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按：習近平復辟文革，有「群眾基礎」；時間是記憶的殺手，這句話太真切了，把張春橋這麼個極權理論家說得「美好」乃輕而易舉，只是需要徹底掩埋他對骷髏累累之赤柬的讚賞，這也極容易，現在它已經是「中國模式」最早擴展之地，逃過屠殺者的後代們都是廉價勞力了。幸虧金鐘先生在《開放》雜誌2017年做了一個『春節奉獻』，其編者按稱：「文革要犯、四人幫之一張春橋去世十年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為他出版一套特別典雅的《獄中家書》，一書兩冊，一冊是手跡版。張女溢美，稱今日經濟問題比不上四人幫的主張。洞悉文革研究潮流的芝加哥學者王友琴，發現張春橋曾在1975年秘訪赤柬，讚賞波爾布特清洗柬埔寨的成功。並對張春橋得勢於文革始終的理論與掌權罪行作出系統揭露。批駁美化文革論調。是紀念文革50年的扛鼎之作。」偌大中國，如今肯做王友琴這種考證功夫的人，真是鳳毛麟角，所以我很悲觀，指望中國人杜絕、埋葬文革，恐怕是徒勞的，但是我還要抗拒遺忘，轉發一下。】
1976年10月6日晚，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和張春橋等四人突然被逮捕和囚禁。他們被叫做「四人幫」。在此之前，他們已經佔據了中國權力場排名最前的六人中的四個。張春橋當時是中國第四號權力人物。「四人幫」被逮捕，與27天以前毛澤東的死亡，是導致文革結束的最重要的兩個因素。
四年之後，1980年底，「特別法庭」對林彪和「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審判中。張春橋被判「死刑緩期執行」，兩年後改為無期徒刑，1998年「因病保外就醫」，2005年因病死亡，88歲。
40年過去了，中國的年輕人已經不知道「四人幫」的姓名。但是，在2016年紀念文革發動五十年的活動中，「四人幫」的主要人物張春橋的名字又被人捧起來，他的幽靈在飄蕩。這是怎麼回事呢？
1、張春橋1976年秘訪柬埔寨的紀錄片
2014年，奧斯卡電影獎項中，柬埔寨人製作的《遺失的影片》（The Missing Picture）是被提名的四部「最佳外國影片」之一。這是一部關於「赤柬」也就是柬埔寨共產黨統治時期（1975-1979）人民的悲慘遭遇的電影，展現了柬埔寨人民怎樣被從城市的家中驅逐，怎麼在集體農場進行超強體力勞動，怎麼挨餓，怎麼被懲罰，怎麼死亡。赤柬造成的巨大災難，令人悲哀和憤慨。（根據2014年國際法庭的審判，有一百七十萬到兩百萬的柬埔寨人死於赤柬實行的酷刑折磨、饑餓、大規模處決和過度勞累，占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這部電影相當獨特。影片中的人物是用粘土塑成的，影片中插進了赤柬時期留下的黑白紀錄片。這些紀錄片是當時的宣傳品，相當有效地增加了影片的歷史質感，也有利說明電影故事的來由和成因……
在這些紀錄片中，我忽然看到了消失多年的張春橋：張春橋1976年訪問柬埔寨的鏡頭。影片中他精神高昂，神采奕奕，比他同年代的中國男人顯得健康年輕（這種權力帶給人的外觀改變，是另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巨大的專機降落。張春橋領頭走下飛機舷梯，和等候在那裡的柬共領袖波爾布特（PolPot亦譯波布1925-1998）握手擁抱；女青年向他獻上鮮花；他和波布走過夾道歡迎的群眾和戰士；他向波布贈送鑲在大鏡框裡的毛澤東會見波布的巨幅照片（1975年6月毛在北京會見波布）；他在宴會上舉著高腳酒杯和波布碰杯；他和波布坐在長沙發上會談。
張春橋在影片中稱讚說：柬埔寨的「大躍進」真是美妙，每一天都像大慶典。他告訴波爾布特：柬埔寨通過中國未能做到的純化和清洗取得成功。柬埔寨是一座了不起的意識形態試驗場，訪問這裡是上了一堂課。
當時，張春橋訪問柬埔寨的消息並沒有在中國報紙上公開。中國媒體從未提到張春橋在1976年對柬埔寨的訪問，更沒有報導他和波布的談話內容。張春橋的這一訪問對中國老百姓來說是個「秘密訪問」。實際上，多年來普通中國人既不瞭解柬埔寨的革命，也不知道中國為支持赤柬付出多麼巨大的人力物力。對人民保密是那時候的「常態」。據後來的柬埔寨政府的「國家歷史記載」，張春橋在1976年2月訪問柬埔寨。（感謝宋征先生幫助查找到這個日期。他是《毛澤東主義的興亡：中國「革命」和紅高棉「革命」的歷史》，一本900頁的厚書的作者。）
