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主要诉求就是平反胡耀邦的冤案，实行政治改革 |
2012-04-11
近两个月，北京政坛气氛格外混沌、微妙、诡异。然而，诡异中透露出不少正面迹像，中共党内良知、左右派智囊学者及民间力量，正在形成一种共识：中国政治体制到了不能不变、非变不可的时候。
这又是一个意外收获（笔者曾于3月写过一篇“从薄熙来下台看中国政治发展的意外收获和未来走向”）！众所周知，中共高层早已丧失改革愿望和改革动力，普通老百姓也早已失去对改革的支持和耐心，而学界对改革的探索，则长期停留在有限的学术讨论的框框中。朝野如此缺少共识，因而才使刘源和张木生等人去年四月发出呼吁，“超越左右界线，重建朝野共识”。
谁也料不到的是，在这个缺少共识、难以建立共识的时刻，竟是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促使改革共识重新凝聚。
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讨论：改革时机，改革共识和改革阻力。
关于改革时机。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无疑是个促进政治变动的重大转折点，倘若没有王博事件，稳定压倒一切的胡锦涛当局，非常有可能把政治体制的任何变动拖到十八大，拖到新一届中共领袖接班为止。到了那时，即使洪水滔天，也跟他没多大关系了。但王薄事件的发生，使中共竭力掩盖的千疮百孔成蜂窝状的权争结构，及其对社会溃败的恶劣催化作用，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住了。
可以说，正是王薄事件，促使当局开始认真地算了一笔账，“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到底是找死呢，还是等死？如果都是死，找死还可控一些，改什么，不改什么；先改什么，后改什么；表面改什么，实质不改什么，还是中共说了算。但如果什么都不做，中共就不能说了算，那就是等死，而且会死得很难看。与其死得很难看，不如做点什么，或许可以避免“难看的死”。
关于改革共识。这个重新凝聚的改革共识，用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的话，不是对过去改革的重新呼唤，也不是简单地说深化改革；而是对过去三十年改革进行系统反思的基础上的再出发（见孙立平4月9日刊于共识网的文章“重启改革难在如何走出转型陷阱”）。实际上，胡温执政初期各界达成的改革共识，早在2005年就已基本破灭。
中国改革面临的正是这种态势：旧共识已经破灭，新共识正在形成。新共识的凝聚源于几个原因：首先是学界、思想界和舆论界各派人马对现状严重不满，不管是左派还是自由派，是极端保守派和主张革命派，都对胡锦涛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治国政策和现状极度失望，求变是他们之间共同的要求。
二是党内良知锲而不舍呼吁政治改革。这包括温家宝数年如一日，顶著“影帝”的指责，呼吁和鼓吹政改。还有胡德平、周瑞金、姚监复、杜光等人都不遗余力，不改政改初衷。其实，党内一些保守派，包括“红二代”中的边缘人，也有要求改革的愿望。
三是民间觉醒。孙立平、李伟东等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目前在中国社会中，改革的热情在重新燃起，人们对改革充满新的期望。他们从每天的民众议论中都能感受到，民间要求政治改革的共识。这种觉醒，表现在民众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求政治透明，要求言论自由，要求公民社会，要求司法独立。
那么，有了改革时机和改革共识，重大变局是否即将到来？未必！关键就在于，改革阻力能否克服。
改革的阻力不仅来自于反对改革的力量，也来自于曾经力主改革的力量。事实上，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既得利益集团。用孙立平的归纳，中国现在最主要的既得利益集团，第一是权贵集团，第二是国有垄断集团，第三是金融-虚拟经济集团，第四是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群体。
特殊利益集团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他们一方面以改革的名义攫取特殊利益，一方面以渐进改革为借口，拒绝任何实质性改革。更重要的是，他们和中共高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有权，有钱，有话语阵地。权、钱和话语阵地这几股势力的结合，导致改革阻力空前巨大，大得远远超过30年前中共启动改革面临的阻力。
总之，改革阻力如此之大，如果不采取大的改革举措，改革时机就有可能被贻误，新的改革共识有可能再次破灭。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