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暁康：『亡天下』之後——讀余英時著『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

【按：劉蘇理說，资先生自認，「比起上一辈，章太炎、胡适先生，我自己就是一个野蛮人。」這是極為難得的一種文化覺醒，有這種覺醒的人，今天在中國少之又少。我自己則是在一場災難之後，極其偶然地從一個「蠻荒地界」中醒過來，我也描述過這種「醒過來」的感覺，此文有個副題《讀余英時著『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

中國是地蠻天荒了的一個世界——不管你稱它現代化﹑社會主義還是專制，在文化上，它已歷盡變窮，墜入非驢非馬之境，而在這「蠻荒」之後的我們，似乎再不能跨越那道「蠻荒」的惟幕，因而又得了無文化的「文化癖」。說斷裂鴻溝壕塹都可以，問題是你如何逃得出這道惟幕﹖都說讀書大概可以。但我讀了一本書之後才知道已不可能——隔在「蠻荒」這邊的我們，在語言上同那邊的人已經無法溝通，你認識的那幾個中國字也未必幫得上忙。

這本書是《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盡管作者余英時教授進在咫尺，可我讀到這本書卻繞了很大一個彎子。

整個1994年里，我每周帶妻子去紐約城里作三次針灸，停車在曼哈頓街頭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怕吃罰單，在診所裡安頓好她，我就回到車里來守著。在那摩天摟群的峽谷里，唯一能作的事只有漸漸靜下心來讀書。當時的心境與世隔絕，看不進報刊雜志和閑書，仿佛是為了同那"後現代"的曼哈頓風景作對，我下意識偏偏只願讀中國古詩詞，於是一本俞陛雲的《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便同妻子的各種藥物一起隨身攜帶。其實我能讀出點味道的，只有從小偏愛的東坡稼軒兩位，但讀來讀去就受不了東坡式的空豪放，更覺出稼軒的沉重和絕望，心境也隨之墜入「更舊恨新愁相間」。那么遙遠的南宋式的興亡感懷，此時令我心動者，或在個人不幸，和某種漸漸襲上心來、先前未曾感覺到的流亡真實。

忽一日，偶然看到「詩文」兩字便拿了這本《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上路。坐在車里讀起來，驟然被一個"文化遺民"之精神世界所震懾。說實話，以我膚淺的古詩詞閱讀能力，對此書深義的理解只是皮毛的，但我所被「震懾」者，是陳寅恪在他晚年詩文中設置的一套暗碼系統，無疑是一道用來抗拒「蠻荒」的屏障，恰好對我們也形成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一個「中國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活在地變天荒之後，因「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而遭受的精神折磨，若非余英時的破解，將任隨歪曲，無人知曉﹔而這個罕見的學貫中西的讀書人，在中國文化「歷盡變窮」最後二十年里的文化感知和心靈苦難，也將永遠煙沒。這又正好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現代中國會繁殖著如我輩「反傳統」的一代又一代。

中國發生地變天荒之際，讀書人所預感的棟梁摧折﹑家國興亡，以1949年為最後界限，在此前後大多「乘桴浮於海」了。留下來的人面對的「當世之巨變」，不只是財產剝奪﹑政治清算，更要接受洗腦換心的一套閹割手術，陳寅恪稱之為「改男造女」。如果分析一下當時的史料，你會驚訝的發現，其實毛澤東並未遇到太大的阻力，他甚至不必效仿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就取勝了。這原因就是陳寅恪詩中形容的「涂脂抹粉厚幾許，欲改衰翁為奼女」，即最著名的大知識分子們竟是群體性的向馬克思主義一邊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過洋的學者教授作家。中共這個暴力集團徵服神洲，一半靠的是知識界的自動繳械，并以其知識的權威協助毛澤東把他的假馬克思主義立為國教，雖然所有人後來都未能逃脫重重劫難。

但是，對中國讀書人的這段恥辱史，作純粹政治性指責和道德非難，不是一個有欠公允的問題，而是回避了更本質的東西，即他們的作為將如何面對他們信奉的知識﹑價值系統及其背後支撐著的人類文明，這就是底線。而這個底線，并非只設在中國傳統之中，它也是西洋文明的根基，讀書人能不能守住這個底線，便是一種文化的操節。

