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信仰,伦理和政治纲领的缺失,多年来,中国政府主要靠试错机制前行。可是即便试错,也往往失灵,导致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更由于一段时间经济表现好,减弱了人们的危机意识,错误就更难发现和纠正。不要以为经济好,一切都会好。很多现代国家都是因为被高涨的经济指标冲昏了头脑,忽视了重大疏漏,一转眼就陷入萧条。美国在上世纪初和本世纪初,都犯了这样的错误。
长期以来,大部分中国人已经放弃了对某种信仰目的或政治理想的追求。主要由于,过去直到现在,凡是有这一类追求的人,无不受到排挤、打击和迫害。“自由”“人权”,本来是普世价值,八九以后被彻底抛弃。“真善美”是一种很基本的理想,但是自从镇压了法论功,再也不讲了。甚至相信“共产主义”,也很容易被人当成白痴。现在从总体上,中国政府和国民相信的是钱,是眼看得见的黄灿灿的金子。凡是和钱无关的,一概不感兴趣,包括中国将来会如何。在上帝眼中,这无疑是群迷途的羔羊。“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即便没有信仰没有目标,只要有一种试错机制,也可以防止在歧路上走得太远,损失无法挽回。20世纪哲学界和经济学界,有这样一种认识,认为人的主观有局限,不可能准确的预见到未来。尤其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历史,来推导未来的时候,常常忽略了背后境况的变化,误以为总是会重复。哲学家波普尔有一个论点,他认为,所有的观点都不能被证明是正确的,只能被证明是错误的。
试错机制的效用是,当你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时候,还不必绝望,至少还有错误可以用来帮助识别方向。也就是说,当你知道一件事情是错的,下次尽量避免不再重复,至少可以减低再犯的机会,也就向正确前进了一步。有时人们把实行一种政策当作“假设”,在进行中,不断的寻找各种证据,来证明政策是错误的。如果找到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政策的错误,就可以肯定这个政策。如果相反,就可以确定这个政策无效然后放弃。这就是波普尔的“试错机制”,中国的施政基本是这样过来的。
回顾中共执政的历史,就是一个纠错的历史。一开始想照搬苏联模式的中共领导人,发现照搬不通,就一百八十度转向,和“苏修”划清了界限。每搞一次政治运动,到结束前都发现原来搞错了,于是“纠偏”,纠正“扩大化”。反右运动从两个还没有平反的右派,扩大到全国几千万人,也没有为此脸红过。大跃进的错误,后来被刘少奇纠正。文革的错误,又被邓小平纠正。胡锦涛试图纠的,则是江泽民经济畸形发展的烂摊子。
没有一以贯之的理念信仰纲领路线,只是不断地发现错和纠错,本来尚可被接受。按照波普尔 “没有正确的只有错误的”这一定律,只要对前面犯过的错误记下教训,立下制度,保证不重犯,就是一种正确。至少让老百姓不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就要谢天谢地。可是观察近年来的情势,很不让人乐观。
前几年在广州发生的孙志刚事件,整个已经被视为错误。从缺乏尊重人的观念,到不合理的城市收容制度,看来人们已经认准了教训,接受了教训。可是几年过去,大小类似孙志刚的事件接连不断,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杨佳事件。如果杨佳没有被鉴定出有精神病,那么他的“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之言必定事出有因,上海警方犯了和广州警方同样的错误。说到一年四万起,到后来干脆不统计的群体暴力事件,更证明了试错的失灵。刚刚收拾完瓮安的断垣残瓦,惠州又发生暴乱。下一个也许已经出现,只不过网络严密封锁,人们不知道而已。至于说经济发热,毁掉家底搞各种各样的跃进,历史上已经重复过不知几次了。
于是有头脑的人就要开始问一个为什么。
第一个回答应该是,在严密的言论管制下,没有人站起来指出错误,当然无法纠错。试错机制的第一个步骤应该是知错。如果不认这是错的,又何必纠正?由谁来指出错误呢?自己发现当然最好,现实上几乎不可能。老一辈的中共领导人,有几个还有独立人格,比如彭德怀,还能说几句不同的声音。现在这样的人还有吗?由政治对手来挑错当然也不妨,可是如果故意说他别有用心,挑出来的错就不能算数。
应该让和政治利益不相关的,或者说关心自己个人利益的第三方出来说话,才能真实地发现错误。但是由于越来越严密的言论控制,新闻管制,网络封锁,能说真话的机会越来越少,照此下去还要更少。指出错误的人越少,纠正的错误当然越少。而一个被多数人认为是错误的错误,几乎立即就能纠正。
第二个回答,由于政权交替的法统性质,即便错了也不能认错。邓小平知道毛泽东有多少错,但是他不能全认,只说三七开。因为他的权力来源是毛,如果背叛了毛,从头建立政治资源,对他来说得不偿失。因为没有把错认全,六四就犯了屠城重大错误,毁了一生名节。胡锦涛的权力来源是邓小平,他可以越过江泽民做一些不同的政治举措,但是决不可越过邓,至少没有这个胆量越过邓,因此必然要把邓的错误继续下去。
一党承传看起来是一种很坚固的体制,有利于稳定,防止动荡,可是不利于纠错。不纠错的直接含义将是继续犯错,让错误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一直错到无法纠正。那么就要看这个民族有多大的承受力来承接错误的重压。我想不是无限的。
第三,由于所有制性质,凡是有认识能力的人,都由于利益关系,昧着良心说话。中国的国有制经济,实际上把思想界和言论界的人全部都买下来,变成家奴。不听话,饭碗就没有了。这种收买近几年迅速的扩大到国外。凡是有一点影响的中文媒体,都有中资也就是中共资产的进入,凡是有所求的媒体业主,无不自律。据说人数已高达28万的网络评论员,正牢固控制着舆论阵地。人们也许只意识到,这是出于稳定和安全的考虑,每个国家都这样,但是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帮助一个政权助长错误,有一些说不定是致命的错误。不仅对中国致命,对世界也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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