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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邝飙时政漫画：加冕 |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现行体制缺乏批判性观察，反而颂扬有加。这不象是一个要对现状痛加改革的姿态。历史的经验是：改革都是在错误中批出来的，不是在成就中夸出来的；都是在困境中逼出来的，不是在美景中引出来的。
"集体总统制"一碰就倒
十八届三中全会做了两件事，一是集权，二是"改革"。会后不久，习近平将新设立的三个超级威权机构（深改组、国安委和军委深改组）的一把手头衔尽收囊中，摆出一副赢家通吃的架势，以往有胡温，今后无"习李"，如今大家都已经看到了，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虽然党内排名第二，但实权地位远远赶不上他的两位前任、当年只排名第三的朱镕基、温家宝。九龙治水的"集体总统制"转眼间回归了独龙戏水的经典独裁制，这说明所谓"集体总统制"缺乏内在稳定性，一碰就倒，恐怕还难以称"制"。
至于改革，全会通过了一份有清单、有细节、有进度表的包罗万象的"全面深化改革"决议，而不只是重复胡温式"深化改革"的泛泛之谈。可惜的是，政治改革几乎没有涉及，连泛泛之谈都谈不上。人们不妨善意猜想，也许这就是习近平的性格：做得到的才说，做不到的暂且不说？但愿如此吧。不过，据说习近平南巡的时候对苏联亡国大发感慨，他说过，"不能改的就永远不要改"，大概他指的就是政治改革？但愿这只是传说。
迄今为止，改革的进度和效率远逊于集权的进度和效率。除了废劳教、放二胎"立竿见影"之外（这两项政策调整恐难称"改革"二字），各项改革仍处于设机构、划地盘、摸情况、定方案的酝酿准备阶段。接下来改革如何展开、如何推进，是不是配得上"全面"、"深化"这两个定语，乃至于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目前未可预判，尚在未定之天。
清末改革因过度集权而失败
以"全面深化改革"之名而实施个人集权，也算是师出有名，名正言顺。有一种说法：按照当下的中国国情，只有象毛、邓那样的政治强人才能压得住尾大不掉、狂妄嚣张的既得利益集团，才能发动得了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新的改革。没有强人，不搞集权，改革寸步难行。胡温碌碌无为，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种说法，乍听之下，似乎也不无道理。
的确，为了改革而集权，哪怕集权的动作有些急躁、有些粗鲁，倒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专注于集权而冲淡了改革，或者更有甚者，真集权而假改革，只集权而不改革，那集权也就一无是处了。集权与改革的关系不是线性的，二者既有可能相互促进，亦有可能相互抵消。
清末改革因过度集权而失败，即是惨重教训。摄政王载沣本是赞成立宪的改革派，因为他是光绪皇帝的亲弟弟，人们普遍认为他会"继志述事"，将其兄梦寐以求的改革事业进行到底，正如当今，人们也曾热切期待习近平象他开明务实的改革派父亲习仲勋那样。载沣做了监国摄政王，果然也不负众望，立即重申"筹备立宪"，而且还制定了带有详细进度表的、九年为期的改良立宪清单——和习近平的九年期"全面深化改革"决议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年轻的载沣一上台就赶走了手握重兵的汉族重臣袁世凯，以自家三兄弟亲揽天下兵马。又大量任用宗室亲贵，设置"皇族内阁"，将行政权集于"太子党"手中。最后，他连商民集资修建铁路的路权也不肯放过，要贱价收归国有，终于惹下了大祸，引来革命风起云涌。
其实，载沣心地善良，不是坏人。汪精卫要用炸弹行刺他，事败被捕，早就做好"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思想准备的汪精卫居然没被判死刑，古往今来中国有几个最高统治者比载沣更宽宏大量的呢？载沣也并非贪权弄权之辈，辛亥革命之后他终生不问政治，张勋复辟，日本人拉拢，他儿子做伪满州国皇帝，他都不为所动，拒绝参与。当年他之所以厉行集权，大概也是所谓"一心为公"，为了既放手立宪改革，又确保皇室安全。他误以为高度集权是大胆改革的先决条件，但事实证明，若集权过度，即便初衷是为了改革，结果必是破坏改革。以史为镜，习近平当鉴之，慎之。
习近平对改革与集权的错误认识
习近平选择三中全会推出一揽子改革方案，显然是希望人们将十八届三中全会与三十五年前那场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提并论，更希望二者取得同样的历史功绩。这样的动机倒也无可厚非。但不能不说，习近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存在重大误解，在改革和集权这两件事情上面，他的理解是片面的和错误的。
按照官修党史，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两大功绩：一是"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邓从此成了所谓"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拥有一言九鼎的最后"拍板"权力；二是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从此取得持续数十年高速发展的巨大成就。这样的描述虽不算全错，但很不准确。事实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一个字提到"改革"，更没有明确说过要"包产到户"，遑论出台系统性的"改革开放"决议。倒是相反，全会规定"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再者，邓小平也没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成为中共"核心"，主持全会并作"重要讲话"的人，是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全会的政治口号也仍然是"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虽然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的实际地位有所上升，但无论如何，没有理由认为邓小平那时就已经坐上了中共头把交椅，更没有理由认为三中全会实现了邓小平的个人集权。
