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6-18
【按：下引這則聰明的臉文，顯然是說李鵬這個醜類智商低下：回答「三個字」、「一派胡言」是四個字、手掌是五指，然而這個「幽默」諷刺了誰？這恰是一個等了四十年沒有答案的問題，於是「李鵬\傻Ｂ」就變成了「國人\傻B」——我實在不願意在臉書上使用這個髒字，雖然此字如今甚至常掛在女士們嘴上，但又絕對找不出另一字在此可以替代；不過，答案其實並不複雜，由運動的三方來回答便可，讓我列舉如下。】
从政治学角度看，李鵬洞悉鄧小平的理念，他只要讓常委會通過一個極端應對方案，共產黨只有照單全收。这是他的成功，也是中外所有激进派、阴谋派的惯技，赵紫阳竭尽全力跟他博弈，劝说邓小平收回４２６社论，李鹏就输了，然而那个要命社论正是邓的４２５讲话翻版，邓若收回就折了面子，而这个强人宁愿当屠夫，其实是被李鹏绑架了。因此整个中国输给一个千夫所指的「傻Ｂ」，一定是创了世界纪录，只怕会写进吉尼斯记录，下面就来分析这桩中国现代史上的大败笔。
二十年前，天安門廣場最響徹雲霄的一句口號是：「李鵬｜傻Ｂ！」萬眾逞口舌嘴癮之快，莫過於此，大概只有文革除外。中國人之討厭李鵬，以這句口號為經典，可以不必多著一字。當年天安門，罵翻李鵬，是標語口號一大主題，其中還有民謠味的幾句如下：
李鵬，李鵬，缺少水準，去收酒瓶。
鄧媽媽，快把鵬兒領回家，再給兩個大嘴巴！
開除李鵬，出口南非。
治蛔蟲藥，兩片；治感冒藥，兩片；治李鵬藥，兩片。
但是二十年下來，雖然討厭他的「人民」一敗塗地，卻無人反問過一句：李鵬真傻嗎？李鵬的顢頇、強硬，連同其面部肌肉的僵直，給人印象深刻，很難得地在共產主義崩潰大潮前夕，被雲集北京的全世界攝影機拍攝下來，幾乎是一個「極權主義」的最後留影；這副尊容，跟「六四」血光之災，一道凝固在世界和中國的記憶庫裡。八九年危機中的共產黨，李鵬衝鋒在前，鄧小平「垂簾」於幕後（他卻要說學生幕後有「搖羽毛扇的」），中國民間視李鵬為「弱智」，或許正是一種無可救藥的幼稚。
不過，共產黨雖有李鵬式的強硬，對歷史卻沒有信心。劉少奇有句話很著名：「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但人皆明白，「歷史」還得你自己寫。於是，對「六四」人人都要留下說法，人人不甘寂寞，已是一股風氣。掐指算來，「楊家將」老大乃始作俑者，生前已表示「無力糾正六四事件」的遺憾，他乃鎮壓執行人，等於撇清責任。這廂趙紫陽原無意願自己寫，老部下們竭力相勸：「這不是你個人的問題……寫出來，留給後人，是你應盡的歷史責任。」（杜導正《改革歷程•序》）
近來網上流傳的一本《李鵬六四日記》，香港出版又叫停，說明李鵬有些慌張，鄧曾「垂簾」、楊要撇清、江胡把自己摘得一乾二淨，趙紫陽已寫出「歷史」，那麼「六四」血債，難道要拿他這個「總理養子」頂缸不成？
這本《日記》毫無掩飾地彰顯了李鵬的智慧。他每次見鄧小平，都有「當場筆記」，他援引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下午鄧小平的原話，那是在地安門大街前沿米糧庫胡同的鄧府裡說的：「實行戒嚴如果是個錯誤，我首先負責，不用他們打倒，我自已倒下來，將來寫歷史，錯了寫在我帳上。」李鵬並在此話前面特別加了一句修飾「小平同志以大無畏的精神指出」，這是什麼意思？這就是說，「六四」這筆帳，你們要找鄧小平去算，別找我李鵬。
緊接著是五月十九日上午的常委會，李鵬又引鄧的原話：「準備流點血。動亂分子搞打砸搶，也有暗藏武器，他們要反抗，阻撓戒嚴。如果我們提出『絕對不用殺傷性武器』，那是不行的，那等於捆住了自己的手足。」——全世界不是一直在追問「六四」開槍令是誰下的嗎？李鵬出版他的日記，只要達到一個目的就夠了：白字黑字指認鄧小平下令開槍。
趙紫陽錄音談話面世以後，坊間傳說李鵬也要出書，卻被胡錦濤封殺了；此前據傳是楊家將背景的那本《六四真相》流落海外，也曾令江澤民怒不可遏。江胡二人，視「六四」為身外之物，彷佛「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雖然他倆都是最標準的「六四產兒」。李鵬恨此已極，卻也無奈，思來想去，大概自己出書替自己「造歷史」，是唯一選擇，連鄧力群不也是這麼幹嗎？
