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3月19日 发布
孙立平教授最近发表了一篇长文《确立社会转型新思维》。他指出，改革这个词已被败坏，不必再念叨了。中国现在需要更换话语体系：以建设开路，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十年前，我就提出一个遭到很多人反对的命题：改革已死。如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所表明的那样，改革已经变成瓜分利益的工具。
而且，从语义上说，改革这个词太消极了，似乎总是围绕着旧体制打转。中国要走出困境，得立足于理想，建设更为合理的新制度，哪怕很微小。否则，改革就会无限期持续下去。改革了三十年仍在喊改革，就已经够可怕的了。
不过，孙立平教授文章后半部提出的政策建议，却有悖于自己的理念。他说，在社会转型时期，造就社会变革动力的关键在于能否形成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而反腐败是找到良性互动的切入点。尤其令人诧异的是，孙教授指出，目前中国的反腐可能需要经历运动式反腐与制度化反腐两个阶段，可以从运动式反腐败开始，它可以发挥破局作用。
这可不是建设了。
在当下的中国，官员腐败普遍而严重，所以，反腐败必然反不胜反。更重要的，它起不到破局的作用。你抓几个官员，民众并不解气。相反，反腐败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只会让民众对政府越发失去信任。而且，靠抓贪官游戏反腐败，也不可能收到多少效果。你能够抓起来的腐败官员永远是极少数。腐败官员群体内永远会有一种侥幸心理：落马只是运气不好。其他官员不会因此而收敛。
还有，官员的腐败如同病毒，传染到整个社会肌体。比如，很多企业家为了获得进入市场的普通权利，不能不贿赂官员。普通民众为了办一些事情，也难免贿赂官员。腐败总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开展运动式反腐败，官员固然惊慌，其他社会群体也会惊慌。
最为重要的是，如孙立平教授所说，当代中国的首要问题是转型，是建设更为合理的新体制。这是全体国民，也是国家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所在。任何事情都必须服务于这个大目标。
那么，反腐败有助于达成这个目标吗？也许有一点，但不那么直接。更有可能，它适得其反。因为，大规模的反腐败可能恶化社会、政治气氛，使之趋向激烈。而根本的制度变革，大约只能在一种较为平稳的社会、政治气氛中展开――当然，这里讨论的是相对平稳的制度变革。
从这个角度上看，改革实际上是要捂盖子。这不是乡愿，而是政治上的明智。当改革的需要十分迫切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总是十分丑恶的，否则，大家也不会要求改革。然而，改革是反革命的，改革没有敌人，改革必须包容，包容既得利益集团，只不过对权力和利益进行一次重新分配。
也就是说，如果你确实是在进行改革，那你不能对既得利益集团挖根究底。你得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丑恶，与其共生。你要知道，你的重点是建设新制度。有了新制度，丑恶就可能逐渐被稀释，被化解于新制度、新风气的生长中。你当然也可以揭开盖子，解开伤疤，双方撕破脸皮，玩个痛快，但那就不是改革了。
也就是说，最好的改革是引入增量制度，从而让新兴的社会力量获得更大的空间，以生成更为健全的新秩序。旧体制及依附于此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处理，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实际上，随着新制度的发育，也许它就不是问题了。
其实，中国的市场秩序就是这么发育起来的。八十年代，不是先清除国有部门，而是首先让私营企业发育。私营企业发育了，国有部门自然就收缩了。这段被人津津乐道的改革史揭示了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没有健康的新力量，就没有清理旧秩序的本钱。
政治体制改革恐怕也需要如法炮制。把重点放在如何形成官民上下、体制内外的合力，导入新制度上。这样的包容姿态也会缓解既得利益集团对于变革的反对，从而让平稳的制度变革有那么一点可能。
回到反腐败问题上。反腐败是消极的，向后看的，关注于如何解决旧体制之恶。然而，并不是只有反了腐败，才能建立更为健全的吏治。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事情，而后者显然更为重要。严格说来，反腐败不是改革，本身并没有制度建设意义。你抓几个贪官，有助于建设什么制度？逻辑正好相反：通过建立更为健全的吏治，才有可能遏制腐败。新制度运转一段时间，新增腐败趋向于减少，腐败问题也就被稀释、被消化了。
与反腐败相关的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之建立，同样需要政治上的明智。人们似乎对此寄予很高期望，且态度相当强硬。但略加思考即可发现，以现在官员的财产状况，强制要求所有官员公布，那等于堵塞了官员公开财产制度建立的任何可能性：官员们将会拼死反对，或者大规模转移财产，或者撒谎。
应当寻找更为明智的办法。一个可行的办法也许是财产的自愿公开申报。当然是自上而下。最高层级的政治人物自愿公布财产，以身作则。但是，不作强制要求，也不建立什么制度。官员们可以随便，愿意公开就公开，不愿意公开就不公开。"君子之德，风"，清廉的官员自可大方地对公众公开财产，不清廉的官员可以暂时藏着，但也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而收敛其聚敛之手。由此，一定能够逐渐形成风气，官员公开财产也就能够成为一项制度。
当然，这里仍然隐含着前面的论点：官员公开财产，不应以揭露腐败、清算腐败官员为目的，相反，它只是工具，只是建立有效的权力机制、建立清廉的政风的一个工具。认定这样的目的，官员公开财产制度的建立路径，也就有曲径可寻。
转型是大政治，而政治的基本问题是：你要什么？一切努力应当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转型政治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你希望的新制度、新风尚，至于怎么处理旧体制之恶，乃是次要的问题。转型是稀释、化解恶，而不是消灭恶――那是革命。
【附记：本文的写作得益于与王瑛女士的交流，谨致谢忱。】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读者推荐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