2、赤柬暴虐統治柬埔寨三年八個月
關於赤柬在柬埔寨做了什麼，《「民主柬埔寨」歷史》（A History of Democratic Kampuchea）一書的概論寫道（筆者翻譯了此書）：（引文左空3字位）
在1975年取得政權之後，赤柬把兩百萬住在金邊和其他城市的居民驅趕到農村從事農業勞動。千千萬萬的人在撤離城市期間死去。
赤柬也在這個時候開始貫徹實行其激進的毛澤東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改造。他們要把柬埔寨轉變為一個鄉村性的、無階級的社會。那個社會裡沒有富人，沒有窮人，沒有剝削。為了實現這一轉型，他們廢除了貨幣、自由市場、正常的學校教育、私有財產、外來服裝式樣、宗教活動以及柬埔寨傳統文化。公立學校、佛塔、寺廟、教堂、大學、商店和政府建築或者被關閉，或者被改變成監獄、畜舍、再教育勞動營和倉庫。沒有公共和私人交通，沒有私有財產，沒有非革命的娛樂。休閒活動被嚴格限制。全國人民，包括「民主柬埔寨」的領導人，都必須穿黑色衣服，那是他們的傳統革命服裝。
在「民主柬埔寨」統治下，所有的人都被剝奪了基本權利。人們不可以離開他們所在的合作社外出。這個政權也不准許任何人集會或舉行討論。如果三個人聚會談話，他們會被指控為「敵人」而遭到逮捕或者處決。
家庭關係受到嚴厲批判。人們被禁止表達甚至輕微的愛情、幽默及憐憫。赤柬要求所有的柬埔寨人只相信、服從和尊敬「革命組織」。這個「革命組織」被稱為每個人的「父親和母親」。
赤柬宣稱只有純潔的人有資格來建造革命。剛一奪得政權，他們就逮捕和殺害了數千名朗諾將軍領導的「高棉共和國」政權的士兵、軍官和文職官員。這些人被視作「不純分子」。在隨後的三年裡，他們處決了千千萬萬的知識份子、城市居民、少數民族如占族、越南人和華人，還有大批他們自己的戰士和黨員——這些人被指控是「叛徒」。
在柬埔寨共產黨的1976年「四年計畫」中，柬埔寨人被要求在全國的每公頃土地上產出三噸大米。這意味著人們必須在一年的全部十二個月裡種植和收穫水稻。在大多數地區，赤柬強迫人們一天勞動十二小時以上，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夠量的食品。
更具體的例子還有，赤柬建立了幾千人組成的大型合作社，作為消滅私有財產及資本主義的步驟。合作社被設計成在最大可能上自給自足。人們一起勞動，一起在公食堂吃飯，使得饑餓更加嚴重。赤柬關閉了商店。首都金邊原是有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因為強制居民離開，只剩下了四萬人口和一個商店。那個商店只賣東西給外國大使館的人。
在赤柬統治下，完整的正規學校從來沒有過。孩子們就在樹底下或者人家裡學習。老師常常是文化很低的貧農。另外，孩子們通常和他們的父母分開住，不能享受到家庭生活的樂趣。赤柬的領導人，有些受過很好的教育，卻把別的受過教育的人視為國家的潛在敵人。視知識份子把國家變成外國傀儡，他們很大部分成為殺戮目標；數千名學校教師以及受過大學教育的人被殺害了。柬埔寨的華僑，因為不少人有自己的產業，他們被作為「資產階級」遭到殺害。
赤柬到處搜索他們的敵人：被冤枉指控為給美國中央情報局、給蘇聯秘密警察或者是給越南人做事。赤柬建立了龐大的安全系統，擁有近200個監獄，分為五個等級。最高級的是編號為S-21。囚徒是被指控背叛革命的赤柬幹部和士兵。一萬四千人死於這座監獄。
3、張春橋讚揚赤柬做了超前中國的事絕非偶然
以上這些大規模的群體性的迫害和殺戮，都是社會改造和轉型的過程中發生的。直到越南軍隊侵入，赤柬退回叢林才結束。中國人對赤柬所做的一套並不陌生，因為波爾布特在柬埔寨所做的，相當部分也是張春橋在中國大力提倡並實行過的，只是程度和節奏略有差異而已。張春橋大力肯定和讚揚的柬埔寨做到了而「中國沒有做到的」事情，指的是什麼呢？是鈔票，也就是錢。赤柬在統治時期從來沒有用過鈔票，儘管他們曾佔領首都金邊並統治這個國家三年八個月加二十天。