所以，張良彙集一堆「中央文件」，梳理造冊，編成一部秘史，是一個現成的模式，何不拿來？如此召集一幫秀才為自己編一部《日記》，對李鵬不費吹灰之力。這本《日記》的真偽，要看其中史料、記載有多大水分，而不在於是否作者親筆。通篇《李鵬日記》，皆枯燥的中共官式文件語言，脈絡中卻有兩條灰線，一貫到底，一則是詳細引證鄧講話，另一則，是絕不遺漏江澤民在上海的每一步動作，詞語間還帶上一點阿諛，用意昭然。
江胡不對「六四」做官史，便給野史預留了極大空間，但民間修史對暗箱操作的高層決策，又似無奈，即便如趙紫陽錄音回憶，自他被廢黜，五月十七日之後便一派茫然，形同空白。
李鵬亦不會「和盤托出」，但他要摘淨自己，就躲不開敍述過程，從他的日記裡，我們倒可以找到趙紫陽規避、未明之處；再就是五月十七日之後，他們磨刀霍霍、國家機器運作的嘎嘎之聲，躍然紙上。
最值得一議的，是五月十九日上午、即當晚於總後禮堂召開「首都黨政軍幹部黨員大會」的那個白天，鄧小平竟還召集過一次會議，以往所有關於「六四」的回憶、史料中，皆未曾出現過這個紀錄，這次卻由李鵬公佈出來，內容之敏感、尖端，前所未有，鄧小平若地下有知，一定大罵李鵬爆料他，比趙紫陽更甚；而就憑披露這個「鄧講話」，胡錦濤就有理由封殺《李鵬日記》。
「上午十時左右，我們應邀到小平同志處開會，參加會議的有陳雲、先念、尚昆三位老同志，三位常委李鵬、姚依林、喬石，人民解放軍三總部的遲浩田、趙南起、楊白冰，還有秦基偉、洪學智、劉華清三位老紅軍參加。鄧小平同志在會上講了六點意見……」
主要是三點：「準備流點血」、籌備罷免趙紫陽、確定江澤民接總書記。這次會議，不僅議題至關重大，李鵬記錄下來的此次鄧講話，也將是研究八九歷史的關鍵史料，舉其要者：
——開禁「殺傷性武器」；
——借鑒臺灣戒嚴的前例，「戒嚴要多久時間，現在定不下來。總之，要到一切恢復正常為止。臺灣不是戒嚴二十多年了，也沒有說哪一天解除」；
——認定戈趙談話是「把一切責任都推給我。廣場放起鞭炮，打倒鄧小平。打，我也不退，要鬥到底」；
——承認選錯了胡趙二人；
——不否定「改革開放」，「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對的」，從這裏可以接續到日後的「九二南巡」。
另一樁事，是趙紫陽訪朝第二天， 四月二十四日晚李鵬召開常委碰頭會，除喬石、胡啟立、姚依林之外，列席的還有楊尚昆、萬里，書記處的芮杏文、閻明復、溫家寶，政治局委員田紀雲、李錫銘、宋平、丁關根等，「大家意見空前的一致。認為學潮背後有人操縱，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的旨在打倒共產黨的政治鬥爭」，李鵬提出三個方案：人民日報發社論、中央和國務院聯合向各省市發通知、在北京召開黨政軍幹部動員大會，並由喬石、胡啟立、李鐵映組成的處理學潮的領導小組。
由此可見，鎮壓學潮的模式，早在此刻（四月下旬）已經出籠、定型，後來的鄧講話、「四二六社論」、鄧府決定戒嚴、廢黜趙紫陽、總後禮堂大會等等，不過是走形式而已。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李鵬牽著鄧小平的鼻子走，還是鄧在幕後指揮這一切，李鵬不過是個前台的一個皮影兒？有沒有吳國光所鉤沉的一個「鄧小平四二三密令」？李鵬在此究竟隱瞞了什麼呢？
五月二十日「沒有想到部隊進城受到極大阻力，可以肯定，戒嚴消息事先被洩露出去了」，也是李鵬日記精彩的一筆，「西面來的部隊被人群圍堵在八寶山，南面來的部隊被圍堵在南苑，東面來的部隊被圍堵在通縣，北面來的部隊被圍堵在北太平莊。戒嚴指揮部曾設想，西面的主力部隊經過地鐵運送到天安門，也因為走漏消息，復興門地鐵施工洞口被一群動亂分子佔領，堵塞了地鐵的通道，部隊調不進來。惟一成功的是從河北沙河縣乘火車到達北京車站的兩千餘人。這是根據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同志的請求，我下令鐵道部長李森茂執行運送沙河部隊的命令，他執行了。但部隊一下車，就被動亂分子包圍，困在北京車站動彈不得。」