這段歷史里，有一個不幸羈留大陸，以至「看盡興亡目失明」的老人，便不肯曲學阿世，樹新義以負如來，「支撐衰病軀，不作蒜頭搗……獨依一枝藤，茫茫任蒼昊」。我讀余英時詮釋的晚年陳寅恪，從他悲愴的詩文里透出的這種節操，並非民間一般的忠義氣節，而是一個讀書人對知識﹑學問﹑終極價值，總而言之，對一種文明的承偌。這種承偌，更悲劇性地表現在他晚年中止了平生"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特別是對隋唐歷史空前絕後的研究，轉入「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兩部巨著，也是他個人的「所南心史」，在「而今舉國皆沉醉」之際，孤獨地到歷史中重新發掘這種文化精神。

這種「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式的文化承偌，在繁衍成世界最大文化載體的中國人當中，不幸只有一種人還視為己任，即余英時在書中多次花費筆墨，「從顧炎武的『亡國』與『亡天下』之辯，到陳先生論王國維之死」，反複向深陷於保守與激進兩極對立中的現代人解釋的、一個屬於中國的古典群落﹕文化遺民。陳寅恪是不是最後一個﹖這引起我對中國之「文化遺民」的由來和沿革的興趣，繼而是對明末士大夫之「天下」觀和亂世感受的興趣，於是又找另一明末「文化遺民」方以智的有關書籍來讀，再受震懾。

陳寅恪對王國維的那篇著名的『挽詞序』，也許要算這個文化群落的「絕唱」﹕『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同命而共盡」，是一種殉情境界，唯有視此一文化為最高理想者才能達致的，因為在他們看來，「文化」是一個生命體，而不止是信仰、知識、規距。這是一種文化的貴族精神——希臘文化中有一種知識的貴族精神——王國維和陳寅恪，都是中國現代少有的「舊學邃密，新知深沉」而沒有世俗名聲的大師級人物，學養上深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精髓，對古今中西不持籠統之見、極端之說，並已打通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隔閡，本來，中國學界是有希望在他們的引領下走出文化困境的，然而他們卻被荒唐地當作"遺老""遺少"而拋棄。這才是中國的無可救藥。

「五四」以來直到毛澤東鑄成鄙視讀書人的一種"新傳統"，教「蠻荒」以後的我們，從來就把中國知識分子視為"無脊梁骨的"的一群。對我們來說，支持這種成見的最有力證據，正好是1949年以後中國大部份大知識分子對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貫耳的名字，從郭沫若﹑馮友蘭﹑茅盾﹑范文瀾，到「文革」中被逼自殺的老舍﹑吳唅，還有科技界的錢學森等，仿佛代表著整個人類文明的死去。

這場"改衰翁為奼女"中的例外，過去我們僅知儲安平和馬寅初二位，但後來我看到的資料顯示，馬寅初他老人家最初也是對新王朝頗唱贊歌的，後來到人口政策上才犯顏直諫；而較早就犯了龍顏的另一位大儒粱漱溟，卻終身不再啃氣。這好象都不涉及知識和學養的問題，也并非人們至今垢病不已的人格問題。大陸人常說，如果魯迅活到49年後一定是個大右派，我卻覺得未必。這好象關設到一種文化精神——讀書人〔或稱知識分子〕對文明的最後底線。讀了余英時詮釋的晚年陳寅恪，我才知道這底線是什么。

余英時教授一九八四年寫了這本書，他一開始在香港，偶然讀到從文革中的大陸流傳過來陳寅恪的舊體詩，就已經窺見這位大師萬分追悔當初沒有「乘桴浮於海」。所幸還有他這位中西古今「實證」和「詮釋」參伍之真功底者，以剝蕉見心的方式箋釋前人，得以穿越最後一位「文化遺民」的神秘暗碼，將那文化精神捧還於人間。這樁學術奇案，神奇地以一個「中國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的淺盞低唱，展示了中國文化的消沉歇絕，像極了一部希臘悲劇，卻又因其發生在中國淪入蠻荒之境，尤其在近代激進化思潮以細微之沫漸成「驚雷破柱，怒濤震海之不可御遏」之後，其文化上的意義，才無以倫比。

1995年九月于普林斯頓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