在《失落的影片》中，出示了赤柬政府的鈔票。他們有印好的鈔票，但是他們從來沒有使用。在電影中，有大量紙幣亂紛紛撒落街頭的場景。大批的嶄新鈔票全成了垃圾。有一些後來被人拾去做了歷史收藏品。
「錢」即貨幣，在我們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和價值，無論東西方是盡人皆知的事。儘管錢被有些人認為是骯髒的，但是還沒有發生過政府全面徹底地取消使用貨幣的「革命」行動。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雖然激烈和暴力，也沒有達到停止使用鈔票的程度。現代歷史上，像赤柬這樣不用貨幣的政府和社會形態，是獨一無二的。一個有八百萬人口的國家，三年零八個月不使用鈔票。廢除鈔票，這是赤柬最激進的國家行為。
然而，張春橋卻對波爾布特政權廢除貨幣的行為，讚揚的為柬埔寨做到了而「中國沒有做到的」事情——這並不是客氣話，不是出於禮貌脫口而出的誇獎。在赤柬佔領首都金邊之前的1975年4月1日，張春橋在《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上發表長篇文章，題為《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在這篇文章裡，張春橋聲言要對「貨幣交換」以及「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張春橋的稱讚更不是空頭應酬，在他稱讚波布的同時，從中國送去的武器和食品以及各種設備，正源源不斷地運往柬埔寨。耶魯大學教授Ben Kiernan的書《波爾布特政權》，列出了中國提供給赤柬的援助。僅1975年，中國給了20億美元無息貸款和4000萬美元「禮物」。這些支援維持了赤柬的血腥統治。
在《遺失的影片》中，張春橋訪問柬埔寨的鏡頭雖然不長，電影主要表現的是柬埔寨人民在赤柬統治下的悲慘生活，以及倖存者的自白。但是他們沒有漏掉張春橋，加厚了柬埔寨悲劇的意識形態背景。
作為中國文革歷史寫作者，在我看來，這段張春橋紀錄片透過中國文革和赤柬革命的直接關聯，讓我們對文革有更深厚的認識。張春橋對赤柬的熱情指導，顯現了他計畫在中國要做的社會改造，雖然那些荒唐而殘暴的「純化」措施中國還「做不到」。但是假如四人幫完全掌權，張春橋出任總理，文革繼續十年，還有中國今天的「繁榮昌盛」嗎？
4、《獄中家書》讚美張春橋理論比今天好
和柬埔寨電影相比，張春橋在中文世界裡受到的待遇不同。
2015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張春橋獄中家書》。書分兩冊，文字內容是一樣的。一冊用印刷字體排印，另一冊是張春橋的手書。兩冊書都是紫紅色布面精裝帶燙金書名的豪華版。在中文書籍中，對一本書的裝幀如此推崇，實在是非常罕見。出版手跡者，通常是有書法價值的作品。或者是毛澤東、魯迅這樣被神格化的人物，但也只見於他們的詩詞作品，幾乎沒有見過整本著作的手跡版。
由此可見《張春橋獄中家書》的出版者，對張春橋其人，是懷有多麼非凡的崇敬之情。我們不必去追索出版內幕，畢竟香港是一個有出版自由的地方，有人出錢投資，出版任何色彩的書，是沒有人干涉的。可資參考的是，在出版社關於此書的長篇介紹中，引用了三個人的評論。第一人是瑞典的中國研究教授Michael Schoenhals，中文名字叫沈麥克。他說，張春橋的書可以和1920年代義大利共產黨書記葛蘭西寫的《獄中扎記》「媲美」。
張春橋的書已經出版一年多了。沈麥克教授對這樣的評論，沒有進一步的論證、說明或者更正。葛蘭西的那本書是否「美好」，本文不去討論。但是，張春橋的新書，是「美好」的嗎？我們完全可以討論。
應該指出，葛蘭西（Antonio Gramsci），雖然當過義大利共產黨的領袖，雖然他的書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過，雖然他被稱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但他並沒有掌握過政權，沒有多少機會實行他紙上談兵的理論。但是這方面，張春橋和葛蘭西大不相同。他在文革開始就擔任權勢傾國的「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他是發起和指導文革的「516通知」和「十六條」兩個綱領性文件的起草者之一。不獨於此，從文革最早的到最後的重要指導性文件，張春橋都參與撰寫、審定。