涉及趙紫陽的兩處，亦耐人尋味。李鵬說楊尚昆向他透露五月十三日趙紫陽見鄧小平情形，「小平對趙紫陽說，我現在感到很疲勞，腦子不夠用，耳鳴得厲害，你講的話我也聽不清楚。」查趙錄音回憶，一字未提鄧的態度——很明顯，鄧裝聾是一種政治表態，對陳雲也一向如此，趙紫陽對此是很熟悉的，這次竟未能解讀，那廂楊尚昆卻及時通報了李鵬！
另一處是，五月二十一日部隊進城受阻之際，李鵬給王瑞林打電話，請示近日內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罷免趙，鄧小平答復：「要等大軍進入北京後，再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樣可以避免衝擊和干擾，才能開得更有把握。」顯然，這是鄧怕兵變的一個旁證。
「八九」這場廝殺，無論是官民對陣，還是黨內角逐，結局仿佛大家都輸給了一個白痴，聽上去很慘。其實，決定因素是鄧小平的理念，而支配他當時心理的，是來自波匈巨變的強烈衝擊，《李鵬日記》對此均有充分的展示。這個大氣候，決定了在權力結構上，趙紫陽與李鵬並不處於均等的地位，雖然他倆同時處於鄧小平與柴玲、地安門（鄧住所）與廣場、老人與學生的夾縫之間——但趙需要勸慰、安撫鄧小平和學生兩方，李鵬則只需踐踏、侮辱學生一方，就能贏得老人一方。
李鵬在《日記》裡寫了一個因果鏈條：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會讓他栽了——「為什麼非要向我遞交請願書，而不是向趙紫陽遞交？」他以陰謀論判斷，有人要以文革手法搞臭他；同時他對民間怨言趙紫陽的兒子「官倒」，又幸災樂禍。兩人誰會成為這次學潮的「替罪羊」，李鵬有非常清晰的意識。四月二十三日他卻若無其事地去北京火車站送趙紫陽訪朝，還說「今天我來送你，可以顯示中央的團結」，心裡大概已在狂喜，天賜他一個絕佳的機會：他要先下手為強——這應該用來解釋前述四月二十四日常委碰頭會的原委。
李鵬擁有的優勢，是老人幫和鄧小平的恐懼心態，但他缺少一個時機，來把生米做成熟飯。我們可以斷定，李鵬洞悉鄧小平的理念——痛恨「紅衛兵」、將文革與東歐變色一鍋煮、恐懼民心浮動、除了武力之外不知道還有其他手段，等等，他只要讓常委會通過一個極端的應對方案，鄧小平和全黨只有照單全收。
在策略上，李鵬使用「袁木談判模式」，持續地激怒學生，有一石三鳥之效：令趙紫陽疏導學生、力挽狂潮的努力化為烏有；令學運從靜坐向絕食逐步升級，其領袖「理性受冷落、激進得擁戴」；令鄧小平越來越陷入一種「鎮壓衝動」。
何東昌也配合李鵬，在北師大說趙紫陽的態度不代表中央。五月十三日常委會上，趙紫陽怒責此說，李鵬則保護何東昌，反唇相譏：「要李鵬下台，這些傳言由誰來闢謠？」此後「對話破裂，絕食開始」，沒幾天趙就對戈氏撂出了鄧「掌舵」。後人研究這段歷史會發現，趙紫陽步步落空，李鵬招招得逞。
歷史是個多面體，每個當事人只能映射某個單面，李鵬說「六四」，其價值也在於此。從他的記錄中，我們也能看到其他當事人的某種側面，有時候竟是令人詫異的。
楊尚昆就不必說他了。李鵬筆下的萬里，也叫人「跌破眼鏡」。四月二十三日趙紫陽赴朝第二天，「下午五時，萬里同志打電話來，說北京市領導反映，形勢非常嚴峻，中央態度不明朗，他們很難工作。萬里建議立刻召開常委會討論對策。我同意了萬里同志的建議，決定晚八時開常委碰頭會，擴大到有關同志參加。」照李鵬的說法，他那個先發制人的「四二四常委碰頭會」，竟是萬里起的頭！趙紫陽錄音回憶中的說法則是，「萬里上了陳希同、李錫銘的當」——其實，京津兩地的首腦，陳希同、李錫銘，包括李瑞環（原北京市的木匠），是一個宗派，大佬就是萬里，這個宗派八九年力主鎮壓學潮。另據宗鳳鳴引李樹橋談，趙赴朝後，李先念要李鵬通知北京市委強硬對付學潮。
