手不及。那只是由几个名不见经传的下级军官匆忙之间仓卒发动，却不料天下响应，一举成功，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纪元。至于中国历史上后来发生的所谓“二次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打着革命旗号的反革命，并不适用于阿伦特的说法。
既然革命不可抗拒，非人力所能影响，那革命家的实际作用就可以忽略不计，针对他们的维稳行为应该算是无的放矢。因为不知道革命将要由谁来发动，也不知它将何时何地发动。从阿伦特那里推导出来的这一结论，无论从逻辑或是经验两方面都得到了证明。既然如此，对谁维稳就成了一个疑问，惟一的选择在于扩大维稳范围，将所有人都视为发动革命的疑犯，将所有事都视为是革命的征兆。于是维稳的范围越来越宽，维稳的成本也就越来越高，无论怎样掠夺也无法承受，然后就突然坍塌了。
托克维尔和阿伦特都已经意识到，所有革命都是以“解放”作为号召的，追求的是自由，这让很多人误以为一旦解放即可获得自由，却不知在此意义上的自由实际是为所欲为。这种根本性的误解在于无法区分解放与自由。解放也许是自由的条件，但绝不会自动带来自由，解放是免于压制，也就是从滥用权力，对历史悠久且根深蒂固的权利肆意践踏的政府手中解放出来。而自由的实质是参与公共事务，获准进入公共领域，是一种政治生活方式。因此，阿伦特才说：革命的真正成功在于最终建立起宪政，其核心理念就是以自由立国，立国也即立宪，也就是建立一个政治体，以保护自由得以呈现的空间。
这里需要稍稍解释一下阿伦特讨论自由的角度，从中可看出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她从个体存在于世的角度来看，是把自由理解为在某些人类活动中的展现。而只有当他人见之、论之、忆之，这些活动才会出现，才是真实的。一个自由人的生活需要他人在场，是故自由本身需要一个使人们能走到一起的场所――集市、市场、或城邦等相宜的政治空间。而解放让他们可以有所作为，他们便投身于公共事业之中，在此，不管是有意的或更常常是不经意间，他们开始构建呈现的空间，于是自由得以展现它的魅力，得以成为眼见为实的东西。至此，阿伦特为革命成败建立起了一个清晰的标准，那就是立宪。按照这一标准，世界上大多数革命根本就没能构建自由，甚至也无法产生对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宪法保障这一“有限政府”之福，这是一个千真万确而又令人悲哀的事实。
革命可以一夜爆发，而宪政却不可一蹴而就，它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以美国为例，从革命暴发到联邦宪法生效实施，其间花费了13年。而法国革命仅仅两年就颁布了宪法，似乎一开始就向着立宪的目标迈进。但阿伦特评论说：1791年宪法始终是一纸空文，比起人民，它更能引起学者和专家的兴趣。宪法实施之前，其权威就被粉碎了，接着是一部又一部的宪法，直到宪法观念在一场持续至二十世纪的宪法雪崩中支离破碎而无法辨认为止。
在中国，从辛亥革命到现在的一百年时间里，也颁布了一部接一部的约法或宪法等等。但从一开始，这些宪法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类同于游戏。最早的《临时约法》竟然只花了37天时间就匆匆拟定，而且是由已经辞掉临时大总统职位的孙文签署，从程序上说就不具任何效力。所以，当后来刘卫黄糊涂到以为宪法可以作为挡箭牌抵挡住红卫兵拳打脚踢时，那一幕真让人感到滑稽可笑。很多人在遭遇强拆的时候，也曾高举宪法，它的效用还比不上拆迁办手中的权力，除了装饰门面，还真不知道它可以用来干些什么。
易而言之，法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最后都失败了。革命既然是人力不可抗拒，它又怎么可能失败呢？革命失败并不是说革命被镇压下去了，它不可能被人为镇压下去。革命中最经常呼喊的口号就是：镇压革命的人绝无好下场！这也确实为革命的历史所证明，算得上经验之谈。革命失败是指革命没有实现最初的目标，如法国革命或是中国革命，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之后，最后建成的却是反动专制的政权，反而较革命之前更加悲惨。所以才有在本文开头所引用托克维尔那一段话，包含有后悔莫及的意思。
