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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近在台湾出版的《乌托邦的幻灭——延安一代士林》一书封面 |
百年國史拐錯了彎、走岔了道，深受其害的後人只能循跡溯因，尋找赤禍之源。延安之誤無法不追溯到馬列赤說，一代士林整體被誤導，甚值蹲察細析。
延安一代士林對二十世紀國史走向影響甚巨，也是中共一向引傲的「黃金一代」，本是官家禦學的「重點課題」，輪不到咱這號自由學人。只是「主旋律」下禁忌深深，評析歷史連著安排當下，這段帶著體溫的歷史緊緊聯繫著中共政權的來歷，「不讓說」形成「沒人說」，這才有我「或值一說」的價值空間。
原教旨「極左派」與「兩頭真」
抗戰前後，至少三十萬知青進入中共陣營，形成耀眼奪目的延安一代，也是中共獲得軍政勝利最重要的組織基礎。他們歌聲嘹亮、信仰堅定，以青春熱血拼換共產理想，以為馬列主義將引領祖國進入紅彤彤新世界——沒有貧窮、沒有差別、沒有醜惡、沒有…… 一九四九年后，迭經三大改造、肅反、反右、大饑荒、文革，他们被歷史慣性推走在「共產主義大道上」。1980年代中期，延安一代全面接班，對於「往何處去」，產生分化，對計劃經濟、公有制為標誌性建築的「社會主義」產生質疑。「六·四」後，再對「一黨專政」、「党在國上」產生質疑。至此，延安一代出現重大思想錯歧，對「明定國是」出現規模性分化，形成兩大集群——抱持馬列原教旨的「極左派」與要求重返民主自由的「兩頭真」。「兩頭真」晚年意外駛入「否定之否定」之站，走出啼笑皆非的人生軌跡：跟隨中共開創了一個時代、描繪了一段國史，但卻是一個走歪的時代、一段需要糾正的歷史。他們撫胸頓足，淒然長歎。
駛向共產的紅色列車最後折返市場經濟，進入原先堅決背棄的「私有」車站，劃出偌大孤圈，天翻地覆之後又地覆天翻回到原點。任何一位延安士人都明白「改革開放」意味著什麼。老紅軍邱會作：「鄧小平不是『永不翻案』，而是在他得勢後掘了毛主席和共產黨的『祖墳』。」（《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香港）2011年版，下冊，頁909。)不可能不尷尬呵！「革命的價值呢」？「鬧紅的必要性呢」？「國際共運的歷史合法性呢」？」代價慘烈的革命，需要「革命後」的經濟實績證明其效。沒有站得住腳的制度創新、沒有拿得出手的經濟效率，只有羞答答的恢復性繼承——重拾此前被狠狠扔棄的市場經濟與私有制，當然無法為赤色新說挺持月臺，無法證明共產革命的社會價值。
否定之否定的「解放」「改革」
如今大陸鋪天蓋地頌揚「改革開放」偉大意義，但有一片不容進入的雷區——為什麼會形成需要「改革開放」的歷史局面？赤繩左箍如何套上中國的脖子？如何走到對「解放」需要「再解放」、對「革命」需要「再革命」？既然需要「否定之否定」，第一個「解放」與「革命」還有什麼價值？有了這一系列碩大問號，對延安一代紅色士林展開研究，對奮力推進前後兩次「解放」與「改革」的同一群體，價值方向完全悖反，苦澀自知，其史蘊史值也就有了豐厚蘊積。
延安時期（1935.10～1948.3），中共其興也勃，如果捏持改造社會的圖紙正確，確有乘長風破萬里浪的歷史機遇，毛澤東與他的戰友們或有可能在多嬌江山上繪出一幅「最新最美的圖畫」，澤被於後，名垂青史。可這場紅色革命竟演變出思想大箝制、人權大剝奪的「毛澤東時代」；凜凜神聖的共產革命，竟革出遠不如「萬惡舊社會」的反右、大饑荒、文革。百年國史拐錯了彎、走岔了道，深受其害的後人只能循跡溯因，尋找赤禍之源。文化乃社會理性能力的體現，人文知識份子就是社會的一張濾網。延安之誤無法不追溯到馬列赤說，一代士林整體被誤導，甚值蹲察細析。