萬里被趙紫陽反反復復地引為「志同道合」者，說他是中央領導人中「堅定支持改革的人物」，並提及那些著名的事例：八七年不贊成「反自由化」、學潮初期不贊成北京天津兩市委的「階級鬥爭意識」、預定召開人大常委會討論從法制軌道解決學潮，等等。萬里後來在壓力下沉默了，鄧小平去世後，趙紫陽又呼籲萬里站出來，「小平在時不可能有別的說法，小平不在了，我覺得萬里不應該再有什麼顧慮了。誰能怎麼樣他？」但萬里依然沉默，其實他已噤若寒蟬。一九九七年九月趙紫陽給十五大寫信，再次要求重新評價「六四」，宗鳳鳴請張廣友將這封信送給萬里，據說萬里看到此信後，神情緊張，叮囑不要外傳……。
「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這個傳世佳話，後來被「六四」陰影所蒙晦，象徵著一個時代的死去。時光不能挽留，人格卻永存歷史，趙紫陽不玩陰謀，沒有私黨，對後果承擔到底，且毫不畏懼，堂堂正正地做個現代政治家，在中共他是第一人。
2021年「六四」32周年全球网络视屏纪念大会』，上去聽大家都在老調重彈，我便說了一通不一樣的、難聽的——三十年說一樣的話，太乏味了，而且，我也老了，未知還有下一回？這種網絡會議更是易碎品，隨風而逝。
好像，屠殺發生以後，人們便失去想像力和理解力，它是可能避免的，中國人是可以不必付出這個代價的，而且也連帶全世界不必掉進全球化的陷阱⋯⋯。
四十年過去了，我至今聽不到八九參與者，從當年的學生領袖、知識菁英、到黨內改革派，對這場政治衝突，向歷史和人民做出負責、清晰的真相說明，更沒有看到有一個人有像樣的反思；
真相和反思的意義，第一是可以寬慰無數死者的親人，二是為討公道而釐清罪責，三是為今後的抗爭留下經驗教訓。
可是，我看到的是所有人要不就是顯示自己當年的成功，要不就是推卸責任，其做法無非是曲解歷史、掩蓋真相。
許多人的說詞，還是四十前的，如「八九」引發了「蘇東波」、屠殺暴露了共產黨的殘暴，後一句幾乎是「兒童話語」，而如果是當年的參與者，至少也五十歲以上了吧。
第一、 六四亡靈至今不得昭雪，長安街血跡未乾，天安門母親至今追討公義不成；
第二、中國文明曾有的千載難逢的變革機遇被斷送，甚至中共可能的改革走向也永遠消失，中國人為此將付出的代價，幾百年後才看得清楚；
第三、在六四的血泊上，中國由一個邪惡制度主導而崛起，以全球化擊敗西方文明，對世界的影響無法估計；
第四、中國的崛起，令中華民族付出環境和道德兩大代價，幾代人都無法挽回。
說說當年的風雲人物，大部分也快要被公眾社會遺忘了：
柴玲：逃出中國後在普林斯頓和哈佛拿到學位，又經商致富，然後又信了基督教，可是她至今沒有對當年堅持在廣場不肯撤退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釋和反省；
李錄：據稱是“不撤退”主張的最核心人物，逃出中國後，也在美國拿學位並致富，然後又回頭去幫助中共；
張伯笠：當年絕食指揮者中唯一的成年人，六四後在普林斯頓做訪問學者，後信基督教，再成為傳道人，在獲得信仰之後同樣未見其反省。
鄭義：八九年最早介入學潮的知識精英，自稱是“絕食傳授人”（這個簡單的事實，至今也模糊不清），他後來只寫為學運辯護的文字，還說“我是來打架的”，那麼他「跟鄧小平打了一架」，對長安街無辜被殺的民眾，鄧不會交代，他怎麼交待？
王軍濤，當年在廣場直接操作學運，據說是為了幫助政府平息學潮，他在出獄後到美國讀了政治學博士之後，並未見到他對自己當年的「政治學行為」及其失敗，給出一個清晰的解釋；
趙紫陽：八九當年他拒絕執行戒嚴而被罷免，其後被軟禁整個後半生，並絕不檢討，光明磊落，然而，他對當年戈趙會“拋鄧”而導致情勢失控，令鄧小平大開殺戒，卻致死沒有說明真相和原委，他也絲毫沒有對民眾的歉疚，反而在自傳中流露對鄧小平的歉意。趙紫陽系統的人們，至今也只歌頌他或為他洗刷。
最後我要說明一點，八九屠殺的罪責，百分之百在中共，然而這並不能替代民間一方的真相釐清，和對失誤的反思；再看看今天的中國，我不知道大家流亡了三十年，這輩子何顏以見江東父老？
