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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左四李盛平，左五曹志杰，左六陈子明，左七王军涛，左八林希翎，左十韩志雄，左一林刚、左二孙庆祝（1979年） |
【此为谢小庆1990年公开发表的旧文】
谢小庆说明：钱钟书先生曾经拒写回忆录，他认为，人的记忆是靠不住的。他说，作家在创作时往往缺乏想象力，但是在回忆时却充满想象力（大意）。这是我1990年初在国内逃亡期间写的一篇东西，以真实姓名发表于1990年6月16日在香港出版的《百姓》杂志218期。该杂志主编为陆铿先生。这毕竟是写于并公开发表于1990年的文字，应具有较高的可信性。
《百姓》杂志编者按：陈子明、王军涛被公认为八九民运的重要人物。他们的观念和主张究竟如何，从没有人系统介绍过。本文是第一篇解答这个问题的，作者属体制内改革派，现在大陆。作者将稿托人带出给本刊发表，以求当局对陈王的公正对待。关于陈王被捕经过，详见本刊二一○期。
一、真正的反革命
在法国《解放报》今年四・廿五题为《北京之春根源》的文章中，认为陈、王对去年的事件"起了决定性作用"。同时说，对于他们的"身份和意图还存在许多阴影，人们仍有疑问"（根据新华社的中译稿）。目前，陈、王均在押，他们无法为自己辩解，也无法自己来澄清这些疑问。近两年与陈、王关系最密切的人中亦无一人流亡国外（这并非偶然，后面将谈到），因此，我感到自己有责任来介绍陈、王的一些情况。近几年（包括去年风波期间）我与陈、王接触较多。从八八年初，我担任北京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主任，王任我的副主任，陈的夫人王之虹亦任我的副主任。在以陈、王为首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中，我兼任最高领导机构所务委员会委员。在陈、王发起成立的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会中，我兼任人事委员会主任和学术委员会委员。
十几年来，陈、王一直是明确的改良派或改革派，而不是革命派，他们这种反对革命的立场是基于对各国政治历史的理性分析。他们经常对学生们讲：各国经验表明，革命的结果不是动乱即是新一轮的专制。王经常引用谭嗣同的话：革命相对容易一些，但以后局面难以收拾，改良虽难，但以后的事情较好办。对于那些由于看到社会中的专制、腐败、低效而痛心疾首企图自下而上反抗的人，王经常讲：我们都看到我们居室中的蛆虫和垃圾，但我们不能因此放火烧房子，烧掉房子将是十一亿的灾难，文革已有教训，不能重蹈覆辙。我们只是一点一点地去清扫房间。
陈、王经常谈到，只有改革失败才会出现革命，应力争改革而避免革命。在绝食后期，由于绝食人数之多，时间之久，群众支持之热烈，政府表现之迟钝和无能，陈、王也曾短暂地头脑发热，但五月廿一日凌晨王就已经在与人讨论李鹏政府垮台会造成的后果，并很快得出结论：动乱将给中国带来比李鹏政府更持久、更深重的灾难。在五月下旬，王多次与学生谈到："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三十八年的动乱，今天中国不能再有动乱。"约五月廿五日，陈为《经济学周报》撰写了题为《妥协是解决当代政治冲突的途径》的社论。为了劝学生在绝食期间与政府达成妥协，在戒严之后离开广场，他们做了大量的、艰苦的工作，并且的确使许多学生领袖（至少包括王丹、刘刚）接受了妥协的想法。这期间王曾说：一定要避免人民起义的局面。陈曾说：这种不给政府出路，把人往墙角逼的策略是愚蠢的。遗憾的是，五月下旬广场上的情况很像雅各布宾专政后期，领袖一旦表现出理性和妥协精神便马上失掉群众，最激进的人受到喝彩。在"6.4"的前几天，陈、王的主要目标是劝学生撤离广场，更多考虑的不是对付政府而是对付激进的学生领袖，但他们一筹莫展。历史终有一天会将全部事实公诸于众，这场悲剧对于中国人和全人类都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一九八六年春夏，北京出现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讨论的小高潮，陈子明、闵琦是这次讨论的策动者，并以陈、闵为首成立了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即后来社会经济所的前身。这场讨论很快在上层得到了呼应。"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搞不通"，成为邓小平八六年下半年谈话的重要主题。八六年底的学潮不仅使胡耀邦下台，也结束了这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但陈王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却未中断，他们开始组织出版政治学研究丛书和出版政治与行政研究刊物，并以王军涛、闵琦为首进行了影响很大、涉及数万人的"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查"、组建了中国民意调查中心，以闵琦为首开始编写大型工具书《中国政治手册》。政治体制问题一直是陈、王关注的焦点，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是政治体制拖经济体制的后腿。现有政治体制既不能有效抑制腐败，也不能为人才到位和决策科学化提供保证。八八年以后，他们关于政治体制的研究从政策层面转向操作层面，集中于实现方式、转变过程和步骤等。
三、民主运动领袖是权威派
