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伴随“潜规则”概念及其专著的走红，作者吴思一跃成名。然而，近几年，伴随“潜规则”一词的泛用甚至滥用，吴思却从大众视野中悄然淡出，近年来鲜有新作问世。
他哪儿去了？
从“潜规则”到“血酬定律”
采访吴思，“潜规则”是个绕不开的话题。毕竟，在这个大众文化淹没一切的年代，很少有一个学术新名词能像“潜规则”一样，被百姓如此广泛地知晓和理解，接受并使用。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出版于2001年。按照吴思的界定，所谓的“潜规则”，就是“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吴思用这个词分析明朝的历史政治；读了他的书的人，用这个词来表述社会各个领域内——诸如校园、职场、足坛、国际政治等——那些“私下认可的行为约束”。
而今，它最常见的使用是在娱乐圈——自从张钰公开不雅录像带那件公案之后，人们习惯于用“潜规则”来描述“导演和女演员发生关系”的那些事儿。
吴思半开玩笑地表示，用“潜规则”来描述娱乐圈里的性交易，从大意上来说是“领会了原词的精神”。如果是电影的制片人干这样的事情，还可以说是自作自受；而导演本质上是给老板打工的人，因此，他们是在利用自己代理的那份权利来谋取私人的权利，就像那些以权谋私的明朝官员。
有学者担心，吴思的“一语道破天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潜规则的盛行。比如一个刚进入官场的官员，初接触到潜规则，也许会不愿同流合污，读了《潜规则》之后发现，原来大家都这样，古来如此，于是抵制的决心可能会减弱，即使在堕落的时候也找到了自我辩护的理由。
吴思同意，“潜规则” 概念的流行，确实可能减少“潜规则”在行进过程中的阻力和抵抗，但他同时也指出，人们对“潜规则”——不管是概念层面还是现实层面——的关注也会带来正面意义。在《潜规则》的姐妹篇——《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中，吴思对“潜规则”作了进一步探索，指出它之所以得以盛行，是因为“合法伤害权”的存在；而合法伤害权的来源则是暴力集团，是暴力最强者可以立法典故这一元规则。从这一思路出发，吴思分析了“潜规则”的根子在哪里，并指出如何才能对症下药，比如，要遏制“合法伤害权”的扩张，就得用民主的药。
《血酬定律》在市场上继续走强，在专业领域也赢得一片叫好。
许多人佩服吴思，不仅仅是因为他学识渊博或是富有洞见；他最为鲜明的一个特点，是能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故事中，提炼出诸如“潜规则”、“血酬”、“合法伤害权”等全新的概念。这些新名词一方面好记易懂，另一方面又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具备政治、文化和社会学的多重意义。另外，吴思的书和绝大部分学术书籍不一样，很少掉书袋，很会讲故事，比黄仁宇的浅，比易中天的深，给人一种难得的阅读快感。
吴思也说，他习惯于从具体的事件中寻找规律和答案。
借《炎黄春秋》呼唤民主
从1996年到现在，吴思一直在《炎黄春秋》杂志社工作，如今已担任着总编和副社长。这工作说起来还挺清闲：每周一、三、五上午去杂志社看稿子；但等着他看的稿子，绝不可能在那区区几小时里解决掉。好在那份工作本身，也寄托和表达着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愿景。
说起《炎黄春秋》，以前只是大陆一份主要供老干部阅读的月刊，这两年却因其屡屡发表“大胆”言论而在海内外备受瞩目。
去年，该杂志刊登了谢韬撰写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引起轩然大波。该文章认为，马克思的后继者——自列宁到毛泽东——根本就是走偏了路，而邓小平的路线也并不完全足够，必须补上“民主”，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大陆当前应该走向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大陆各地针对这篇文章先后发起了九场“批判会”。而如此引发争议的文章，《炎黄春秋》几乎每一期都会有。
《炎黄春秋》的大胆风格与鲜明举措，直接反映出其总编吴思的民主思想和自由理念。不过吴思也告诉记者，他之所以敢登这样的文章，不是因为他本人胆大，而是因为“有人撑腰”。《炎黄春秋》有着特殊的背景，其社长杜导正是中国第一任新闻出版署署长，几十个编委一旦聚在一起，就好像当年的部长会议。这些老领导的话语空间，比一般的老百姓要大得多，《炎黄春秋》因此在体制的最中心获得了一种奇特的宽容。
比如，《炎黄春秋》在1989年后第一次登胡耀邦名字的时候，整个杂志社如临大敌，反复思忖，还是拿不定主意。结果他们当时的总管、共和国第一上将萧克拍板 ——发！并说：“如果谁有不同意见，告诉他我家的电话，萧克愿意跟他讨论！”谁敢、谁愿给萧克打电话商量呢？
吴思告诉记者，杂志如今体现的理念，是他本人的，也是那些老革命家的。那些老人和他一样，关注中国的民主宪政和政治体制改革，追求“碎步前进的民主”。
想在废墟上盖房子
在《潜规则》、《血酬定律》之后，吴思的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造新词”，也就是斟酌、推广几个新的名词概念。比如在《洋人的权利，我们的份》中，他指出“right”的中文翻译“权利”很成问题，建议改为“权份”，才能体现这个词本来所指的正当应有之意。再如，他力推“官家主义”这个概念，认为这几千年来，在中国当权的一直是皇帝、贵族以及官僚集团，因此用“官家主义”来形容中国社会的动态结构更为准确。不过，这些新概念都没有当初“潜规则”的好运。
另一类文章则是“算账”。这几年，他给中国煤矿工人算了一笔账，提出中国煤矿工人37.5条命才顶美国同行1条命；又给长城算了一笔账，指出修长城的投资回报会高达十几倍；还从明史中找资料，算了颇为敏感的中国政治“平反清算周期率”。
吴思透露，从去年开始，他就憋着劲想写一篇大文章，但老写不出来。“如果说我以前写的那些文章都是些砖头、瓦块，那我现在想做的，是用那些材料来建起一个房子，哪怕是很简陋的房子。”接下来的那句话让人吃了一惊，吴思说：“我想寻找一个历史的分析框架，以此来弥补历史唯物主义的不足。”
吴思认为，如果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中国历史，会有许多说不圆的点。
比如阶级这个概念。人们总是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立，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可是史实告诉我们，中国的地主和农民之间，很少发生大规模的斗争；华夏王朝的更迭，主要是因为官逼民反，也就是王朝和农民之间的斗争。这情况是马克思的概念所难以解释的。
一开始，吴思只是想批判一下历史唯物主义，后来发现，光批判不行，得“立”。于是，他要做的就不仅是挑历史唯物主义的毛病，还要推翻整个框架，并且树立起一个轮廓清晰的、新的历史观。
在吴思的理想中，那个历史观一定要简明扼要，最好简单得像历史唯物主义那样，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四个词搭起一个广阔场景。
吴思承认，做这事，远在他的能力范畴之外。但话说回来，他做学问，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而是出于一种自我的需要，更确切地说，是为了寻找一个答案。
（原载2008年第18期·总第295期《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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