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二月，我打電話給醫生，要求把年度常規體檢從五月份提前，馬上就做。診所的醫生護士問爲什麽，我告訴他們，以後再做可能就比較麻煩了，嚴重的疫情封鎖隨時會降臨。他們也聽説了武漢爆發新冠病毒肺炎的消息，卻並沒有看得很嚴重。診所入口処照常放著隨便取用的口罩，我建議他們把口罩收起來，節約使用，很快口罩就會成爲緊缺物資。他們還輕鬆地跟我開玩笑，說你現在可以多拿一些，口罩有的是。
在經歷了一年多疫情的困難生活後，今年六月再次年度體檢，醫生護士都提起我上次給他們的警告，不約而同地問，你比美國政府發出正式疫情警報提早了幾個星期，你是怎麽知道的？我回答說，我在中國大陸生活了三十多年，我瞭解中共。武漢疫情爆發後，我們一直高度關注情況的發展，根據中共的言行判斷，美國將遇到大麻煩。事實上，好些從大陸出來定居美國的朋友都做出了相似的判斷，並且及時開始自行隔離。
掩蓋的是什麽
我是怎麽做出這樣判斷的？在中國生活幾十年的經驗，以及在對大量中共歷史檔的研讀告訴我，對中共所説的話絕對不能從字面上去理解，重要的是他們沒有説出來的，而更重要的是他們通過「輿論引導」來掩蓋的。
疫情初起，武漢和中國的相關部門先是否認，再掩蓋，甚至嚴厲懲罰試圖發出警告的醫生和業內人士；隨後，在成千的武漢疫區人士已經前往紐約和義大利以後，突然命令武漢封城，後來甚至宣佈湖北封省，於此同時，輿論全部指向武漢海鮮市場，罪魁禍首是蝙蝠。
中國對武漢新冠病毒爆發的反應和解釋，有邏輯上不可自圓其説的矛盾。它在宣佈封城時對新冠肺炎的強烈封鎖措施，很難不令人產生懷疑，即北京不僅瞭解實情，而且沒有同外界分享它所掌握的所有資訊。中共誇張地高調宣示海鮮市場和蝙蝠的作用，顯示出它一開始就極力想掩蓋什麽東西。
它要掩蓋的是什麽呢？
武漢當地有中國最高級的病毒研究所，研究的專長恰恰就是冠狀病毒。這是一所由法國協助設計建立，甚至有美國的聯邦資金參與研究項目的機構。這個機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蝙蝠冠狀病毒庫，保存有1.9萬個蝙蝠冠狀病毒。這個研究所研究怎樣用當代最新生物工程技術改變冠狀病毒，使之擁有新的功能，比如能夠感染給人，這種研究叫做功能增益（gain of function）。這種非常危險的研究在西方國家遭到禁止，武漢病毒研究所卻繼續進行了多年。西方一些希望能繼續進行這種研究的人，如美國北卡大學的拉爾夫-巴里克(Ralph Baric)，就和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科學家石正麗合作，在武漢病毒所繼續這種危險的研究。北京在最近三十年大力發展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陣勢，迅速將中國科技水準推到了世界前列，而且可以在戰爭、疫情、災害等危急時刻借力打力，形成一種「你不便打我，我卻能打你」的主動地位，最終打痛的是西方自由世界。
「功能增益」研究爲什麽危險？因爲本來自然界的大量病毒絕大多數是不會感染人類的，自然變異的病毒必須具備一些罕見的條件才會感染人類，而「功能增益」正是用現代科技改變病毒使之具備這種條件。這等於在試管裏培養魔鬼，魔鬼一旦從試管裏逃逸，後果就不可設想。然而，以石正麗為首的武漢病毒研究所科學家卻以這種研究的成果而自豪。
當北京意識到武漢出現新冠病毒疫情之時，按照常理，應該命令病毒研究的科學家們所全力以赴，站到抗疫最前綫。這是他們的專業，他們是最先進的病毒研究所，他們對這種病毒懂的最多，而外界由於對這種病毒一無所知正處於不知所措的驚恐之中。更何況，冠狀病毒人傳人，恰是石正麗等科學家多年研究的「功能」。單純從科學研究的角度看，這也是研究冠狀病毒的難得機會。即使是從科普的角度，這也是在大衆中普及科學知識的絕好機會，是科學家義不容辭的責任。這正是普通百姓期望科學家大顯身手的時候，也是科學家回饋社會大衆的時候。