八九兩個命門：學生絕食和趙戈會「拋鄧」，皆導致情勢急轉直下；尤其後者，有論者稱「畫蛇添足，一言喪邦」。四十年後，我們對此依然不能有定論，只有分析，我的猜想，趙紫陽乃是對鄧攤牌，置鄧小平於「全民公投」之境，或說交給人們裁決是非，他也不管後果了，第一，這裡有領袖的責任倫理問題；第二，這恐怕也是他至死不檢討的根源。
《趙紫陽錄音回憶》是一份珍貴的私人文獻，可與《赫魯曉夫回憶錄》媲美。趙紫陽對“八九事件”的內幕、成因，作了脈絡性的梳理，成為還原這個歷史關頭的權威史料。然而，這與他最終仍不能透徹說明其中的一個重大細節，形成某種悲劇性的張力。這個細節，就是關於他跟戈爾巴喬夫的談話，一個堪稱“風暴眼”的事件，只得到“模糊性”的解釋。這同時也就留下了发掘的價值和空間。
政治透明、決策公開，是極權體制的命門，若遇重大社會沖突則更甚，一旦觸碰，就會爆炸。釣魚台趙戈會見“把中央常委的決定捅了出來”（趙語），所引起的爆炸性效應，舉世目睹，至今沒有一個令人釋懷的解釋，可謂“二十年的遺憾”，本文就來嘗試提供一種可能的解釋。我的解釋，不把趙紫陽定位在一個領袖、崇高者、獻身者，而是首先把他看作一個從政者（politician）。他已長眠地下，可任歷史評說。
胡耀邦去世，學潮驟起，黨內改革派便憂心忡忡。陳一諮回憶，他的秘書拿來一張貼在人民大學的「關系圖」，『我一看感到要糟糕，這張「關系圖」，幾乎把所有上層領導人都點了、罵了，既有不滿，也有惡作劇，真是天真地把政治當兒戲啊！像在「李鐵映」名下寫的就是：「鄧小平私生子，靠裙帶關系竊據政治局委員要職」。一位高級幹部子弟原來支持學生，看了這張圖，轉而大罵「學生胡鬧！」』
他意識到「搞不好這場運動又要鬧悲劇了」，因为他知道，鄧小平早在二野時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毛澤東也批評他「高高在上，脫離群眾」。毛澤東是「運動群眾」，鄧小平是「害怕群眾」，在受辱的情況下，鄧小平決不會作半點讓步。他感到一方面要勸學生理性，另一方面要抓緊疏通鄧家。
五月三日下午，陳一諮帶著副所長李峻、白南風到了鄧家，與鄧樸方整整談了五個小時。文革中陳一諮在北大落難，跟鄧樸方相識了，改革中，兩人也常交換意見，八七年為制止反自由化的錯誤做法，他們也合作過。陳先講了李錫銘、李鵬匯報的不實，「四二六」社論只會激化矛盾，照這個方針中國會陷入災難。
陳：「現在緩解矛盾的辦法就是請你們老爺子出來講話。」
陳：「學生對你們老爺子是又恨又盼，恨是恨『四二六』社論狠了，盼是盼老爺子說幾句學生是愛國的話。比如，接見外國來賓或記者時說：『娃娃們都是愛國的，年輕人嘛，總想把事情辦得快一點、好一點，可中國那麼大，人口那麼多，很多事不是三年、五年可以辦成的。欲速則不達嘛！』這麼說又肯定，又批評、矛盾就緩解了。」
陳一諮知道大事不好，但他深諳決策機關竅門，急中生智去安撫老爺子，是此刻應急之招，然而他也只夠得著鄧小平的兒子。
關於這個事件，中共解釋不了，趙紫陽及其幕僚，是唯一的解釋來源。前後有過三種說法，都是借助了一種時間上的錯位：
1989年5月16日，戈氏上午見鄧小平，下午見趙紫陽，何者為「最高級會談」？這個「規格性」問題，產生了一個「政治機會」——其實，這是極權體制預留的一個漏洞，誰能利用它、怎麽利用最好，只是一個技術問題。
最早出現的「陳說」——陳一諮在流亡伊始就提供一種說法：蘇聯代表團質疑，鄧小平什麽黨內職務都沒有，戈氏見他算什麽？於是王瑞林打電話來，要趙紫陽下午向戈氏解釋一下。這個說法天衣無縫，說明趙陣營從一開始就不打算授人以柄。
多年後又有一個「鮑說」——鮑彤出獄後說，在秦城他就自己攬下這個責任，說他根據中聯部的介紹，替趙紫陽寫了講稿，說明鄧雖退休仍然掌舵的意思。
最後的「趙說」，分別見於《開放》出版的宗風鳴著《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和趙本人的《錄音回憶》兩書，完全相同，大意是針對民間「垂簾聽政」的說法，為了「維護鄧的形象」，才說出這個秘密，「完全是好意」。