为什么人力不可抗拒的革命竟然会惨遭失败，是什么力量会强大到让不可抗拒的革命陷于失败？托克维尔首先看出了原因所在，眼光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他认为革命应当追求自由本身，只要是追求自由以外的东西就会导致革命的失败。但他对此的阐述过于简略，以至这一精辟的论断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都受到忽略。
一百多年后再由阿伦特阐述同一问题，显然她会分析得具体如微，更加深刻和全面。她首先说到：就记忆所及的历史，公共领域都是留给自由人的，也就是那些随心所欲，不为生计所累的人。而最广大的多数人之所以不自由，乃是因为他们受困于日常需要。显而易见，这一段话无可争辩，却不符合当今政治正确的观念。
阿伦特是从必然性的角度来分析革命之所以失败。她对黑格尔历史必然性概念作了追根溯源式的分析，她说在1789年见识过天地一统那一时刻的黑尔格，依然是按照“革命”一词本来的隐喻来进行思考，似乎在法国大革命中，天体不可抗拒的规律性运动降临到地球上和人类事务之中，赋予它们一种必然性和规律性。�似摆脱了可悲的偶然性和悲哀的暴力与无意义的交织。在此之前，这些似乎就是历史和世界进程的显著特性，因此，自由是必然性之果这一悖论，在黑格尔看来并不反常，而在阿伦特看来就是整个现代思想体系中最可怕、也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悖论。
黑格尔的理论并非无稽之谈，他的自由与必然的辩证法也无半分戏谑成分。相反，即便在当时，那些依然笼罩在政治现实阴影之下的人，就已经深深为之吸引。它们那经久不息的说服力，一直以来，与其说在于理论证据，倒不如说在于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里一次又得到重演。现代历史概念无比强调历史是一个过程，这一概念来源甚多，尤其是更早的将自然视为一个过程的现代自然概念。一旦人们得到自然科学的指点，认为这一过程本来就是一种循环，是永恒轮回的周期运动，那么不可避免的是，必然性应当是历史运动所固有的，正如必然性是天体运动所固有的一样。每一种周期运动从定义上都是一种必然运动。
简单的说，阿伦特指出了黑格尔的历史必然性概念实际源于周而复始的循环史观，而这正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民族普遍拥有的历史观念，却没人从中发掘出历史必然性的概念。后来，马克思不仅从他老师那里接受了历史必然性的概念，而且赋予了它全新的含义。他把必然性归因于人类作为有机体的生理需求，等同于生命过程中的强迫性冲动。历史过程的必然性，本来的形象是沿着轨道旋转的，必然的天体运动，它在支配一切人类生活的日复一日的必然性中，找到了有力的对应物。当这一幕发生，当穷人迫于肉体需求而冲上法国大革命的舞台时，那个与人类命运起伏这一永恒变化如此贴切的天文学隐喻，就丧失了旧的涵义而获得了生物形象。
因此，在1789年7月14日那一天晚上，当利昂古尔说“人民革命了”的时候，他究竟看到了怎样一幅场景，让他意识到事态的发展远非人力可以抗拒。两百年后再回忆那一晚的君臣对话，才明白他的眼光竟是如此深远，看清了第一次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穷人。他们自古以来都躲藏在黑暗之中，羞于见人，从来没有现身于公共领域。驱动他们的是对面包的需求，而吵着要面包的声音总是一样的。就所有人都需要面包而言，我们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同样可以联成一体。于是，人民的概念就应运而生了，他们超越个体，具有统一的形象、统一的思想，整齐划一，形成不可抗拒的“公共意志”。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和服从“公意”，万众一心，具备无穷的力量。很明显，所谓“公意”一说为极权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阿伦特说：贫困是一种处于持续匮乏和极度苦难的状态，它在人类社会中恒古存在。它的卑污，在于它非人化的力量；它的可鄙，是因为它把人置于肉体的绝对支配之下。这就是必然性的绝对支配，每个人都能从他们最切身的体验中，不假思索的了解到。正是在必然性的统治之下，群众投奔了法国大革命，发动它，驱使它前行，最终葬送了它，因为这是穷人构成的群众。当他们出现在政治舞台的时候，必然性也随之出现。结果就是，旧政权的权力失效，而新共和国也流产了。自由不得不屈从于必然性，屈从于生命过程本身的迫切性。