1976年初張春橋去柬埔寨的時候，其他幾個文革的重要「筆桿子」王力、關鋒、戚本禹、陳伯達都已經被送進了監獄（這是文革的特點之一：不斷有文革紅人，很快淪為階下囚。這些人舞文弄墨，害人無數，卻沒有「安身立命」之地。在文革中，受害者被害，作惡者也不安全），但是張春橋卻從頭至尾，一直是文革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重要人物。他甚至在赤柬的革命中充當了重要角色——在《遺失的影片》電影中可以見到。
原來只活了46歲的葛蘭西不過是一位思想家而已。張春橋理論在八億人口的中國文革中實行過，而且還指導柬埔寨相當徹底地實行了。其後果是千千萬萬人被迫害致死，人民處於貧困之中。這是很多中國人不會忘懷的記憶。可是未必有多少人了解今天還在說張春橋「美好」的人，依據何在？
張春橋是為毛澤東始終倚重的文革主要理論家之一，而且是一名死忠的毛臣。他在法庭上一副蔑然閉嘴的神態，給人留下印象。這本《獄中家書》對他過去的作為也無任何悔過的表示，按照中共法律，死緩而不知悔改，那是「死有餘辜」的。然而，他不但死於不治，而且留下這本被讚揚「美好」的遺著——這只能認為，在相當程度上，是在說文革的理論和實踐「美好」。
《張春橋獄中家書》中，除了張在監獄裡寫的信，還有張的女兒張維維（1966年文革開始前已是成年人）和「愷蒂」的長篇採訪對談。「愷蒂」自我介紹是張維維在復旦大學附中的同學，現住倫敦，她的父親花了幾年時間在寫一部《張春橋大傳》。愷蒂明顯是相當瞭解而且經歷了文革的中國人，對文革沒有文化隔閡。請看該書302頁：
愷蒂問：
也有許多人想知道。如果你爸爸他們當時成功了，中國現在會是什麼樣子？會不會也同樣有經濟上的發展？你爸爸是不是承認現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
張維維答：
我爸爸當然承認現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們當時計畫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會好很多。社會總是要進步的。他們也要發展生產的，抓革命促生產嘛，並不只是鄧小平要發展生產。而且，我爸爸他們計畫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這是更進一層的對張春橋的肯定。不但肯定了他的理論，而且斷言張春橋理論比現在中國當局的政策好，不會有貧富差別，批評了鄧小平的部分人先富的政策。中國的經濟繁榮引起許多批評，張維維讓人吃驚的是：解決中國現在的問題的辦法，應該是按照張春橋的計畫/道路去做，也就是按照文革的計畫/道路去做。
文革，是美好還是浩劫？是不是應該高舉紅旗繼續革命？這是張春橋的幽靈在文革50年之際提出的問題。
評書的沈麥克與寫書的張維維，有一個共同點：都沒有為他們至少是突兀的論點提出論據。尤其是前者，作為教授，他應該知道立論的方式。是他們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還是他們本來就提不出論據？
好多年來，人們在網上呼籲「文革真相」。文革五十年後還停留在要求瞭解真相的水平線上，這樣讓人恥笑的國民認知狀態究竟是怎樣造成的呢？兩年前我寫過文章，指出有「否認派」在否認文革的暴力迫害。沒有意識到，有一種更徹底的否認方式這樣快就出現了，那就是直接讚美文革。一個傲慢的學術殿堂鋪開紅地毯，讓四人幫的鬼魂降臨，忽悠眾生，中國文革的真相到底還要遺失到何時？
5，文革有沒有社會改造的積極意義？
調查和記錄文革受難者是我做的工作的重要部分。事實上，大規模的對人的迫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場景。對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殘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惡。我把受難者一個名字一個名字地寫下來，放在網頁上，也印在一本五百多頁的名為《文革受難者》的書裡。這是一本關於迫害、監禁和殺戮的調查性敘述。