另據明報援引趙與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的談話，提到更具體的細節，即鄧小平堅持他與戈爾巴喬夫的會見，才算「中蘇最高級會談」，並一再強調「這句話我一定要告訴他」，但不知為什麽他會見時卻忘了說這話，由此便要由趙紫陽來告訴戈氏「鄧小平掌舵」的秘密。趙告訴楊：「我還對鮑彤說，小平同志可能真是老了，記性不行了……這一番話，本意是替鄧小平把他忘記講的話轉告戈爾巴喬夫，目的是讓對方回國後對此行能有個交代，至於外界如何理解，造成什麽誤解，我就沒有辦法控制了。」
我在這里可以提供一個旁證，即二十年前我聽一個目擊者親口陳述的事實：當時趙紫陽先一步到釣魚台國賓館，非常急切地詢問一個細節，這次會談是不是「現場直播」？令記者們驚訝的是，總書記以前從未在乎過這個細節，而「直播」的要害，是不能刪節講話人的任何一句話，即避開了新聞檢查，這也是中共很少允許「現場直播」的原因。據說，趙紫陽待記者告訴他確是「直播」無疑，就河南話脫口而出：「好！」然後坐下來，一只手有節奏地拍著沙发扶手，打起腹稿來。
根據這個「現場直播」的細節，便一目了然，趙紫陽有備而來，要說出什麽不能說的驚天秘密，那正是天安門廣場火燒火燎的當口，不久果然天下嘩然。廣場出現的標語，是前所未有的：
鄧大？黨大？
不管白貓黑貓，只要下台就是好貓；
簾子破了！小平辛苦了，請退役；
想小平，盼小平，小平來了不太平；
不要中國特色的攝政王；
如此“簾政”，國將不容；
人老了，弦子也調不準了；
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天下為「公」；
人過八十要糊塗；
我們盼小平歸故里，擁護您去當職業牌手；
希望鄧小平順應歷史潮流回家去；
四川宜賓師專迎接小平回鄉養老；
小平您好（一九八四）糊塗（一九八九）；
要廉政，不要垂簾聽政；
簾子後面找政府；
鄧小平（八五）戈爾巴喬夫（五八）……
嚴家祺、包遵信等發表《五一七宣言》，稱鄧小平是「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大批知識分子簽名。
趙紫陽反對鄧小平「實行戒嚴」的決定無效後，心情沈重地回到家裏。5月17日晚飯時，他向家人說：『我執行鄧小平戒嚴的決定，可能還擔任總書記。如果我不執行，還堅持反對意見，可能命運會很嚴酷，也會影響你們的前途。但我不能執行這樣的決定』。家人一致支持了他的「決定」。自此以後，趙紫陽被軟禁了十五年零八個月，而他的家人則無一例外地受到各種不公正的對待。
與此同時，5月17日晚飯時，鄧小平一家人也坐在一起，開了一個會，據說鄧榕指著嚴家祺、包遵信等人的《五一七宣言》說：「看來他們要甩出我們家，把我們剁成肉餡了！」本來就「害怕群眾」的鄧小平做了最後的決策。
兩個不同的「五一七家庭會議」，決定了未來中國的前途。
然而，又因為是「家庭會議」，一項「國家決策」，居然是由中國的兩個頂級家庭全部成員參與決策的，只不過，鄧家決策的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團從此瓜分天下；而趙家決策的，是所有家庭成員承擔無底線的後果，為這個民族下地獄。
『他剛毅的臉上充滿了正氣和義憤。一見到我，就說「紫陽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方針，是唯一合理解決問題的方針。可是，又一次非法的推翻了合法的總書記！戒嚴？和人民對抗，和人心對抗，會有什麼好結果呢？這是困獸猶鬥！」我插了一句：「也許會狗急跳牆呢？！」他激動地站起來說：「我真想掛一個『中共中央委員鮑彤』的牌子，到天安門和學生們一起絕食、抗議！學生明明是愛國的，非說是動亂，還有是非嗎？」我們對李鵬的倒行逆施都極表憤慨。』
在他禪盡竭慮，仍不能說服鄧小平收回成命，便決定訴之天下輿論、國際關注，將鄧小平的決策，從幕後黑箱拎到大庭廣眾之下來評判，等於一種「全民公投」。鄧小平要「當家」，卻又怕「暴露」，這種非理性統治，正是學潮難以平息的根源。趙紫陽看穿這一點，借力使力，將街頭抗議化為一次「民意公投」，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趙出此策的政治根據是什麼？他的政治理念有先鋒之勢，是他敢為的主因。趙曾欣賞「新權威主義」，他說鄧也是，但是他們遇到政治上的強大阻抗，就不能不另尋改革的思路，鄧在八九前兩年的十三大已同意「政治改革」，趙才令鮑彤組建「政改辦」，這是不能忽略的一個前提。
