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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熙来与汪洋 |
中共高层说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其妻"涉嫌谋杀"，这样一整，薄熙来的形象严重受损，政治前途不妙。然而，对于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有人说它"偏离了邓小平的改革发展路线，在中国社会中制造分裂，与胡锦涛力求稳定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格格不入"，也有人说它是"中共能够从当前重重危机中走出来、成功自救的唯一有效方式"，看法大相径庭。
两者看上去如此对立，而中共只追究薄"违纪"，其中自有奥妙。
本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没有象保守派担心的那样天塌地陷，反而因为市场力量进一步释放，从1980年代"国际大循环"而得到推动的增长势头，一发不可收拾。中共十四大正式接受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化改革取得如此成就，本来是好事情，有意思的是，中共保守派敌视市场化的本性不改，巧妙地以改革的局限性大作文章，卷土重来。
中共接受市场经济之际，给它戴了一顶"红帽子"，叫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来，它的改革就有很大的局限性，突出体现为，仍维持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一旦市场经济形成发展势头，保守派移花接木，将市场化之功归于"社会主义"，改革不彻底之弊则归咎于市场化，而国有经济，则经历产权的操作，特别是大批裁员，把失业工人推到街头，它本身恢复了元气，就气势汹汹地进一步争夺市场主导地位。其实，近年来愈益明显的"国进民退"，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留下了伏笔。
这一过程，有它的理论表现──以所谓"北京共识"打头阵，于是，以国有经济主导经济、强势政府驾驭市场的"中国模式"赫然降临。
中国共产党钟情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笃信以政权的力量改造社会。毛泽东塑造的"社会主义"，以国有体制支配地位为核心，计划体制则以政府直接控制经济为特色，所谓"企业"实为一个个"车间"，因而早就有"中国没有企业"之说。这种早期模式，在"文革"中走到极端，以普遍贫困为特色而被民众厌恶。中共在"文革"后被迫改革，但市场化导致资本主义重新出现，与"社会主义"教条尖锐冲突。它没有创新理论的本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却把这些教条"石头"视为至宝，还把它们垒将起来，堆成管制或分割市场的堤坝。于是，这种升级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谓"中国模式"，从政府以计划工具直接控制经济，转为政府通过控制或管制市场，而主导经济。
这样一变，市场有了相当的自由空间，企业得以生存、发展，经济增长就有了内在的动力。不过，政府的控制，国有的垄断，表面上维持着"社会主义"的门面，实际越来越成为发展的桎梏。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以金融业为心脏，以能源为血液，而它们都在政府控制之下，致使企业屈服于权力，贪腐迅速蔓延开来。
经济的社会化随着市场化而发展，而国有体制的垄断性，则与市场化时代形成鲜明对照。它难以约束资本，反而热衷于与资本交易，并限制劳动者权利，从而助长资本的贪婪。于是，社会矛盾集中表现为官民对立，民众对党政机构的信任日益下滑。即使"左派"倾力批判市场化，人们还是不难看到，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与民众对立。
看来中共自己也渐渐意识到身陷困境，而走出来却很不容易。
"文革"失败之际，经济凋敝，增长缺乏动力，促使人们尝试摆脱计划体制的束缚，赵紫阳和万里等地方大员顺势而为，以土地承包突破旧体制，启动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陷入困境之际，市场化仍在推动着增长，"国进民退"已顺势展开，这时，地方大员们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未必感兴趣，为取得政绩而标新立异，则何乐而不为。
具体到"重庆模式"，它得益于中央给予重庆诸多优惠政策，成为在内陆惟一拥有两个保税区的城市，还有巨额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而它的巨大投资规模，则依托于构思巧妙、规模宏大的政府债务平台。这一模式强调公平"分蛋糕"，然而从数据看，2011年重庆经济增速为21.4％，财政收入增速高达46％，而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为15.5％，支出增速为12.3％，权力得到"大头"很是明显。若"蛋糕"不能做得相当大，重庆人很快就能看清楚其中"国富民穷"的趋势。
这种以权力主导发展的模式，在中国有其普遍性，其实正体现着"中国模式"的特色。汪洋在广东推动"腾笼换鸟"，也同样是以权力主导。
而薄熙来在重庆的实践更具特色，以"唱红打黑"塑造出"重庆模式"。薄熙来2007年就任重庆市委书记，翌年重庆即爆发数千司机罢运事件。薄熙来亲自与司机对话，平息了事件，颇得好评，但是，策划的士罢运的黎强在对话中对"市主要领导"拍着桌子吼道："你刚来重庆，对重庆的情况不了解，我来说给你听！"如此桀骜不驯，据称这成为引发重庆"打黑"风暴的导火索，调查黎强的违法犯罪，硬扣上"黑社会"的帽子。显然，"打黑"固然有其治安效果，但从一开始就有借打击犯罪而报复民间抗议的因素在其中，而它发展起来，更以打击民营企业家为特色，实际上是以新的方式重演当年从"五反"发展到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那一幕。
在国有经济主导经济、强势政府驾驭市场的"中国模式"之上，若没有红色的光芒，就不免让人奇怪了。继承当年著名的"将军合唱团"而组建的"将军后代合唱团"，2009年在重庆隆重开始其"共和国六十华诞全国巡演"，为"重庆模式"大壮声色。薄熙来否认"唱红"为"文革"遗风，他其实没有说错，此风实乃中国共产党一贯之风。
毛泽东当年承认，"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然而一旦大权在握，他就高唱"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绕过民主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丢在脑后。"重庆模式"实际脱胎于"中国模式"，说到底，还是以"唱红打黑"绕过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文革"把毛泽东"社会主义"引到极端，"重庆模式"也雄心勃勃，想要引导"中国模式"，没想到一不小心，玩砸了，不幸沦为闹剧。