除了迫害和死亡，我也試圖分析文革實行的社會革命內容。我在《文革受難者》書的前言裡寫道：
『文革是有其「理想」的。簡單地概括，就是要建立一種「一元化」的沒有權力平衡和制約的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建立一種沒有市場沒有商品生產甚至沒有貨幣的經濟，建立只有一種意見和用一種方式表達同樣意見的媒體，把全體人民變成像「螺絲釘」一樣的連「私字一閃念」都不能有的所謂「社會主義新人」，此外，為了革命的目的，可以毆打、關押以至殺死被革命領導人指為是「敵人」的人。
文革迫害和文革社會革命，我以為是文革歷史寫作最需關注的兩個層面。當然，在相當程度上，受難者/迫害問題也是社會革命的一部分。想一想，紅衛兵打死校長老師（僅僅我調查的北京十個女子中學，在1966年的「紅八月」中有三名校長和三名教師被紅衛兵學生活活打死。詳情可見我的文章《霧霾下的文革歷史》，2014），在「尊師重道」的中國社會中有過這樣的事情嗎？國家主席劉少奇被監禁在秘密地點受虐待死去，連斯大林式的「表演性審判」，連秦二世時代在監獄裡使李斯認罪的計策，都無需費事使用，這不是對中國社會的司法制度的根本顛覆嗎？不過，我還是主張說明二者的區分與關聯。因為大規模的迫害，才可能造成大規模的、違背常情常理的社會改造。』
張春橋擔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九年。儘管上海在人們的模糊印象裡好像比較溫和比較有序，其實上海的殘忍是特別嚴重的。1966年夏天，北京的紅衛兵用拳頭棍棒和銅頭皮帶打死了1,772人，上海同期有11人被打死。但是那時候張春橋在上海還沒有掌握最高權力。後來，在張春橋領導打倒上海原領導人「奪權」以後，上海的迫害殘忍度在全國開始領先。
我在《文革鬥爭會》文中指出「鬥爭會」是一個「中國特色」的迫害方式。文革沒有使用上面提到的斯大林的「表演性審判」--- 也就是假審判，連作假都懶得做。文革大量使用「鬥爭會」的形式。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利用這種優勢，上海獨創了電視「鬥爭會」。1967年，上海開了51次電視「鬥爭會」。各單位組織集體觀看，看過後集體照辦。觀看人次上億。（可見上海報紙上的電視鬥爭會通知照片。）
文革的另一「特色迫害」是「牛棚」，即各個工作單位和學校裡的私設監獄，關押本單位的「牛鬼蛇神」。我寫了《文革牛棚》。在「牛棚」裡，被關者遭到各種折磨，毆打，侮辱，甚至被殺害。最早在官方文件裡使用「牛棚」一詞的，是上海。「牛棚」這一迫害形式得以正式化和社會化，造成全國的示範影響。上海當局還設置可以關押數百人的大「牛棚」。
1968年4月，上海當局槍斃了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27日）和北京大學1957年的「右派學生」林昭（29日）。這是由上海自行決定的死刑，因為最高法院當時停止審批死刑。這也是在全國最早開始槍斃沒有任何刑事罪責的「文化人」。林昭被槍斃後，當局派人到她母親那裡索取五分錢子彈費。這些殘忍做法後來在別的地方也仿行。官方統計，上海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數高達11,510人，揪鬥17萬名分屬九個類別的「階級敵人」。在職工人數中的比例都不低。
有文革辯護士說文革大規模的死亡傷殘是「失控」造成或是「必要的代價」。且不說這些辯護的荒謬，我們還應該細看這些「代價」換來了什麼？通過張春橋對波爾布特所說的「純化」和「清洗」，他們要構建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政治上，文革提出實行「一元化」領導，實際上是空前的個別權力者的為所欲為和濫施刑罰。五年裡，毛澤東自己樹立的兩個「接班人」，劉少奇和林彪，先後都成了「階級敵人」。一個死於秘密囚禁，一個死於神秘墜機。斯大林對他的政敵布哈林等還舉行了裝樣子的審判，而毛澤東對劉少奇和林彪卻從未進行過任何意義上的法律審判。全中國所有的大中小學校校長，無一例外受到了紅衛兵學生的暴力折磨和侮辱。除了極少數例外，所有的作家都受到「批判」和「鬥爭」。幾乎所有的科長級以上的幹部，都「靠邊站」，經過審查，檢討才被「解放」。（這種「幹部解放」的說法是文革最荒誕的說法之一。施害者暫停迫害是為「解放」。）「砸爛公檢法」全國實行軍隊接管，猶如戒嚴般的體制，代替人為的無政府狀態……。
