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历史悖论的实质是，选择皇帝专制还是选择社会进步？中国选择了前者。中国“以敌为师”不是发展战略的选择，走“敌”人成功的历史道路，实现国家发达，保证人民幸福，而是为了克敌制胜，度过难关，策略性手段的选择，目的在于确保“法统”、“道统”、“血统”、“财统”的坚持和继续。这种“以敌为师”，“形”学“实”不学、“用”学“体”不学，精髓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日本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很多，其中日本的学习态度特别值得中国学习。
日本学习态度之虔诚认真，中国并不陌生。自汉代以来，中日交往逐渐频繁，尤其是一批一批遣隋使、遣唐使乘风破浪，涌向长安，最为有名。在辉煌的汉文化面前眼界大开的日本人，如饥似渴地学习汉文化，不仅把中国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风俗习惯悉数搬回日本，连汉字也照用不误——后来的片假名虽然与方块字有所不同，其实是采用的方块字部首。这可以说是日本的全盘汉化时期，不仅汉文化为“用”，而且汉文化为“体”，日本社会在汉文化的轨道上开始发展。蛮荒四岛，蔚为大国——至于后来日本不像中国一样过中秋节，那是因为唐代还没有把八月十五这个月圆之夜定做节日，这只能说明日本亦步亦趋的学习，不打折扣；而在中国失传的《天工开物》在日本被重新发现，又说明日本对中国的学习，直到明代，仍巨细无遗。
善于学习的人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善于选择老师。向中国潜心学习两千年之后，日本发现了比中国更高明的老师——西方。神奇的是，这个西方本是不请自来敲开日本封闭紧锁着的国门的敌人。“以敌为师”，是以神奇。更神奇的是，日本这次“以敌为师”，向西方学习的劲头比当年“以邻为师”，向中国学习的劲头更大：打开日本国门的美国舰长佩里等于是给日本送去西方文明的第一人，“佩里舰长登陆处”成为永久的纪念碑；“脱亚入欧”，成为对比东西方文明后日本学习的坐标和前进的方向，最极端者，甚至于鼓吹与欧美通婚，以改变日本的血统。这可以说是日本全盘西化时期，不仅“西学为用”，“西学为体”，而且要按西方标准做西方国家。日本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因而得到相当彻底的改造，闭关锁国的东方小岛因而转眼间便成了厕身欧美列强之间的西方大国——不仅仅再满足于做亚洲第一强国，而是要和欧美列强争锋，在西方大国中拔得头筹，实现“西有英国，东有日本”的梦想——于是先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罗斯，后在二战中重创英美军队，摆出和德国东西瓜分世界的姿势。
日本生不逢时，瓜分世界的时代早已过去，日本伙同德国瓜分世界的梦想在盟军打击下灰飞烟灭。善于学习的日本这回把“以敌为师”发挥到了极致，不仅总结了二战中跟德国结盟、争霸世界的错误，而且毅然回到和英国结盟的老传统，把美国当成良师益友，平静地接受了美军的占领和美军的和平宪法。老老实实向美国学习的结果是惊人的：埋头苦干的日本经济迅速恢复，飞速发展，二战失败后从废墟上站起来的日本，只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经济实力便超越了欧洲所有的大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二战中美军不仅消灭了日本军队的精华，而且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奇投下了人类至今唯一使用过的两颗原子弹；时至今日，仍有美军士兵驻扎在日本领土上，仍有美军军舰停泊在日本港口里；而日本没有把美军看成占领者，没有把美军看成侵略者，不是出于策略上的需要跟美国搞好关系，而是在日本发展的战略上走美国道路。《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日本既有自知之明，又有知人之智，在美国面前，日本是虔诚的小学生。“自胜者强”，成就了日本的奇迹，圆满了日本的梦想。不过，几经周折，日本还是日本，穿和服，住踏踏米，练书法，品茶道，用片假名，拜富士山，不摆脱欧洲，重返回亚洲，“黄皮白心的香蕉”，该“白”的“白”了，该“黄”的还是“黄”，并没有变成通体透白的雪糕。
而中国则与日本截然不同。历来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从来没有日本那样的学习要求和学习经历，周边的小兄弟也确实没有给中国提供过多么巨大的帮助：张骞通西域，带回来的不过是些良马的新品种、瓜果蔬菜的新品种和歌舞乐器，纯粹属于点缀生活之类使用的物品的范畴，无关乎国家思想文化的主体；佛法东传，唐僧西游，带来的释教思想只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体的部分补充，虽能锦上添花，并未喧宾夺主；至于惊天动地的郑和下西洋，纯属虚张声势，除了取悦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奇珍异宝外，再无任何收获，既无益于生活之“用”，更无助于思想文化之“体”。不过，尽管郑和深海探宝，空手而归，紧接着，经过文艺复兴洗礼的的欧洲传教士，却乘着哥伦布航海大发现成功的东风，不远千万里，给中国送来西方文明的宝贝。然而，除了雪里送碳的救命粮食番薯、马铃薯、玉米广为播种，应急的天文历算即被采用外，别的思想、文化、科学成果概被拒之门外，也就是说，生活中可用之物则急用先学，而这些东西对中国思想文化主体的影响，则谈不上。