然而，奇怪的是，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科學家們對病毒和他們引以自豪的研究是什麽關係默不作聲，十分低調。更奇怪的是，疫情爆發後不久，北京派出了解放軍生化武器方面的權威陳薇少將接管了武漢病毒所。
這一切表現有同一個言外之意，掩蓋這次疫情的新冠病毒和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病毒庫和病毒研究之間的關係。北京想掩蓋和掩護的就是武漢病毒所。武漢病毒所越低調，我就越懷疑北京在掩蓋，因爲一個大國面對疫情如此舉措不合常理，專業科學家如此躲躲閃閃也不合常理。
科學家們參與了掩蓋
從武漢病毒所的地位來看，它有一個困難處境。如果它衝在防疫第一綫，科學家就難免要説明，這個特殊的冠狀病毒，和武漢病毒所保存的那1.9萬個冠狀病毒是什麽關係？這個特殊的病毒具備極其高效的傳染人類的「功能」，和武漢所的科學家長期研究的「功能增益」是什麽關係？
北京說，病毒源頭的問題是科學問題。既然是科學問題，那麽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武漢病毒所的科學家完全可以明確地回答這個問題。然而北京的表現是，它不願意人們提到這個問題。與此同時，全世界相關的科學家分成了兩派，其中一派說，沒有證據證明這種特殊的新冠病毒來自於人類實驗室，大自然的無數病毒在不斷變異，是其中的某個變異造成了這個特殊病毒的感染人的功能。他們說，所有不認同這一點的科學家是陰謀論，是對大自然的千變萬化缺乏足夠認識。
北京指望這一派科學家來洗白武漢病毒所的嫌疑。這一派科學家大多和中國，特別是和中國的特殊科研條件有過合作關係。作爲科學家，他們的辯護強調「證據」，沒有證據你就不能説有。但是，邏輯上，現在不掌握證據並不能證明沒有。這派科學家不願意面對的問題就是，爲什麽和武漢病毒所保存的1.9萬個蝙蝠冠狀病毒沒有關係的特殊病毒，具備武漢病毒所長期「功能增益」研究想要獲得的非常罕見的感染人功能，別的地方都不去，偏偏從雲南跑到了武漢，到了病毒研究所的近旁？
病毒源頭如果確實只是科學問題，科學家們如果確實只遵從科學，那麽，不管這個特殊病毒是不是從武漢病毒所越獄跑出來的，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科學家們都能夠實話實説，全世界就會更早察覺這種病毒的危害，更早形成全球合作來防疫，這次疫情就可以防範，至少不會造成如此危害。
如今，中共和中國的科學家都明白，這次禍闖大了。按照共產黨人的性格，掩蓋和耍賴將繼續進行下去。北京和武漢病毒研究所永遠不會承認他們有過一丁點的過錯。全世界為北京辯護的科學家卻會越來越發現自己處於尷尬的話語之中，參與掩蓋的人會越來越少。最終，將有更多的人汲取這次教訓，不再輕信中共的話術。
※作者為江西南昌人，作家、歷史學家， 1982年獲復旦大學英文系學士學位，1988年獲山東大學美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1988年留學美國，獲布蘭戴斯大學猶太歷史碩士和紐約皇后學院圖書館學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中共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當代西藏史。曾在《動向》、《明報月刊》、《開放》等雜誌發表過100多篇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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