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阿伦特阐述革命失败的这番话还必须做一些论证，因为从小接受真理部的灌输，对于革命有着完全不同的定义。真理部按照自己的教条诠释革命，绝不承认立宪为其成败的标准，在他们眼里，阿伦特所说的那种任由个体生命必然性支配之下的革命就是他们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易而言之，革命的目的变成了挣脱贫困，追求幸福。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按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规划的路径，他们的第一步就是千方百计、不择手段上升为统治阶级，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再利用自己的权力，一步一步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马克思指望这种方式最后可以实现“各取所需”，殊不知穷人秘而不宣的愿望却是“各取所欲”，说明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产阶级之间不过是同床异梦而已。
阿伦特对此的批判是：将必然性归因于自然过程，不是因为自然科学常常根据必然的规律来描述这个过程，而是因为我们体验着必然性，作为有机体，我们发现自己被必然的和不可抗拒的过程所支配。一切统治都源于人们从生活必然性中解放的希望，并从中获得最正当的源泉。而人们是通过暴力手段，通过强迫他人为自己承担生活之重负来实现这种解放的。这是奴隶制的核心。仅仅是技术的兴起，而不是现代政治理念本身的兴起，反驳了那古老而可怕的真理，这种真理认为只有暴力和统治他人才可以使人自由。今天我们可以说，没有什么比企图通过政治手段将人类从贫困中解放出来更老掉牙的了，也没有什么比这更徒劳和更危险的了。
关于不可抗拒的革命为什么失败，很难有比阿伦特更加坦率的分析了，她对马克思的批判也直中要害。再加上她文笔生动，淋漓畅快，高屋建瓴，极具冲击力，赋予枯燥的政治哲学勃勃生机，读起来津津有味。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几千年来羞于见人的穷人会一朝堂而皇之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一巨大的改变又是如何发生的？托克维尔率先作出分析：他认为正是穷人长期以来的麻木不仁，被人误以为他们可以随意摆布。于是争先恐后要去代表他们，同情他们，关爱他们的命运。那时，穷人尚未使他们感到恐惧，他们关心穷人时，尚不相信穷人的疾苦会导致自己的毁灭。这样一种完全出自无私的仁慈和慷概的同情，感动了当时有教养的阶级，使他们投身于革命，而使人民行动起来的却是满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变地位的强烈欲望。前者的热情终于点燃并武装了后者的怒火和贪欲。
阿伦特沿袭了托克维尔的分析，她首先对比了美国革命。在美国革命之际，也同样存在着尖锐的贫富对立，但在建国之父那里，他们深信不论国家如何繁荣，这些差别都是永恒的，始于创世而遍及全球。因此，他们对此持有一种合乎情理的现实主义观念，人类苦难的历历惨状、赤贫状态的遍野哀号，奴隶生活的凄惨绝望，都没能让他们偏离理性或是屈从于生命过程中的必然性，将社会问题引入革命进程。这种冷漠对于今天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对于当时美国人来说则不足以为奇。只有杰斐逊意识到美国社会结构赖以存在的这种基本罪行并为之感到战栗不已，那也是因为他深信奴隶制度和以自由立国两者格格不入，而不是因为他被怜悯或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所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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