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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1日星期三

未普:改革共识重新凝聚,重大变局即将到来?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主要诉求就是平反胡耀邦的冤案,实行政治改革







2012-04-11
近两个月,北京政坛气氛格外混沌、微妙、诡异。然而,诡异中透露出不少正面迹像,中共党内良知、左右派智囊学者及民间力量,正在形成一种共识:中国政治体制到了不能不变、非变不可的时候。

这又是一个意外收获(笔者曾于3月写过一篇“从薄熙来下台看中国政治发展的意外收获和未来走向”)!众所周知,中共高层早已丧失改革愿望和改革动力,普通老百姓也早已失去对改革的支持和耐心,而学界对改革的探索,则长期停留在有限的学术讨论的框框中。朝野如此缺少共识,因而才使刘源和张木生等人去年四月发出呼吁,“超越左右界线,重建朝野共识”。

谁也料不到的是,在这个缺少共识、难以建立共识的时刻,竟是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促使改革共识重新凝聚。

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讨论:改革时机,改革共识和改革阻力。

关于改革时机。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无疑是个促进政治变动的重大转折点,倘若没有王博事件,稳定压倒一切的胡锦涛当局,非常有可能把政治体制的任何变动拖到十八大,拖到新一届中共领袖接班为止。到了那时,即使洪水滔天,也跟他没多大关系了。但王薄事件的发生,使中共竭力掩盖的千疮百孔成蜂窝状的权争结构,及其对社会溃败的恶劣催化作用,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住了。

可以说,正是王薄事件,促使当局开始认真地算了一笔账,“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到底是找死呢,还是等死?如果都是死,找死还可控一些,改什么,不改什么;先改什么,后改什么;表面改什么,实质不改什么,还是中共说了算。但如果什么都不做,中共就不能说了算,那就是等死,而且会死得很难看。与其死得很难看,不如做点什么,或许可以避免“难看的死”。

关于改革共识。这个重新凝聚的改革共识,用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的话,不是对过去改革的重新呼唤,也不是简单地说深化改革;而是对过去三十年改革进行系统反思的基础上的再出发(见孙立平4月9日刊于共识网的文章“重启改革难在如何走出转型陷阱”)。实际上,胡温执政初期各界达成的改革共识,早在2005年就已基本破灭。

中国改革面临的正是这种态势:旧共识已经破灭,新共识正在形成。新共识的凝聚源于几个原因:首先是学界、思想界和舆论界各派人马对现状严重不满,不管是左派还是自由派,是极端保守派和主张革命派,都对胡锦涛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治国政策和现状极度失望,求变是他们之间共同的要求。

二是党内良知锲而不舍呼吁政治改革。这包括温家宝数年如一日,顶著“影帝”的指责,呼吁和鼓吹政改。还有胡德平、周瑞金、姚监复、杜光等人都不遗余力,不改政改初衷。其实,党内一些保守派,包括“红二代”中的边缘人,也有要求改革的愿望。

三是民间觉醒。孙立平、李伟东等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目前在中国社会中,改革的热情在重新燃起,人们对改革充满新的期望。他们从每天的民众议论中都能感受到,民间要求政治改革的共识。这种觉醒,表现在民众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求政治透明,要求言论自由,要求公民社会,要求司法独立。

那么,有了改革时机和改革共识,重大变局是否即将到来?未必!关键就在于,改革阻力能否克服。

改革的阻力不仅来自于反对改革的力量,也来自于曾经力主改革的力量。事实上,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既得利益集团。用孙立平的归纳,中国现在最主要的既得利益集团,第一是权贵集团,第二是国有垄断集团,第三是金融-虚拟经济集团,第四是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群体。

特殊利益集团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他们一方面以改革的名义攫取特殊利益,一方面以渐进改革为借口,拒绝任何实质性改革。更重要的是,他们和中共高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有权,有钱,有话语阵地。权、钱和话语阵地这几股势力的结合,导致改革阻力空前巨大,大得远远超过30年前中共启动改革面临的阻力。

总之,改革阻力如此之大,如果不采取大的改革举措,改革时机就有可能被贻误,新的改革共识有可能再次破灭。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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