这两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第一，从农村起步的中国改革并不是由哪个"核心"人物所"设计"、由哪次中央全会所通过而得以实行的，而是衣食不济的贫苦农民在地方官员默许或支持之下的自发性创造——当年的地方官员赵紫阳、万里即是农村自发性家庭承包制改革的坚定支持者。邓小平和中央政府对于中国改革所做出的初始性贡献不过是对自发改革肯定其有效、追认其合法而已，当然，这也很重要；第二，邓小平最终扳倒华国锋并攫取中共最高权威，此事发生于三中全会两年之后的1980年11—12月，当时政治局连开九次会议批华挺邓，会议得出结论："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并认为由邓小平接任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是众望所归"，但邓以年龄缘故拒绝出任党主席，推荐胡耀邦担任，他自己只出任军委主席，其后十一届六中全会即照此履行了"选举"手续，邓才成为了事实上的中共最高领袖。这一权力格局的形成与当时改革开放的局面二者并无必然联系。说邓小平是先集权后改革，这不是事实。
批毛、分权启动改革开放
既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发动改革，也没有确立邓小平的最高权威，为什么人们普遍有此印象呢？这是因为三中全会和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发生了两个重大变故：一是批毛，二是分权。
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放炮"，主张为毛泽东所钦定的薄一波、陶铸、彭德怀等冤案和4·5天安门事件翻案，结果引发了一股清算历史旧帐、批判毛式体制的热潮。虽然批毛并未深入，毛对人民的血债没有得到清算——只有毛对他昔日同事的欠账有所清算，但毛体制的光环已然褪色，是不可能不加改革再原样维持下去的了。换言之，三中全会虽然没有使用"改革"一词，更没有通过改革的决议，但它批判了毛体制，让"两个凡是"失去了市场，自此之后，谁要想掌权，谁就得改革，谁善于改革，谁就有可能掌权。邓小平抓住了机会，华国锋渐失权威。
其次，十一届三中全会非但没有强化集权，反而实施了党内分权。三中全会《公报》说，"全会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在当年所谓"民主集中制"的语境下，"加强民主"并非问政于民，而是要弱化"集中"。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他指的就是华国锋——的体制弊端。《公报》又说，"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常委的集体领导"，"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从那以后，"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堂皇冠冕就悄然不见了，华一人独揽党政军大权的集权结构渐渐变成了邓小平、众元老、众常委分享权力的高层共治结构。当然，中共的分权共治结构是不规范和没有制度保障的，有时也可能是无序的和低效的，但让我们公允地说，在当时，与毛—华体制相比，它仍然是一项难得的政治进步。也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启的批毛化（还谈不上非毛化）和分权化，使得改革开放得以成行，也使得邓小平得以取华国锋而代之，由此，十一届三中全会才会被人们普遍误解为邓小平集权并发动改革的会议。
两个"三中全会"背道而驰
可以说，正是在批判性、分权化这两个关键点上，十八届三中全会不可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提并论，实际上，这两个三中全会在这两个关键点上是背道而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谈改革，不搞集权，却悄悄批毛，悄悄分权；十八届三中全会大谈改革，大搞集权，却对现行体制缺乏批判性观察，反而颂扬有加，号称"三个自信"。这不象是一个要对现状痛加改革的姿态。历史的经验是：改革都是在错误中批出来的，不是在成就中夸出来的；都是在困境中逼出来的，不是在美景中引出来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仅高层结构有分权化趋势，整个政治、经济、社会体系也都在逐步松绑，重心下移。当年最著名的改革口号是"放权让利"、"对内搞活"，也就是共产党向社会分权，中央向地方分权，政府向企业分权，集体向家庭分权，要相信个人、家庭、企业、社会的自发性活动比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更有活力、更有效率。邓时代的改革大体上走的就是这样一条由过度集中到适度分散的路径，其成功之处，就是反集权之道而行之；其不成功之处，则是分权、放权还很不到位，很不巩固。
我们注意到李克强对本轮改革的阐述，重点是"简政放权"，做"减法"，李的表述显然比习近平的言行更加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的一贯逻辑。但我们的疑惑是，习近平奉行的权力结构集权化与李克强倡导的市场结构分权化，此二者果真能并行不悖吗？
2014-3-31
——原载《动向》2014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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