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篇答问录，经陈小雅老师授权发布，文中所述事实，自有小雅老师负责，小雅老师文中说：“我主张用负责任的、具体的公民运动代替群众运动。公民运动是产权明晰的利益共同体的意志集合，收获别人无法采摘。”我高度赞同。只有在负责任的公民运动中，才可能形成基本的抗争伦理，培育健康的抗争文化。——王天定首发按语
“三线计划”与“鹰计划”之争
——微友答问录
问：24年前的这件事，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有些我们熟悉的人，从此再没有见面。回顾这段往事，真是使人感慨万分。如果在八九之后，我们能从血的教训中，明白社会抗争需要基本的伦理，我们需要培养健康的抗争文化，也算一件幸事。这几天，我看见您在微博里谈到陈子明、王军涛在运动中有个“三线计划”，能否请您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一下？
一、在微博讨论的起因
答：2013年2月28日，我收到萧远抄送给我的一封他主送谢小庆的信。信中赞扬了谢的文章《共和国旗帜上有你思想的风采》。他同时告诉谢，他本来想在文后发一个帖子，说“陈小雅也明确表示，她的书再版时，将删去关于子明‘三线’的只有孤证的不确实的记录。”只是因为萧远不熟悉网上操作，没能贴上去。我看后觉得萧远这是要单方面宣布我已经“缴械”，所以当即回信“‘三线’不是孤证，而是三证！”并警告他，如果他发这样的帖子，“就是重挑论战”。接着，我找到小庆这篇文章看了，又给他们两人去信：“改邪归正有路，偷天换日无门。广场无辜学生的血不能白流。如要开战，即使以病残之躯也将奉陪到底。”这就是事情的起因。后来在小庆的博客里发帖，发现我的贴老是被删，而他的依然存在，我反复来去弄得很累。后来偶然发现外面的响应，我就弃内转外了。
二、何谓“三线计划”？
问：“三线计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答：“三线计划”是陈子明、王军涛主办的“北京市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简称“社经所”）针对八九学运制定的一个工作计划。他们根据1989年4月下旬以来的学运局势，把全局划分为“三线”，并部署了本所人员在“三线”中的位置及工作内容。具体内容是：一线是学生，由本所与学生关系密切的陈小平（中国政法大教师）、刘刚（原北大研究生）等人联系；二线是苏绍智、方励之、金观涛等著名知识分子，由本所与知识分子关系密切的王军涛、闵琦联系；三线是在社经所兼职的研究人员，由陈子明主持。这三条战线的关系是：一线学生是运动主体，由他们开拓形势，给政府造成压力；二线的知识分子为学生提供思想资源（支招）；三线制定方案，在前者造成的局面条件下，专司与政府谈判。
进入5月以后，由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爆发，新闻界走上街头，知识界跟进，原先的一、二线合为一线，该所又对部署进行了调整。
三、“三线计划”的证据
问：看谢小庆的博客，好像连他这样的核心成员，对这个计划是否存在还有怀疑？你是怎么知道的？
答：我的消息来源有三：
一、1989年4月30日或5月1日，一位朋友刚刚出席完社经所会议，与我交换信息时披露的。我有录音。之所以不能确定时间，是因为我的录音带前有采访“鲁博会议”的内容，后有采访“人体美术展览”的内容，因没有写作任务，而且当时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所以没有注明时间。这是我首次听到“三线”的说法。
二、5月23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返所日”。那一天，陈子明、王军涛都到我所活动。陈被我关在了办公室的门外。但王是和我一道离开社科院大楼的。在长安街上，他告诉我该所新的工作调整，也说到“三线”。因为这对于我来说是“旧闻”，而且仍然认为是好事，所以回家后补记的内容很简单。
三、90年代初期，人们陆续从秦城出来，几个被位列“三线”的朋友经常来我家聚。其中一人向我披露了这个计划的全貌。同时我也得知，秦城审讯人员曾以“三线”作为审讯的内容。
此后，我从不同的朋友处逐步获得与“三线”有关的信息：