两者看上去如此对立，而中共只追究薄"违纪"，其中自有奥妙。
本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没有象保守派担心的那样天塌地陷，反而因为市场力量进一步释放，从1980年代"国际大循环"而得到推动的增长势头，一发不可收拾。中共十四大正式接受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化改革取得如此成就，本来是好事情，有意思的是，中共保守派敌视市场化的本性不改，巧妙地以改革的局限性大作文章，卷土重来。
中共接受市场经济之际，给它戴了一顶"红帽子"，叫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来，它的改革就有很大的局限性，突出体现为，仍维持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一旦市场经济形成发展势头，保守派移花接木，将市场化之功归于"社会主义"，改革不彻底之弊则归咎于市场化，而国有经济，则经历产权的操作，特别是大批裁员，把失业工人推到街头，它本身恢复了元气，就气势汹汹地进一步争夺市场主导地位。其实，近年来愈益明显的"国进民退"，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留下了伏笔。
这一过程，有它的理论表现──以所谓"北京共识"打头阵，于是，以国有经济主导经济、强势政府驾驭市场的"中国模式"赫然降临。
中国共产党钟情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笃信以政权的力量改造社会。毛泽东塑造的"社会主义"，以国有体制支配地位为核心，计划体制则以政府直接控制经济为特色，所谓"企业"实为一个个"车间"，因而早就有"中国没有企业"之说。这种早期模式，在"文革"中走到极端，以普遍贫困为特色而被民众厌恶。中共在"文革"后被迫改革，但市场化导致资本主义重新出现，与"社会主义"教条尖锐冲突。它没有创新理论的本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却把这些教条"石头"视为至宝，还把它们垒将起来，堆成管制或分割市场的堤坝。于是，这种升级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谓"中国模式"，从政府以计划工具直接控制经济，转为政府通过控制或管制市场，而主导经济。
这样一变，市场有了相当的自由空间，企业得以生存、发展，经济增长就有了内在的动力。不过，政府的控制，国有的垄断，表面上维持着"社会主义"的门面，实际越来越成为发展的桎梏。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以金融业为心脏，以能源为血液，而它们都在政府控制之下，致使企业屈服于权力，贪腐迅速蔓延开来。
经济的社会化随着市场化而发展，而国有体制的垄断性，则与市场化时代形成鲜明对照。它难以约束资本，反而热衷于与资本交易，并限制劳动者权利，从而助长资本的贪婪。于是，社会矛盾集中表现为官民对立，民众对党政机构的信任日益下滑。即使"左派"倾力批判市场化，人们还是不难看到，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与民众对立。
看来中共自己也渐渐意识到身陷困境，而走出来却很不容易。
"文革"失败之际，经济凋敝，增长缺乏动力，促使人们尝试摆脱计划体制的束缚，赵紫阳和万里等地方大员顺势而为，以土地承包突破旧体制，启动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陷入困境之际，市场化仍在推动着增长，"国进民退"已顺势展开，这时，地方大员们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未必感兴趣，为取得政绩而标新立异，则何乐而不为。
具体到"重庆模式"，它得益于中央给予重庆诸多优惠政策，成为在内陆惟一拥有两个保税区的城市，还有巨额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而它的巨大投资规模，则依托于构思巧妙、规模宏大的政府债务平台。这一模式强调公平"分蛋糕"，然而从数据看，2011年重庆经济增速为21.4％，财政收入增速高达46％，而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为15.5％，支出增速为12.3％，权力得到"大头"很是明显。若"蛋糕"不能做得相当大，重庆人很快就能看清楚其中"国富民穷"的趋势。
这种以权力主导发展的模式，在中国有其普遍性，其实正体现着"中国模式"的特色。汪洋在广东推动"腾笼换鸟"，也同样是以权力主导。
而薄熙来在重庆的实践更具特色，以"唱红打黑"塑造出"重庆模式"。薄熙来2007年就任重庆市委书记，翌年重庆即爆发数千司机罢运事件。薄熙来亲自与司机对话，平息了事件，颇得好评，但是，策划的士罢运的黎强在对话中对"市主要领导"拍着桌子吼道："你刚来重庆，对重庆的情况不了解，我来说给你听！"如此桀骜不驯，据称这成为引发重庆"打黑"风暴的导火索，调查黎强的违法犯罪，硬扣上"黑社会"的帽子。显然，"打黑"固然有其治安效果，但从一开始就有借打击犯罪而报复民间抗议的因素在其中，而它发展起来，更以打击民营企业家为特色，实际上是以新的方式重演当年从"五反"发展到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那一幕。
在国有经济主导经济、强势政府驾驭市场的"中国模式"之上，若没有红色的光芒，就不免让人奇怪了。继承当年著名的"将军合唱团"而组建的"将军后代合唱团"，2009年在重庆隆重开始其"共和国六十华诞全国巡演"，为"重庆模式"大壮声色。薄熙来否认"唱红"为"文革"遗风，他其实没有说错，此风实乃中国共产党一贯之风。
毛泽东当年承认，"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然而一旦大权在握，他就高唱"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绕过民主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丢在脑后。"重庆模式"实际脱胎于"中国模式"，说到底，还是以"唱红打黑"绕过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文革"把毛泽东"社会主义"引到极端，"重庆模式"也雄心勃勃，想要引导"中国模式"，没想到一不小心，玩砸了，不幸沦为闹剧。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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