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夫：藏人自己的西藏问题

图：周恩来和陈毅1955年停留成都期间会见达赖喇嘛（中立者）。右一为平措旺杰。

由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坚持和努力，"西藏问题"仍然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议题，只要这个议题还存在，藏文化就没有灭亡，藏民族复兴的希望仍然存在。但是，对于藏人来说，必须处理好严峻的救亡和革新的关系问题。

西藏比中国晚了整整六十多年

"西藏问题"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专用名词，在上世纪的前五十年，专指西藏的政治地位问题，在中共政府统治西藏后，又增加了藏民族的政治权利和藏区的人权问题。关于西藏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外面的人，按照外部世界的观念，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来看西藏。藏人自己的想法和感情，藏民族内部观念的波澜起伏，不是西藏问题讨论的主角。即使是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也必须用当代西方政治的学术规范来加入国际学界对西藏问题的研讨，才能被世人所知。于是，至今为止，说起西藏问题，人们仍然只说西藏三区的政治地位问题、藏区的人权问题、中国政府的对藏政策问题。藏人自己怎么看待藏民族的百年遭遇，藏人在藏民族自己的生存境遇中，从藏人自己的视角所呈现的"西藏问题"又是怎样的呢？

1904年荣赫鹏入侵拉萨，第一次打开了西藏的大门，在西藏近代史上的意义，相当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此后两个民族都经历了一步一步认识世界并重新思考自身未来的痛苦过程，所不同的是，西藏比中国晚了整整六十多年，而被迫先行一步的中国，已经反过身来，也以帝国的名义来敲打西藏的大门。相比1950年的大兵压境，荣赫鹏的入侵只是一个轻微的"morning call"。一百年后回头看，今天我们只能扼腕叹息，二十世纪初的藏人，为什么醒得那么晚，那么慢？

但是，就像晚清中国有维新派和革命家一样，西藏也不是没有蓦然惊醒的人。第一个意识到新时代正在逼近雪域佛国的人，正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而把国际政治常识教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是英帝国的官员查尔斯·贝尔。中国辛亥革命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的流亡中返回拉萨，展开了一系列改革，架设桥梁、引进邮电、革新币制，进口新式武器、训练新式军队，派遣青年贵族远渡英伦，开办新式学校。改革过程之曲折和艰难，几乎是在重演晚清维新变革运动的剧本，可惜的是，那时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保护者，也不是先行先学的老师，而成为藏人的对手和强邻。

藏人革新派没机会放手施展其抱负

       十三世达赖喇嘛突然圆寂，西藏欲图赶上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努力宣布夭折。我们无从知道"伟大的十三世"晚年的心境，从仅有的点滴资料推测，他是心怀忧虑离开这个世界的。他知道，外部世界正在起着惊天动地的变化，而这场变化对高原藏人来说，将是无处逃避的灾难。他是忧伤的，焦急的，可是他也无可奈何。同样焦急和忧伤的，是藏民族中少数惊醒了的精英。他们中，有果敢精干的老贵族擦绒，有新一代的噶厦僧俗官员如索康、夏格巴，有惊世骇俗的安多僧人根敦群培，有康巴商人邦达仓家族的兄弟，有模仿中国国民党的西藏革命党人，也有热情而虔诚的共产主义者平措汪杰和他的东藏民青的青年战友们。

           这一代藏人精英，身份地位不同，各有不同的政治观念，他们互相之间的差异似乎一目了然，但是，我们在半个多世纪后回头看他们，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就鲜明地浮现了出来。他们是曾经封闭的藏民族中，率先面对外部世界，面向现代性的民族精英。他们的第一个共同点是，都向外部世界寻找思想资源，因为他们都看到，面对日益紧迫的变化，藏人社会内部缺乏因应这种变化的资源。也就是说，他们都看到了，藏民族的未来生存，离不开改革，而改革必须以开放为前提。由于他们各自不同的地位、经历和所处的区域，他们各自向外部寻找老师，后来的人们把他们叫做"亲英派"、"亲中派"、"国民党派"、"共产国际派"等等，都是从外部视角来看他们。如果站在藏人的视角看，他们其实都是藏民族的"革新派"。

     可惜的是，在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藏人革新派没有机会放手施展自己的抱负，而一千多年前莲花生大师的预言却降临了："当铁鸟在天空飞翔，当铁马在大地奔驰，藏人将像蚂蚁一样流散世界……。"藏人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成为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被统治民族。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失去了本民族革新主导权的藏民族精英们，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怎样在亡国的处境下，寻找藏民族的生存之道。人类历史上曾经有很多民族，曾经强大，后来却突然衰落，很快消亡了。藏文化也有同样的危机。于是，二十世纪末的西藏问题，从藏民族内部看，就以救亡的主题凸现了出来，延续到今天，就是藏人内部寻求独立还是寻求自治的争论。

藏文化救亡生存离不开自身革新

        但是，现代性问题是藏民族的一个更长远更带有根本性的主题。藏文化要救亡生存，离不开自身的革新。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从亲政起就认识到，藏民族必须开放，必须革新，只有这样才能救藏文明于危亡。他在亲政后建立的改革局，虽然由于中国政府的干预而不能施展，但是他在流亡后带领流亡社区走向现代民主政治，却取得了令世人赞叹的成绩。达赖喇嘛和桑东仁波切等藏人领袖都指出，藏人今日的困难局面，是由于当年的封闭和保守，由于藏人社会未能及时更新和开放。

        今天，由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坚持和努力，"西藏问题"仍然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议题，只要这个议题还存在，藏文化就没有灭亡，藏民族复兴的希望仍然存在。但是，对于藏人来说，不得不向自己提出这样严峻的问题：如果目前的处境持续下去，再持续二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二百年，藏人怎样保护自己的文化不致衰落？如果藏人明天就得到了民族自决的权力，藏民族能不能建设起一个开明的、现代化的文明社会？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无论将发生什么，今天的藏人应该为将来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就是藏人自己的"西藏问题"。外人是不会来考虑和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没有这个切肤之痛，他们也没有这个权力。这是藏人自己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要处理好救亡和革新的关系，为此，必须从更长远的时间尺度来看民族文化的生存。这其实不是一个新问题，世界上其他很多民族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一百年来藏人的民族精英也在探索和思考这个问题。这就是今天回顾和纪念百年来藏民族精英的现实意义。

       此文发稿前，闻悉西藏共产党创始人平措汪杰先生于3月30日逝世。谨以此文沉痛悼念西藏现代化道路上的先行者、藏汉友好的坚定倡导者、我的忘年好友、巴塘人平措汪杰。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