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之年，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尤为引人注目。
从“抵制家乐福”到扞卫奥运“圣火”，尤为令人吃惊的是，全国哀悼大地震罹难者的三分钟默哀过后，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立刻爆发出一阵“中国加油”的呼喊，从肃穆的哀悼一下子变为狂热展现激情，实乃世所罕见。
其实，近现代以来，经济中的市场经济，政治上则是民族国家，都在迅速发展，而民族主义，成为一种自然趋势。即使全球化的浪潮一再地涌起，也是与民族主义相互影响而共存，无法取其而代之。
马克思等人很早就意识到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他们看到资本的超越国家民族界线的本性，则认为资本的对立者，工人阶级，更应有全球的视野，亦即国际主义观 念。然而，全球化毕竟是一个长期趋势。两次世界大战的实际表明，工人政党的国际主义，根本难以阻挡民族主义的冲击，在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面前，它显得苍白 无力。
于是，专制的苏联悄悄地实际上放弃了国际主义，将它的国家利益（即所谓“保卫苏联”）包装为“国际主义”，使得苏联的民族主义转化为霸权主义。无独有偶。 法西斯德国将其极端的民族主义包装为“国家社会主义”（亦可视为“民族社会主义”），依恃国家武力追求民族的“生存空间”。它无情地践踏了民主，结果，民 主国家与苏联联手，将其击败。
与德国、日本相比，中国更属于后起国家。它在近现代的发展中落后，不仅“生存空间”有限，更因为自身的保守、腐败而招致外侮。民族主义情绪在漫长的曲折发展进程中一次次地激发出来，绵延不断，经久不息。
可以看到，在中国，民族主义有其鲜明的特点，即“落后挨打情结”与“生存空间情结”相结合。
落后会受欺侮，也有可能挨打，却不一定就会挨打。近代的日本也曾很落后，但它在美国军舰要求其开放的压力下不仅同意开放，而且锐意改革，终于一跃而起。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力求中国仿效日本改革而崛起，正是为了避免“落后挨打”的命运。
但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已经缺乏古人勾践“卧薪尝胆”的勇气和毅力，反而一味地妄自尊大。以慈禧太后最为典型，她因为不满列强支持光绪皇帝，竟然荒唐地下 令军队配合拳民攻击外国使馆，招致八国联军入侵的后果；即使如此，她也宁愿对外国力量低头，但决不容许光绪皇帝重掌权力。日本以“开明专制”避免了“落后 挨打”，中国却把“开明专制”的希望淹没在血泊之中，这样，纵使甲午海战之际北洋水师对日本海军有相当的优势，也避免不了被日本人痛打。
不幸的是，妄自尊大而对自身的落后、保守毫无自省，囿于中国自身不适应近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落后体制而不思进取，在“落后挨打”逻辑的庇护下，似乎是有了 某种正当性。进而，形成为一种“落后挨打情结”，似乎一切的外部压力、外来批评，都是不怀好意的外国强加于中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表现。
这样的逻辑，这样的情结，时时地刺激着中国，在长时期里都未能实际转化为刺激发展的动力。直到改革开放，对市场市场经济发展的束缚松动了，发展的潜力释放 出来，短缺的阴影大面积消退，大量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大量的廉价商品进入国际贸易之中，伴随着很大波动的持续高增长，使得中国看上去变得强大了。
这时，民族主义得到实质性的支持与推动，是很自然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落后挨打情结”立即与时俱进。它与“生存空间情结”很自然地结合起来，视一切外部压力、外来批评均为“列强对中国崛起抱有敌意”，对中国不仅自身维持专制体制、在国际事务中也到处支持专制政权，则仍然缺乏自省。
本来，中国在走向共和之际，孙中山即提出“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的三民主义。在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基础上，以民族主义为战斗旗帜， 从反对满清专制，进而建立民族独立、解放的新国家，而民权主义则为三民主义之核心，须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结束“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的严重状 态。也就是说，民族主义须与民生主义、民权主义相结合，才可以健康发展，才可以争取真正的共和政治之未来。
但是，现实之中，与民族主义成长相伴随的，是“落后挨打情结”与“生存空间情结”的结合。推敲一下，可以看到，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内容，即最大限度发展资 本主义，已经代之以发展市场经济，但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又不可轻易放弃，于是就只能模模糊糊地摆出关注“民生”的姿态，掩盖扭曲市场规则的实质，同时，坚 决防止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结合，与之结合的另外一个东西，即“社会主义”。现实的西藏，就是这样一个最为典型的怪物。
民族主义是市场经济发展到近代以及现代的一种自然趋势，中国人在发展潜力释放的现阶段上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一点儿也不奇怪。然而问题在于，马克思等人 当年否定了“不断革命”，因为即使最为发达的欧洲，经济发展的状况也“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不能“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 人的革命”。但是，后来的共产党人却无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一实际进展，无视经济发展的状况对于社会主义的决定意义，执意将“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 数人的革命”。结果，他们弄出来的“社会主义”，因为缺乏经济必然性的支持，只能求助于国家权力。中国共产党人在西藏的实践，更是要在独特的雪域高原生造 出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是为国家权力支持下的大汉族“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之完美结合。于是，与德国当年很类似，自然成长的民族主义，与这样的 “社会主义”相结合，就很容易成为“民族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它在德国表现为法西斯主义，在苏联表现为霸权主义。它为自身崛起而寻求“生存 空间”，可以无视国际规则，可以敌视“普世价值”，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中国是否也会如此演变，现在还很难说，而中国共产党至今还不愿意放弃它的专制，不愿意发展民主政治，就使得市场经济的现代阶段上很自然的民族主义，动辄面临极端化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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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65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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