近年来，陈、王对决策科学化的关注远远胜过民主化。在八八年底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中，一些人指责他们背叛民主。他们的看法源于他们的政治学研究。他们认为民主进程不能脱离中国文化背景，急于求成会欲速不达。他们认为民主进程包括传统专制、开明专制、精英政治、民主政治四个阶段。去年6.4之前，中国的问题是防止向传统专制的倒退和促进向精英政治转化的问题，不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问题。军涛认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实现民主政治只会导致"痞子上台"，精英由于受到个人道德的约束经常败于痞子。他提出的"精英要与痞子赛跑"的观点，在知识界中很有影响。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维护权威的关系，王说："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是明确身份，结束又当裁判、又踢球的状况，追求裁判的公正性，这与维护裁判权威并不矛盾。"
四、对一九八四年以后的经济政策持强烈批评态度
经济问题一直是陈、王关注的另一焦点，并主持着与《世界经济导报》南北呼应着的《经济学周报》。他们与国内最出色的老、中、青经济学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八四年以后的经济政策持强烈批评的态度。他们认为：在市场作用得到承认之后，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的关系就不再是政策问题而变成技术问题，应由技术专家通过技术手段来回答。他们反对以"让利放权"为主旋律的经济改革思路，认为"让"和"放"都是复杂的技术问题，不能搞群众运动式的"放"。他们认为，对于城镇居民和全民职工的"利"和"（特）权"要以赎买方式来"收"，而不是"放"。他们借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话批评高消费的政策是"以打土豪、分浮财的方式搞经济改革，分光吃光"。对这位经济学家"文革是十年动乱，改革是十年乱动"的说法有共鸣。他们对于八十年代以来的低积累、短期行为、产业结构轻型化，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导致经济失误的直接原因是缺乏精致的、严密的、可操作的设计，深层原因则是政治体制未能为人才到位和决策科学化提供保证。他们组织了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自甘寂寞地躲起来搞操作层面的经济改革方案，已搞出几百万字成果"待价而沽"。在经济学界，人们称他们为"方案派"。
五、反对"全盘西化"
早在八三年，军涛就大谈"伊朗教训"。他说，一个民族的现代化事业必须是全民族的创造性发挥，如果像巴列维那样脱离了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就会变成少数改革者与多数群众的对抗，这种改革是不会成功的。陈、王认为必须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要尊重古代的儒家传统，而且要尊重近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八九年初，我曾在讨论民族文化建设问题时将自己一篇文稿给陈子明看，文中主张在将共产主义宗教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化的基础上，将共产主义信仰与古代传统文化一道，作为重建民族文化的基础。陈读后表示，理论上同意我的看法，但由于人们对共产主义的逆反心理太重，运作上难度太大。
六、希望与技术官僚结盟
去年春天，陈曾在一次谈话中讲：知识界虽然在消化人类现代思想方面有优势，在青年中有影响，但他们缺乏实际管理经济的能力和政治运作的经验。相反，以留苏同学为主体的技术官僚（这里可看成是英文直译，并无贬意，意指懂技术的领导，不同于"技术干部"概念所指），却具有这方面的能力和经验。知识界应争取与技术官僚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八八年底，赵紫阳下台似成定局，陈、王当时准备以自己的思想成果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合作。当时，李铁映、邹家华、李瑞环、朱镕基等是他们关注的总理人选。胡启立、乔石、朱厚泽、阎明复则是总书记的人选。正由于这种考虑，在去年风波期间在对待李鹏的问题上，他们经常有投鼠忌器的苦恼。
七、不交叉方针
八九年初，陈、王考虑到可能会出现学潮，曾经讨论过一旦出现学潮将怎么对待。结论是：学潮是情绪化的，知识界的努力应是理智的；学潮是短暂的（当时估计最长二十天），知识界的努力应是持久的。因此，知识界的现代化努力不应与学潮交叉。在"四二七"大游行之后，于五月一日举行的一次形势分析会上，又重申了这一不交叉的方针。陈说：学生撑起了屋顶，知识界应利用这一机会来砌砖，来抛出思想成果，使屋顶再次落下时能巩固住一些进步。在这次会上分配了写作任务：准备就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写八篇文章，用一期《经济学周报》的全部八个版面推出。直到绝食开始前，陈、王对学潮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五月十三日学生开始绝食后，受中央委托处理学潮的阎明复、李铁映希望知识界出面斡旋，通过北京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郑也夫，由统战部派车，将军涛接到统战部参加学生与政府的谈判。至此，才结束了"不交叉"状况。今天，当局将自己请来劝架的人关起来，实在有悖情理。