其一，该计划出台的背景，是基于对于经济形势的一种估计：认为社会存在“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转换的发展规律，而89年是由“经危”转入“社危”的信号。另外，是“政治思想—政治运动—政治权力”的规律。我在《史》中交代“三线计划”前对此作了叙述。
其二，该所“三线”成员描述了与赵系“体改所”的矛盾，以及陈子明的经改思路与陈云接近。所以，陈认为89危机是可利用的取而代之的“千载难逢”机会。
其三，22日后，由于学生和北京市民的连日努力，戒严行动很可能破产，如果该所仍然采取幕后运作，很可能失去“圆桌会议”资格，所以陈子明从后台“跳”到前台……
其四，从鲁博会议的采访中，我发现许良英是被社经所派车接到会议上去的。这件事给我印象最深。因为陈子明在过去的各种场合，都是批许良英的。说他“光说不做”、“租界民主派”、“‘一二.九’一代的局限”……他甚至把对这些代表人物的思想的批评，列为社经所1988年上半年以来的“工作重点”（见陈子明《反思十年改革》）。这次为什么对许格外“礼待”？
其五，包遵信给我看了他的自述《未完成的涅槃》手稿，我发现他在运动中的大部分活动，都是依赖社经所提供的“服务”进行的。
其六，许先生告诉我，4月25日，陈子明给北大学生王丹3000块钱的时候说：“决战的时刻到了！”（后来我和王丹见面，王丹证实了此事，说陈的原话是“摊牌的时刻到了！”
……
因为陈子明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当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自期（今年1月7日，他们来我家见面，闵琦当面说了这事，陈无言以对）。综合以上信息，我认为“三线计划”是存在的。它的手段是“以打促谈”，阶段目标是“圆桌会议”。终极团体目标是取代体改所；终极个人目标是政治局常委。
那时，我还没有看到谢小庆写的《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还不知道他们在1988年就已经认为“赵紫阳下台似成定局，陈、王当时准备以自己的思想成果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合作。”（见1990年香港《百姓》杂志218期）
四、没有“三线计划”我不会写《八九民运史》
问：您说刚开始听到“三线计划”时，认为是一件好事。是什么时候开始，认为它不好了呢？谢小庆说你对陈没有“善意”，你的恶感是怎么产生的？
答：因为后来流血了！直接触发原因是我90年代后大量的接触关于“三线”的信息，窥见了他们关于民主、自由、宪政后面大量的别的东西，我感到了恶心和恐惧！
特别是听到许良英先生告诉我，白夏曾对他说，王军涛曾在5月下旬回答白杰明采访时，对形势有个判断，他认为：下一步“会血流成河”，再下来是他们和政府一起坐到“圆桌”跟前。（载陈小雅《沉重的回首——1989天安门运动十五周年纪念文集》第336页，香港《开放》杂志社）我想了很多……
当时，我正在帮助胡绩伟、于光远先生整理他们的传记。胡耀邦去世前，曾委托秦川先生操持张玉凤回忆录的事。秦老先是带张找到了夏衍，但夏老当时已经九十多岁了，不可能做这件事了。于是秦老又找到我。张当时一口答应，让我跟她回牡丹江，从头说起。但我因为怀揣着八九这件事，而且当时不少已经出狱的人，又折腾进去了。我当时的感觉，就像看见有人的手伸进了别人的荷包，怎么也喊不出来的那种焦急！所以，我觉得《史》更紧迫，才辞去了张玉凤的事。这些，我在我的微刊《陈小雅文集》里已经说过了。
五、“三线计划”与“鹰计划”之争
问：《史》出来后，他们有什么反应？你们后来对“三线”的争论有什么结果？
答：《史》出版后，陈子明的妹妹陈子华先写了一篇反驳文章。这篇文章的奇特之处有二：第一，她四处向人打听“三线计划”的有无，唯独没有向他的哥哥打听。这种“舍近求远”的求证方式，恰好令我得出结论，这个极秘密的计划是不为该所绝大部分人知道的，尤其是前线的人不知道。反而“三线”的人知道得比较多。第二，陈子华在陈述该所“不介入”立场时，历数了该所和哥哥在运动中的活动。通过她抖出的大量第一手材料，证明社经所在运动中并不“守身如玉”。譬如：
“（１）从４月15日胡耀邦逝世起，（陈子明——括号内为笔者注，下同）就密切关注和积极支持学生运动；
（２）４月17日，社经所兼职人员陈小平是把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队伍带到广场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这是八九民运中第一个上街的学生队伍）。