那麼，在現實中趙有何本錢逼鄧？鄧與趙「同舟共濟」，是改革僅剩的一個政治基礎，鄧自斷左膀胡耀邦之後，只剩下右臂趙紫陽，改革已在半途而廢，此所以鄧堅拒鄧力群而逼趙紫陽接任總書記——他不肯輸給陳雲李先念等保守老人；趙紫陽告訴宗鳳鳴，鄧在八九年春已決定把軍委主席交班給他，亦可知廢胡後鄧依仗趙之深，此其一；
十三大前，趙紫陽解散鄧力群的書記處研究室、停刊《紅旗》、差額選舉「差」掉鄧力群等舉動一路告捷，對趙紫陽的政治預期感，是極大的鼓舞，讓他看到「民心可用、黨心可用」；同時，也顯示了在高層博弈中，趙比胡有韜略、有技巧，這也是鄧所需要的，此其二。可以說，「八九」風雲驟起前夜，趙紫陽正躊躇滿志，他才敢把民情洶洶的天安門廣場扔給李鵬，自己登車去平壤了。
趙紫陽談胡耀邦的隕落，歷數老人政治。「真正有发言權的就是兩位老人（鄧、陳）。第三位（先念）有影響，但不起決定作用」；鄧小平以不開常委會來堵陳雲的嘴，說「兩個聾子都聽不見，開什麼會！」照說趙接胡，境遇更難，他竟能遊刃有余，「陳要開會是想有個說話的地方。有一次他責怪我為什麼還不開會。我回答說：我只是大秘書長一個。你和鄧商量好了就開。陳聽後說：啊！大秘書長一個！」——趙跟宗風鳴談得比他自己的錄音要鮮活。
趙紫陽有多少勝算？注定失算的事情，趙是不會幹的。面對保守老人，趙的靠山是鄧小平，假如他轉身挑戰這個靠山，誰是他的盟友？那時會有一個制衡鄧小平的「聯盟」嗎？
萬里、喬石、胡啟立都曾是趙的盟友，但畢竟人微言輕。萬里在關鍵時刻被軟禁，啟動人大常委會否決戒嚴令的嘗試，也被鄧小平輕易擺平；而喬石在鄧府戒嚴決策中，只敢中立。另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是楊尚昆。無疑他的角色，最終決定了趙紫陽的成敗，而奇怪的是，《錄音回憶》對此人似惜墨如金。設若趙楊兩人皆封嘴，他們之間曾有過的「聯盟」便石沈大海，卻仍可鉤沈一二。
陳一諮也回憶，趙紫陽五月三日、四日在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大會和亞洲銀行會議的講話獲得了普遍的好評，特別是在亞銀講話一結束，楊尚昆就走過來，一邊拍著趙的肩膀，一邊緊緊和趙握手，並說：「講得好極了，我完全同意。」接著喬石也和趙握手，說了相同的話。此時大部分學校也停止了罷課，情況在好轉。
然而即便如陳一諮沁潤權利中心多年，也沒有想到，『中國政治黑暗的洶湧暗潮是善良的人們難以估計的，既得利益者們久蓄的清算改革力量和民主力量的陰謀又豈會輕易收兵？他們一方面挑動學生、激化矛盾，一方面激怒鄧小平、攻擊趙紫陽。』
「楊家將」這位老大，文革前的中南海大管家，成為鄧與政治局常委的聯絡人，位居中樞，熟悉中南海內幕的吳稼祥，稱他是「大玩家」，很傳神，但說他怕失去軍委副主席，而聯手保守派倒趙，與趙的說法不符。趙在書中多次提及楊支持他處理學潮的溫和政策、反對鎮壓，似非錯覺，許家屯也從旁證實。但是，楊領李鵬去鄧府求見，引出「四二六」社論在先；又受趙之托，試圖通過鄧的秘書、子女迂回勸說鄧在後。楊尚昆究竟押注在誰身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但無疑也是審時度勢，不想賭錯。他重用胞弟，遭忌軍中，不是死跟保守派就能化險的，他不妨也掂量，扶持趙紫陽一旦成事，他興許也當一回「太上皇」呢？
趙紫陽留下兩個細節，頗可玩味：5月16日夜在鄧府，楊尚昆轉述廖漢生的戒嚴主張，「本來尚昆一直是反對戒嚴的」；決定戒嚴後趙憤而辭職，「尚昆打電話再三勸我收回成命」。此外，據說戒嚴部隊進城受阻後，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找不到楊白冰、楊白冰找不到楊尚昆、楊尚昆找不到鄧小平……。
