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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赞薄熙来“唱红”的基辛格（图为基辛格在薄熙来的搀扶下出席重庆“红歌会”开幕式） |
西方中国专家们这些“中国专家”们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的了解过于肤浅，并有投机心态。一方面，他们吃的是中国饭，常常情不自禁地通过美化自己的研究对象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中国的腐败影响至深至广，不少西方的“中国专家”依靠吹捧集权制度可以向中国政府领取可观的赏钱。
薄熙来黯然离开重庆，与看来唾手可得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失之交臂，不仅使中国毛式复辟派如丧考妣，同时也使得西方那些亲中共领导集团的“学者”、“顾问”们倍感尴尬。他们的尴尬是因为事件的发展再次地证明了多年来他们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预测谬误百出。那些预测不仅在理论上完全站不住脚，而且带有过于浓厚的投机色彩。
中共政治权力交接依然无序
首先被薄熙来事件证伪的是不少西方专家们对中国政治权力交接制度的乐观判断。 近些年来，不断地有西方学者发表文章，认为在毛泽东、邓小平等政治强人之后，通过江泽民、胡锦涛等两代领导人的努力，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稳定有序的权力更迭制度。在他们看来，这套制度是所有其他的一党专制的国家所没有的，是中国集权制度长期延续的一个保障。
薄熙来事件证明，中国目前的权力更迭与所有历史上和现存的一党专制国家并无不同。在这种制度下，最高权力的分配完全是黑箱操作。不仅普通的“公民”们无法知道真相，即使是执政党党章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的成员—中央委员们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也无权问津。甚至作为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他的政治命运也只能任由他人把弄。这一点很像古今中外所有黑社会组织的权力更迭。
薄熙来在十八大之前以非常传统的党内权力斗争失败者的方式下台，显然是中共的人事更迭的一部分。他的下台方式如此的突兀，如此地出乎大多数中国和西方分析家们的预料之外；不仅如此，薄熙来事件见诸媒体之后，整个北京官场传言四起，连中共最高层都是风声鹤唳，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共政治权力交接的无序。
中国需要两党制或者多党制
被薄熙来事件证伪的另一个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们的观点是：中国并不需要两党制或者多党制。他们近来不断地阐述一个理论，民主国家通过普选来更换执政党，通过更换执政党来更换政策。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可以用自己的独特方式进行政策的更换。还有人将这一理论进一步发挥，认为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经允许不同路线的在党内竞争，这一竞争不仅能有效地挑选适当的路线，也会产生最有能力的领导人。
有的人甚至更形象地将毛泽东、胡锦涛的路线称之为中国的“民主党的路线”，这一路线倾向保护穷人；而将邓小平、江泽民的路线称之为“共和党的路线”这一路线倾向保护富人。在他们看来，这两种路线在中国的交替进行得十分顺利和有效。这种中国特色的政策调整，与西方的普选制度比较起来，不仅更有效率，而且成本更加低廉。有的甚至不惜将中国的制度抬高到政治制度创新的高度。
不错，任何集权制度也都必须有政策调整，但是这种政策调整的成本比起民主制度下的调整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例如，毛泽东错误路线施行了整整三十年，耗费了数以千万计的普通民众的生命，直到这一条路线实在走不下去了，才不得不进行羞羞答答的调整。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路线谈不上有什么根本性的调整，整个中国的社会矛盾正在不断地累积。
再次证明集权制度逆向淘汰机制
而薄熙来事件则进一步证明，中国的执政党内是不允许有与中央最高领导层不同的政治路线存在的；那种希望在局部地区试行不同的政治路线，并且希望以此来挑战最高领导的权威的做法是绝对不会被允许的。薄熙来的失败，不是因为他的人品比其他的中国领导人差，也不是因为他的政治基础比起他的中国领导人弱，而是因为他有一条（或者至少声称有一条）与正式的官方意识形态不一样的路线。
谈到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过去二十多年的经历基本上是公众信息。做一个客观地比较，薄熙来的领导能力，无论是形成路线的能力，与基层民众进行沟通的能力，还是通过行政系统贯彻政策的能力在如今的共产党领导人中都是翘楚。他的失败，恰恰证明了这个党在挑选领导人的时候，能力并不是最为重要的因素，集权制度的逆向淘汰机制再一次得到了证明。
西方中国专家们的无知，除了他们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的了解过于肤浅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中国专家”们的投机心态。一方面，他们吃的是中国饭，常常情不自禁地通过美化自己的研究对象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中国的腐败影响至深至广，不少西方的“中国专家”依靠吹捧集权制度可以向中国政府领取可观的赏钱。薄熙来下台了，但是那些靠向中国集权制度领赏生存的“中国专家”们还会继续他们的营生。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4月号（4月15日香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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