（３）４月21日，陈子明和王军涛前往中国政法大学，与陈小平等一起商议了当晚学生示威活动的口号和有关事宜，并提供3000元经费。（此后，发生了胡耀邦逝世以来第一个高校联合行动－－４．22人民大会堂前的对垒）。
（４）４月23日，陈子明、王军涛、陈小平等人前往北大，与王丹等就学运的现状与发展交换了意见，并提供3000元经费。
（５）（23日）当晚，社经所兼职人员、前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刘刚发起成立“北京高校学生联合会”。（这是八九民运中第一个高校联合组织。此前，刘刚曾在4、20“新华门事件”中充当重要角色——见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整理《回顾与反思》张伦的回忆）。
（６）４月30日，社经所专职人员费远、兼职人员郑棣与其他人一起发起首都新闻界联合行动。（这是新闻界第一个联合行动。虽然不是他们发起，但费远和郑棣当时力主对“新华门血案”成立调查组织。请读者记住，领导“冲击”和“组织调查”出自同一伙！）
（７）５月初，陈子明、王军涛与首都高校对话团项小吉等就学生与政府对话问题交换了意见。
（８）５月中旬，陈子明派人印刷了民主墙老战士任畹町的传单，供其散发。
（９）５月14日，陈子明、王军涛在社经所召集一部分中青年知识分子开会分析学运的走向。
（10）５月15日，陈子明、王军涛、闵琦、刘卫华前往全国总工会，与总工会系统中青年干部就学运发展为民运后的形势交换了意见。
（11）５月18日和19日，王军涛、陈子明在蓟门饭店召集和主持了“联席会议”的筹备会。
（12）19日下午，陈子明主持拟订和传播《告人民书》。（不过他在这个传单下面的署名是“中央国家机关部分干部”。）
（13）５月22日晚和23日，陈子明发起并命名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此后，王军涛一直是“联席会议”的灵魂人物，张伦为“纠察总部”总纠察长，刘刚、郑棣、白桦等多名社经所专、兼职人员担任“参谋部”、“联络部”、“宣传部”负责人。”
——这是发生在1999年7月的事。
今年1月10日，笔者当面问陈子明，当时给了王丹多少钱？陈子明答：“3000”。我还问他，对陈子华的书写怎么看？陈子明不予回答。我又问：“运动期间，陈小平、刘刚的行为，是否自发行为？”他勉强答道：“有些是。”我又问：“那是否意味着，贵所在运动期间对本所人员失控？”陈子明再次沉默！——这件事有录音，有张勇进、闵琦、萧远三人旁证。它说明了什么？读者可以自己分析。
其实，陈子华似乎不知道，早在1998年8月号的《北京之春》上，已经刊载了亚裔采访王军涛的的文章。王在答记者问中已经承认“三线的计划是有的，人质的想法是没有的”。但他在说这“只是我们所的一个工作部署，与运动无关”时，又犯了一个错误，把不是社经所成员的包遵信、王丹，排在了“一线”。
但陈子明对此似乎并不满意。2004年，陈子华又出版了一本《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并强邀包遵信为她写序。包遵信的态度，我在微刊《忆包遵信先生》里已经谈到。不过，陈子华在这本书中披露，该所在5月1日确曾开过一个“所务委员会”，而陈子明的“形势报告”与我所听到的内容基本相同。在“力量配置”上，她的描述是：“以独立的思想学术界为主阵地，而以尽可能地接近权力中枢的咨询机构和尽可能地接近各种革命因素的民间政治活动为其强有力的两翼。”该文还说：
“真正在‘政治高度共识’的基础上对所的核心层进行自觉的思想整合与组织整合，告成于此次‘香山会议’。许多单位和团体都卷入了八九民运，但他们或者是少数领导的决断，或者是完全个人性的参与，因为当时没有其他团体像社经所那样完成了向‘政治高度共识、资源统一调度和服从纪律约束’型团体的转化，能够以集体动员的方式有组织有分工地投入到运动中。……根据社经所的内部分工，王军涛、陈小平负责与学生联系，郑棣负责与新闻界联系，闵琦负责与学术界联系，费远负责与经济界联系，谢小庆负责与政界人士联系，陈子明负责协调整合。”（见《浴火重生》第463页。）
我注意到，在陈子华以前的文章中，这一段的原文是：“王军涛、陈小平和刘刚负责与北高联建立联系，由郑棣负责与新闻界建立联系”。正式出版时将“北高联”换成“学生”，并删去了刘刚的名字。可见，他们当年的“计划安排”，十几年后仍在变动！
这个描述的内容没有什么新鲜，特点仍是绝口不提“三线”。