概言之，中共革命與延安一代可歸結為「悲壯的錯誤」與「歪擰的邏輯」。中共以為引國家進入共產天堂，實則前後使八千萬人支付「紅色代價」（奪權前後直接死亡人數），分娩出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人文錯誤，是為「悲壯的錯誤」；馬列主義以「最新最美」學說顛覆經驗凝聚之傳統，打亂歷史形成的人文生態，誤碼謬砌價值排序，倒置公私，是為「歪擰的邏輯」。從消滅苦難出發，最後竟拐入消滅富裕的絕地；從同情貧窮開始，最後落至看不得有人富起來。「尋找中失去了尋找的東西，在努力中失去了努力的價值」。
多少頭顱多少血，民主革命竟革出毛氏暴政，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延安一代如何一步步離開常識滑向謬誤？如何積非成是？何以形成「花崗岩腦袋」？史訓難得，「延安」標本難得。如今，居然還有人在高呼「延安精神」，還希望用「延安藥方」療治當今之弊，還將延安時期說成民主、自由、平等……
「老年燃燒，青年取暖。」
延安澀重，史頁難翻。延安一代雖然演出結束，即將整體隱入歷史天幕的皺褶，但曾經大紅大紫的「延安一頁」，還未徹底翻過去，意識形態強大的滯後性使延安理念還在彌漫播遷——控制現實、影響未來。
拙著以延安一代紅色士林為研究对象，以個體行跡為基礎，以集體整合為旨歸，以鮮活細節支撐整體概括，具體展示赤潮對延安一代的滲透過程與終身影響，力求還原歷史發展的整體性，化抽象為感性，匯個例證整體。拙著力避紅色史著「以論帶史」之惡弊，以據立論，重在對具體歷史情境的剖析，以史實、資料、言行等客觀材料佐證各種歸納。如延安一代的學歷、知識結構、五四方向何以被逆轉、延安與反右與文革與當下的邏輯關係、赤色學說何以被廣泛接受…… 每立一論，據必隨附。由於是與中共商榷，討論其奉為神靈的意識形態，為避嫌「惡攻」，也必須握有結實可靠的論據。（文革主要罪種，全稱「惡毒攻擊毛主席和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罪」，至少涉及十余萬人。參見寓真：〈聶紺弩刑事檔案〉，載《中國作家》（北京）2009年第4期，頁14。）
後人當然只有用今天的陽光才能發現昔日陰霾，只能用今天的人文標準才能檢剔昨日的斑斑污點。所謂社會進化與時代進步，精髓還是人文評判標準的提高。「革命人民」今天多少覺醒了：歷史不能任由統治者按需解釋，用哪一種理念闡釋歷史即選用哪一根尺規裁量今天，即選用哪一種價值安排未來，茲事體大呵！對中共革命的闡釋與總結自然不能任憑中共的自拉自唱，對延安一代的評議也不能由延安人自裁自量。
延安一代演出結束了，大幕即將合閉，但少數耄耋延安老者「人還在，心未死」，憑藉歷史形成的高度發揮餘熱，對當下仍具重大影響，個別重要人物（如李銳、萬里、杜潤生、杜導正）餘熱尚熾。京中野諺：「老年燃燒，青年取暖。」觀之前人、驗之當世、參之後人，研析延安一代有歷史、現實與未來三重意義。黑格爾名言：「密納發的貓頭鷹要等黃昏到來，才會起飛。」(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商務印書館（北京）1961年版，頁14。)意謂對某一大型社會現象的理性認識，必須等待其形成過程結束，才會開始。延安一代，變數幾盡，「密納發的貓頭鷹」庶可起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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