經濟上，城市居民，連在路邊賣兩分錢一杯的開水也不許可。工人的獎金被取消，多年不加工資，物質極度匱乏。和柬埔寨一樣，中國農村大躍進時也有過公共大食堂，在大批人餓死後才勉強解散。在文革中，對農民的讓步政策又成為「走資派」的罪行……。
和赤柬關閉學校一樣，文革中大中小學都長期停課。大學五年不曾招生。後來招生以初中畢業填補生源。1969年8月的備戰「一號通令」下，大批大學被迫在短期內遷出城市。如後來赤柬撤空金邊的預演。北京的大學中，只有北大清華准許留下。文革前北京有55所大學，文革結束時只有18所。一些大學的教室樓，變成軍屬住房。掌管北京大學八年的竟是一名莫名其妙的「王副政委」……
文革的「新生事物」，包括赤腳醫生，樣板戲，革命委員會，工農兵大學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其中對社會影響最大的是「知青下鄉」運動。統計數字說，共有一千六百萬知識青年約占城市人口六分之一的人被送去農村。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1969年的初中畢業生全部下鄉發配到遙遠的省份。這個運動一箭三雕，削弱了學校，削弱了城市，削弱了家庭。完全是不負責任的破壞起碼的社會生態的粗莽決策，後患無窮。竟然有文革辯護士說「上山下鄉」是迫不得已，為了解決就業問題。
6、毛死中斷了張春橋實行殘酷烏托邦改造的機會
以上這些被文革的捍衛者、吹鼓手不斷肯定、美化的「新事物」，也迷惑了不了解真相的外國人。直至今天還扭曲為今天改革開放的「前人鋪路」的試驗。我們要再剖析一下前面提到的張春橋1975年4月鴻文《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內涵的深意。這是張春橋寫過的最重要的文革理論文章，也是文革最後一篇重頭文章。在為毛澤東當時的新指示而寫的這篇文章裡，張春橋論述「商品生產，貨幣交換，按勞分配」為何屬於「資產階級法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他寫道：
『在短時間內，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兩種所有制並存的局面不會有根本改變。而只要有這兩種所有制，商品生產，貨幣交換，按勞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於「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城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新資產階級分子的出現，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就會更快地發展起來。
我們從來認為，……繼續搞商品生產、貨幣交換、按勞分配。對它帶來的危害，我們已經採取了並將繼續採取適當辦法加以限制。無產階級專政是群眾的專政。我們相信，廣大群眾在黨的領導下是有力量、有本領同資產階級進行鬥爭，並且最後地戰勝他們的。』
張春橋對未來的計畫很清楚，只要經濟發展的時機成熟，他們就要實行在赤柬實行過的純化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消滅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貨幣交換。從而一勞永逸地消滅資產階級。——這種殘酷的反人性的烏托邦規劃，不僅在毛時代的「一窮二白」下無法實現，即使物質生產豐富了，也會遭到強大的抵制。而更為緊迫的現實是：他們已經沒有迴旋餘地了。毛澤東的疾病，醫生知道活不過兩年，毛的死亡，張春橋的這一套計畫便沒有機會在中國實行。