2013年1月7日，陈子明到我家见面时，照本宣科地朗读了这个他称之为“‘一主两翼’计划”的内容（为叙述方便起见，我称之为“鹰计划”）。他口气缓和地提出，以后修订《史》，是否可将“三线计划”置换为“鹰计划”？并要求我删去书中“5.17”包遵信家中神秘访客的内容。对于前者，我仍在犹豫，觉得“置换”的理由不充分；对于后者，我觉得应算作“疑案”或“悬案”，在真相揭晓前，不能删去，所以断然拒绝。
六、为什么要追究“三线计划”？
问：如果所谓“鹰计划”是确实存在的，为什么不可以置换“三线计划”？
答：赵元任先生有句名言：“言有易，言无难”。他可以证明“鹰计划”有，但他能证明“三线计划”无吗？更重要的是，两个计划根本不是冲突的，而是互补的。前者是公开的，后者是秘密的。常识和经验告诉我们，可以用秘密的取代公开的，但不能用公开的取代秘密的。
再说三件事：
其一，陈希同报告中所说的那些知识界“黑手”，为什么无一例外地、早在一个多月前就被“三线计划”预言了？而这些人，恰恰是根本没有介入运动的，譬如方励之、苏绍智、金观涛。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陈希同报告的信息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有人散布这种不实的信息？
2002年，我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期间，金观涛特意和我谈到一件事，运动初期曾有人到北大学生中“转达”他的所谓“指示”：建议北大、清华联合行动。当时，他已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研究，根本不可能发此指示。我问他，当时是否和国内通过电话，说过类似的想法？他说根本没有。他这话我是相信的。在我的记忆中，陈子明在80年代曾批评过金的《走向未来》丛书；运动中叶只有他的“三线计划”提到过金。而事后发起成立校际联合组织的，恰好是该所的刘刚！……
——这类事情不查清，能把“三线计划”一笔抹掉吗？
其二，关于王军涛“血流成河—圆桌会议”的那段讲话，有可能是“兴之所至”随口说出的吗？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很难把这两种局面做一个联想。能在短时间内作出这种联想的人，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如果没有“三线计划”，这个即兴讲话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三，许多人大概不知道，陈子明在秦城监狱还给监狱组织和党中央写了入党申请书；王军涛在被捕前的躲藏地还给邓小平写信，称理解邓小平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定海神针”……如果不是自信有一个对方完全能接受的“腹稿”，他俩凭什么，在那种情况下还想翻本？！
七、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教训？
问：您认为，我们应该从这件事吸取什么教训呢？
答：这次流血，是各种野心在学生生命场的一次逐鹿。八九的悲剧，是流血而没有换来任何制度进步。所以，未来的任何公民运动一定要注意把每一个进展落实到制度建设。流血的责任在政府，但广场学生不撤才会有这种结局。而不撤的原因，有很大的原因是“产权之争”。是王陈的“联席会议”空降权力（幕后黑手）企图用不道德（已实施的绑架、未实施的沉潭）手段控制草根权力造成的反弹。正如你所说的，这里提出了一个民运伦理问题，用我的话来说，是“规则”问题。
综观毛式革命和现代群众运动，我认为群众运动的果实群众是永远享受不到的。就像人民公社制度，产权不在自己手里，大田里的收获最终大部分是被拿走的。群众运动的最高成就是情绪得到宣泄。有人以为自己在“搞政治”，实际上往往被政治“搞”了。
问:能看出这项研究的价值。不过，会不会有阅读者因此而倾向于否定所有群众运动，对政治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呢？
答：我主张用负责任的、具体的公民运动代替群众运动。公民运动是产权明晰的利益共同体的意志集合，收获别人无法采摘。这个问题还可以讨论。
2013年3月6日 于北京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