所谓“千里搭长篷，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中国的盛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再也开不下去了。闭关锁国，愚昧落后的中国的大门被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城下之盟，开埠赔款，亡国灭种的危险成为悬在老大帝国头上的克利斯夫之剑，从不向人学习的天朝上国被迫向不共戴天的敌人学习。和思想文化根基浅薄的日本“以敌为师”是走“敌”人的道路不同，思想文化传统积淀深厚的中国“以敌为师”是要借“敌”之力走自己的老路。所以，日本感激第一个登陆日本的美国舰长佩里，中国仇恨打开中国大门的英夷，时至今日，仍然咬牙切齿——这是个两难的历史选择：英国确实侵略了中国，战争中也肯定少不了烧杀淫掠的罪行，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历史即由此而来，中国有痛恨英国的充分根据；但是长期停滞不前的中国愚昧落后的历史，也正是在英军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才开始落幕的，没有外力冲击，单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揭开历史新的一页，过上新生活，还不知到猴年马月，中国也有感激英国的充分理由。
这个历史悖论的实质是，选择皇帝专制还是选择社会进步？中国选择了前者。中国“以敌为师”不是发展战略的选择，走“敌”人成功的历史道路，实现国家发达，保证人民幸福，而是为了克敌制胜，度过难关，策略性手段的选择，目的在于确保“法统”、“道统”、“血统”、“财统”的坚持和继续。这种“以敌为师”，“形”学“实”不学、“用”学“体”不学，精髓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而，尽管也与时俱进，“形”也在学，“用”也在学，由于“实”质却不学，国“体”却不学，无论如何革命，无论如何改革，发展来，发展去，国家和人民总在统治者个人或统治者集团的控制之下，总受统治者个人或统治者集团的利益的左右，满清王朝的改革是这样，太平天国的革命是这样，义和拳的爱国是这样，辛亥革命后的各个共和国的革命和改革也是这样。学来学去，就是要学成我自己，回到老样子。中国总抱怨先生欺负学生，没有看到学生总背离先生。所以，从洋务运动算起，中国“以敌为师”，学习西方已有一个半世纪之久；从辛亥革命算起，中国“以敌为师”，学习西方也快有一个世纪之久；从改革开放算起，中国“以敌为师”，学习西方仍然有三十年之久；可是中国依然在发展中国家里充老大：说是搞市场经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加十三亿人口的市场居然内需不足，要严重依赖海外市场；说是坚持社会主义，居然发展到“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贫富差距愈演愈烈的方向；说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绝对权力却愈来愈绝对，反对腐败也就愈反愈腐。名不副实，名同实异，成就无法跟日本相比。学习日本“以敌为师”的学习态度，“以日为师”，也许真是我们摆脱困境之有效途径。
“以敌为师”具体到“以日为师”，并不容易。首先要克服的心理障碍就有两个：一是由长期历史形成的对日本的小视，自视甚高的大日本在中国人眼里往往还是小日本，国力衰微时尚且如此，经济大有起色的今天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好了伤疤忘了痛”不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必须记住封闭、落后、贫穷、挨打的屈辱历史。不过，入室弟子登坛授法，惯于开馆收徒的先生听讲总于心不甘，情有可原。一是面对战争的重重苦难对日本的仇视——面对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给中国制造的苦难，要问是日本侵略造成中国愚昧落后贫穷，还是中国愚昧落后贫穷导致日本侵略？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更该被问责的就是中国自己。不能用敌人的罪掩盖自己的过，避免苦难重演最可靠的办法，不是踩住敌人，而是发展自己。发展的有效办法就是跨过“以敌为敌”的偏狭，达到“以敌为师”的圆通。对中国来说，其艰难无异于攀登一座精神的喜玛拉雅山的珠穆拉玛峰。因为，在中国的精神荒原上疯长不是“以敌为师”的玫瑰，而是“以友为敌”的荆棘。典型事例就是对美国的态度。美国在二战中支持中国抗战到底，美国在二战中带头废除过去与中国签署的所有不平等条约，美国在二战中消灭日本军国主义精锐部队，直接帮助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美国应该是中国可靠的盟友和最好的朋友，然而，中国政府易代之际，我们却对有意和新政府联系的美国大使高喊，“别了，斯徒雷登！”打了，朝鲜战争！生生“以友为敌”，怒目相向，剑拔弩张二十年。最后不得不和被当成敌人的朋友重归于好，再故伎重演，把另一个信誓旦旦，生死与共的朋友重当作敌人。
这种完全出于策略手段的实用考虑，变幻无常，缺乏国家发展战略方向的长远规划，是中国陷入“以友为敌”误区的根本原因，也是“以敌为师”的重大障碍，在这次“以日为师”，学习日本的过程中应该首先予以克服。并非题外话的还有：日本并不完美，即在“以敌为师”的学习态度上她也有根本的偏差：没有思想文化创造传统的日本急于赶超，往往径直拿来别人的发明创造活学活用，缺乏自己认识世界的原创思想和推进社会发展的首创技术，即使在有多达一二十个诺贝尔奖得主的今天，依然如此，无法像美国那样对世界的进步，对经济的发展起决定性的推动作用。重视集体服从重于重视个人自主的东方，在这方面一时还无法跟重视个人自主重于重视集体服从的西方相比。日本的这个问题有普遍性，中国也不例外。“以日为师”，此亦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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