一番腥風血雨後，楊尚昆最終背棄趙紫陽。但幾年後，這位「鎮壓執行人」，又對301醫院軍醫蔣彥永說：「六四事件是我黨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現在他已無力去糾正。」另據吳稼祥分析，2001年旋風般橫掃中外的《天安門密件》（又稱《六四真相》），也是「楊家將」背景，為了洗刷「屠城」罪責，此說很有見地。楊尚昆的「國家主席」頂戴上，沾著趙紫陽的血，末了還是鄧小平奪了他的頂戴。「大玩家」一直在玩別人，最終是玩了自己。
楊家兄弟治軍乏威，也是鄧小平權威不足的折射，更反映了毛澤東身後的權威空白。這個政治背景，其實也是「六四」成因之一，少有人論及。權力空白所勾起的重組渴望，會引誘政壇上所有的人，其實大家都是「玩家」，趙楊二人位高權重，豈能置身於外？改革的遲滯和保守派的問罪，又與民間抗議互動，而引領權力結構的重新洗牌，一開始所能看到的，都不是結局，只有可能性。
陳雲或可比肩鄧小平，更有葉劍英，長居嶺南不北歸——他有華國鋒襄助才抓了「四人幫」，而鄧小平覆出後，八零年初廢華及「凡是派」甚急，葉帥不悅，鄧派王震南下與之協商，葉舉薦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楊尚昆習仲勳兩元老進政治局，對鄧有所制衡。鄧雖是二野政委，元帥的資格，但四九後與兵戎無涉，覆出後請羅瑞卿接軍委秘書長，鄧極盼替他掌兵，羅大將卻被林彪害得雙腿殘斷，說我站不起來怎麽領兵？執意要去德國做手術，而那時中德尚無外交關系，聶徐兩帥皆不準，羅硬是去了，竟死在手術台上，鄧痛失股肱，那是七八年。
七九年打了一場莫名其妙的「對越自衛反擊戰」，傷亡甚重而無戰果，都說是為了鄧接掌兵權。葉劍英八零年就查出帕金森癥，四年里沈屙愈深，漸漸出局，八四年國慶鄧小平心血來潮要閱兵，也是為了兵權，而葉帥就在「十一」前要撒手，據說鄧下令無論如何不能叫葬禮沖擊國慶，醫生只好維持，於是葉帥又當了兩年植物人。
天安門屠殺前的一場宮廷傾軋，因涉及動用軍隊，情勢撲朔迷離。鄧小平雖是強人，但調兵進京軍管，他的權威還差了點，元帥上將們一上來就反對。尤其難料的是，楊家兄弟指揮鎮壓，軍權在握，圍困京師，鄧心中沒底，據說全家人都躲了起來。五月下旬六月初，中國處於權力真空，有多少天？天曉得。這種近似軍事政變的把戲，最不安全者，恰是獨裁者自己。
趙紫陽的光彩，在被廢黜之後。第一次拒絕檢討，是拒絕了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誘惑；第二次拒絕檢討，又放棄中央委員，接下來就是長達十六年的軟禁，這都在中共歷史上創了紀錄。黨史上拒絕作檢討的總書記只有兩位：陳獨秀和趙紫陽。
但是，《軟禁中談話》和《錄音回憶》兩書問世後，我們才知道，趙紫陽決不肯對這個黨認錯，卻反反覆覆地談到他對鄧小平的歉意，即在與戈氏談話公案上，不斷地用「懊悔」「遺憾」等字眼。兩廂形成鮮明對比。
這種愧疚，大概要到政治之外去解讀。趙的意思恐怕是：你對我有知遇之恩，我怎會「有意傷害你」？重大決策在你我之間都不能討論一下，我只好訴諸民意，以為民意足以驚醒你，卻想不到反而激怒了你，釀成大悲劇。時過境遷，我實在覺得很抱歉！趙紫陽這種態度，反映了傳統「君臣之道」的某種殘影，但也是一種可貴的政治倫理。
不過，我們也應看到，趙紫陽不檢討也無反省，他愧對鄧，卻不說愧對歷史。這里一直懸掛著對一個政治家的責任倫理的追問：無論趙的動機是什麽，在缺乏起碼政治理性的前現代條件下，有意無意地動員民眾，輕易與獨裁者決一死戰，是徒然地犧牲無辜的生命，和勾引歷史的重大逆轉。
李商隱有憑吊諸葛亮的懷古句：『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余。』這首七律《籌筆驛》，通篇浸透著「遺恨」二字，映照趙紫陽，可謂妥帖；而諸葛亮擬古辭《梁父吟》，取典春秋齊相宴子「二桃殺三士」，其鞭笞讒言害賢的含意，至今新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