文革的結束其實說不上是對一個殘忍荒謬的社會改造計畫的抗爭的結果，而基本上是一個全然屬偶然的暴君之死中斷了文革。這當然是好事，吊銷了張春橋進一步實施他的社會改造的計畫，減少了人民可能遭遇的更大痛苦。張春橋在毛的治喪委員會中名列第四。那一年，張春橋61歲。
假使毛澤東（83歲死）像鄧小平（活到93歲）一樣長壽，張春橋會有機會實施他的赤柬式計畫。八級工資制早已停止實行，上海也已經把文革前的工人的獎金（還算一種「按勞分配」殘餘吧）平均攤入了工資，也就是說，「獎金」和其代表的按勞取酬其實已經不存在了。毛澤東說的造成「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的三項（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已經只剩廢除貨幣一項了。
使用暴力迫害手段，消滅私有制和與其相聯繫的文化，實際上只能是在崇高的口號下產生的殘酷現實。這樣的事情在俄國發生了，在中國發生了，在柬埔寨發生了。張春橋不是唯一的有這種主張的人。所以對他的認識和分析是必要的。
7、張春橋被「妖魔化」了嗎？誰害死了周瘦鵑？
那些今天還在為張春橋臉上貼金的人，說張春橋被「妖魔化」了。真是這樣嗎？絕對不是。我在一篇文章裡曾經指出，「特別法庭」對林彪「四人幫」的判決詞裡，列出的文革中被害死的人的名字，和北京大學的受難者人數（63人）差不多。如果和上海復旦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的受難者總和（80）相比還少十幾個。長期盤踞上海的張春橋的罪惡，完全沒有被誇張。
2007年，我為一法國刊物的「官方歷史和平行歷史」專號寫文章，該文的中文本遲至2012年發表，標題為《是否寫入受難者：文革歷史寫作中的主要分歧》。文中有一段：
『文革積極分子寫的書也不提受難者。2004年，兩本由徐景賢和聶元梓寫的文革回憶錄在香港出版（徐景賢《十年一夢》和聶元梓的《聶元梓回憶錄》）。徐和聶在文革期間都很有名，並據有很高的權勢職位。徐任上海市革委會三號人物（僅在張春橋、姚文元之下）十年，文革後被判處18年徒刑。聶是北京大學革委會主任。據「內部統計」，上海文革有11,150人被迫害致死，但徐景賢在他四百三十頁的書中竟沒有提到任何一個死者的名字。同樣，聶元梓在書中抱怨她被判17年徒刑，卻沒有對北大的大批文革受難者（多達63人）表示一聲道歉。徐和聶都足夠聰明。他們害怕提到受難者就會被人追問誰是害人者，所以乾脆不提受難者。』
看了張春橋的新書，我才知道，張春橋的書裡也沒有提到任何受難者的名字，更不用說向受難者表示歉意。同為文革的作惡者，他們對受難者的態度如此相同。他們是忘記了嗎？還是他們從來都對受難者沒有過惻隱之心。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可是這些文革領導人沒有惻隱之心，沒有憐憫心，沒有同情心，更沒有悔罪心。他們不是一般的人，他們是「妖魔」嗎？
我曾經多次想到，莎士比亞在《馬克白》裡表現馬克白夫婦在刺殺了國王得到王位後的內心恐懼和不安。在2012年的新京劇《赤壁》結尾處，打贏了赤壁大戰的諸葛亮獨自在江邊想到多少百姓和士兵的死亡十分感傷。要是張春橋和徐景賢看這兩個戲，他們的內心會有什麼反應？他們心裡是否會嘲笑馬克白和諸葛亮軟弱？
《文革受難者》中有一條是作家和編輯「周瘦鵑」。1968年8月11日，周瘦鵑在照片上的這口井裡「自殺」。我把「自殺」打上引號，因為這根本不是平常意義上人們所說的自殺。而是受難者在被毆打、羞辱和關押後被迫的自我了斷，有的根本是被殺害後偽造的「自殺」現場。文革中發生了中國歷史上也可能是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自殺」。我井邊照相之前，周瘦鵑最小的女兒周全告訴我，1968年3月，張春橋接見蘇州正在互相「武鬥」的造反派兩派「踢派」和「支派」，要他們聯合起來鬥爭「搞盆景復辟資本主義」周瘦鵑。