八、非暴力
在整个风波期间，陈、王都一直坚定地、明确地宣传非暴力精神，多次讲要让非暴力精神深入每个同学的思想，对部队和公安人员一定要做到只许动口、不许动手。当五月廿一日发生六里桥暴力事件后，王立即建议高自联发布公告，要求学生、市民一旦发现向戒严部队挑衅者，立即扭送当地派出所。但是，学生控制局面的能力是有限的。早在五月十八日学生与李鹏对话时已经表示，学生已控制不住局面，这是实话。
九、宁可坐牢也不流亡
至今，与陈、王关系密切的（包括社会经济所的全部所务委员）无一人到海外，这并非偶然。戒严以后，考虑到可能的镇压，我们曾就善后问题进行过讨论。基于对中国近期、中期和长期政治发展的分析，基于"出国容易回国难"的认识，确立了"宁可坐牢也不流亡"的方针，确定了留在国内寻求与中共内健康、开明力量合作的方针。"6.4"之后，一些朋友出于对陈、王生命的担心而力劝他们出国，被他们拒绝。
十、放弃了"锦绣前程"
陈、王不是出身草莽的绿林好汉，也不是被逼上梁山的自发的反抗者，他们是自觉的爱国者。在自觉地选择这条崎岖之路之前，都是时代娇子。陈子明（一九五二年生）八○年考取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读书期间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会主席，毕业后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军涛（一九五八年生）七八年考入北大技术物理系，读书期间是团中央候补委员，毕业后分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他们得到的位置是许许多多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求之不得的。凭借他们的才华，凭借他们已有的影响（二人均是七六年"四・五英雄"），他们完全可以像许多人一样平步青云。但他们对信念的追求太执着，为了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为了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在军涛的思想中还有自我磨炼的想法），他们均在原单位辞职，成了"科研个体户"，在有些人眼里，成了职业革命家。至今，陈子明一家还挤在父母家中一间约十平米的斗室中。军涛虽结婚多年，还没有房，夫妇两人过着流浪的生活。两人均尚无子女。军涛是个潇洒的小伙子，那些狂热崇拜他的女学生们怎么会想到，他会常常在晚上饿着肚子上床呢。
十一、两种政治家
还在大学读书时，军涛就确立了自己殉道者的人生道路。他曾对我说："有两种政治家，一种政治家总是将自己置于政治天秤的平衡点上，因而总是立于不败之地，但他们对社会的进步没有贡献。另一种政治家则总是通过调整自己在政治天平上的位置来影响平衡点向自己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为此，他有时要将自己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甚至牺牲掉自己。我要做第二种人。"的确，七六年他们用身陷囹圄来促进了"四人帮"的垮台。七九年，他们用民主墙这种特殊方式促进了主张改革的邓小平的出山和掌权。他们常常远离权力中心，但他们却在一步步地实现着自己的政治理想。
十二、悼念胡耀邦
在这次以悼念胡耀邦为起因的事件中，王军涛的卷入是可以理解的。当他还在大学读书时，胡耀邦曾经与他进行过长谈。这次谈话给他印象很深，当时胡说："我年轻时也曾希望很快将反动派消灭光，也曾以为革命队伍内部应都是美好的，后来才知道革命是多么艰苦和漫长，才知道革命队伍内还有不美好的东西，才逐渐学会了等待，学会了妥协……"。或许正是这次谈话，坚定了他的非革命的、稳健的改革思想。
十三、结论
这次风波中各种政治力量都力图对学生产生影响，但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左右学生。或许陈、王是对学生产生了最重要影响的知识分子，但他们无力控制学生。他们的影响是以推进改革为目标，而不是以革命为目标。这次学潮早期表现出的突出的非革命性、非暴力性、理智性，举世共睹，这与陈、王的影响有关。
十四、我的呼吁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到，陈子明、王军涛属于我们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这些年来屡屡被逼而不反，忍辱负重，受尽委屈，却仍然对民族的复兴抱拳拳之心。每每思之，总令我想到九死不悔、爱国近痴的屈原。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中国人自己摧残了多少最优秀的儿女，从林则徐、谭嗣同、张荫桓到李大钊、瞿秋白到遇罗克、张志新。今天不应让这种悲剧再重演。我恳切向中共中央常委呼吁：公正地对待陈、王及其他知识份子，给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国家、人民的权利。我向海内外的炎黄子孙们呼吁：共同来保护我们民族最宝贵的财富――人才。落笔至此，泣不成声。
我是一个技术工作者，对社会政治问题关心甚少，素养很差。文中所述，均为事实，愿负责任。对陈、王观点之叙述，则应以将来他们自己的表述为准。陈、王并非完人，且各有重要的弱点。在他们蒙冤陷狱的今天，我只谈及一面，想来朋友们会谅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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