周全1968年時年紀還很小。她說，她聽說，周瘦鵑任《申報》副刊主編時，拒絕過張春橋投稿的文章。周全是家中第十個孩子，父親由「十全十美」一詞而給她起名。她清秀文雅誠懇，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周瘦鵑在1966年就遭到「鬥爭」，被迫燒了三次書，在院子裡，在大門口和在弄堂裡。據我的調查，文革中所有的作家，除了郭沫若和茅盾，都遭到過「鬥爭」和「批判」。但是周瘦鵑在1968年被張春橋特別號召蘇州造反派加以鬥爭，是造成他死亡的特定原因。
我找到了1968年3月15日的《蘇州工農報》。（見照片）頭版頭條的大標題是「蘇州市革命派團結一致共同對敵」「本市兩大派代表在滬達成蘇州市委員會調整充實擴大方案的協議」。張春橋對兩派談話中關於周瘦鵑的部分，由上海社科院金大陸先生提供如下。
張春橋說：「這個城市那一些叛徒、特務、漢奸、還有一批，他們決不甘心無產階級在這個城市能夠站穩腳步，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革，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那敵人決不會甘心的，他們總希望復辟。你看解放以後，你就從好多事情來看，那個復辟資本主義，復辟封建主義的勢力啊!我看要蘇州就不小。你看什麼周瘦鵑一類無聊的傢伙哪，給人家就專門弄個盆景啊，都搞這一套。你看他那就完全是出於愛好？那這不是搞復辟！宣傳那些東西，瓦解人們鬥爭的意志。我到蘇州去幾次，但周瘦鵑家裡，我從來不去。我到那裡去幹什麼，看那一些，你只要去一次，啊呀，他就要吹半天。我就舉這樣一個例子吧，這東西，那個復辟的，守舊的勢力，它竭力想把這個蘇州啊，一直保持著半封建半殖民地那樣的色彩，總想著把這個城市往後拉，決不願意把它變成毛澤東思想的學校，更不會願意它這個紅彤彤的大學校，那個他們決不願意幹的。」（1968年3月14日，《紅蘇州》《新蘇州》聯合版）
做盆景，就是要復辟資本主義復辟封建主義？就是「叛徒特務內奸？」就要置之死地？一位研究中國文學的外國教授看了張春橋的這段話，對我說：這些話像中學生罵架，不像負責任的政治人物說的話。我說：他們從來都不是負責任的政治人物，但是在迫害人方面，他們從不含糊，效率很高。這位教授還說起她的一個學生在研究福爾摩斯小說在中國的翻譯，周瘦鵑是中國最早翻譯福爾摩斯的人之一。
我查了葉永烈編的「張春橋著作年表」，看到張春橋在三十年代在《申報》發表過三篇文章。一個二十歲的投稿者被編輯退稿，是平常的事情。但是張春橋在三十年後的1968年還懷恨在心，用權報復，害死了周瘦鵑。又過了三十年他寫《獄中家書》的時候，他真的忘記了文革中被他害死的人嗎？張春橋抹殺受難者的做法是故意的，是有算計的，是在愚弄人。他不是妖魔，就是個壞人和罪犯罷了。
文革中的迫害和殺戮，是「群體性」的迫害和殺戮。比如，我寫過的全中國的校長都遭到了毆打、侮辱和「鬥爭」。「校長」就是一個群體。有人為施害者辯護，說這些殘忍和野蠻行為是為了「革命」的需要，並不是為了私人利益，因為互不相識。這當然是一種無理的辯護，殘害無辜的「革命」，只是一種犯罪，沒有絲毫合理性可言。
綜觀事實，我的結論是，張春橋不但是文革興起和發展的主要設計師和鼓吹者之一，也是殘酷迫害人民和實行激烈社會改造的實施者和領導者之一，而且是一個在道德上殘忍和冷酷的人。他參與造成了經濟上的貧窮和匱乏，人權方面的殘酷和殘暴，文化方面的荒蕪和貧瘠。他不是一個可以跟誰「媲美」的人。
2016年，是文革發動五十年。這一年很快將要過去了。在下一年裡，文革迫害和殺戮的「否認派」大概還會繼續活動。但是，見證者也會繼續見證歷史。對歷史的準確的描述，是規劃未來的基礎。雖然張春橋幽靈還在飄蕩，關於文革的謊言還在流傳，但是像林肯所說，你可能欺騙所有的人於一時，可能一直欺騙有些人，但是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的人。四十年前我聽到林肯的這段話，終生難忘。
（寫於2016年7月-12月。 王友琴：1982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1988年獲中國社科院博士學位，同年赴美。現為芝加哥大學高級講師。有《文革受難者》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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