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常：小骂大帮忙的“星星之火，不可燎原”

附录：“多维博客”：星星之火，不可燎原

前几天，海外一家颇有影响的网站刊出一篇“星星之火，不可燎原”的评论员文章，对近期内地连续发生的瓮安火烧公安局、杨佳上海杀警、昆明公车连环爆炸案表示理解和同情之外，话锋一转，认为解决官民对立、社会矛盾，不应该动不动采用暴力手段，因为暴力手段逞快于一时，却遗祸于久远。最后，还画龙点睛般地说到了点子上：“宣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用暴民来推翻暴政，可以肯定，决不是一副良药，而是一副毒药。”

问题是，是谁逼得老百姓只能运用这种高成本、高风险、玉石俱焚的“最后的方式”？是这个体制，这个政府，是执政者本身所造成的。网上有一篇据说是胡锦涛对“瓮安事件”的批示，大意是这么小的一件事，为什么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正是有了这样一个批示，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的态度才会前倨后恭，把瓮安县委一锅端，连黔东南书记也给撤了职。不过，假如这个批示是真的话，也是可圈可点的。第一，这不是一件小事，是一个年轻的十七岁少女的生命，你胡总书记一天到晚不是说“以人为本”吗，人命关天的大事，怎么到了你眼里，却成了一件小事？可见你所标榜的“以人为本”是假的，不过是欺哄世人的政治幌子而已。第二，你总书记难道是不食人间烟火神仙中人？一件小事闹出惊动中国骚乱大事，到底为了什么难道说你不清楚吗？为的是司法不公、豪强专权、滥用警力和忍无可忍。按说这样的批示，对洞烛机先、英明卓越的胡总书记来说，就有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意思了。

不以暴易暴，那么改良行吗？自古以来，中国没有改良成功的。有网友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摆在中共面前与一百多年前摆在满清政府面前的抉择是完全一样的，是选择戊戌变法呢?还是选择辛亥革命?满清的慈禧太后坚决的镇压了戊戌变法,关押了光绪皇帝,所以辛亥革命的零和游戏就不可避免的来到了，满人的政权就完全消亡了。其实，看看晚清历史，西太后也不是不想改良。变法失败，不过死了几个人，关押了光绪不假，但皇帝没废，年号照旧，几年后还废除了科举，兴建了学堂，放开了报禁，如此看，她还有些人性，有些改良的举措。反观中共，1989年的民主运功，本是就是一个改良的最佳机会，可崇尚暴力的这个政权却拒绝改良，代之以枪炮坦克和血腥屠杀，声言要“消灭二十万，稳定二十年。”改革派赵紫阳的命运，比光绪还不如，死后的讣告，连个正式的职务名分都没有。“六四”之后至今，几近二十年了，改革已死，强权当立，政治上是大倒退，还有什么改良与改革可言？可见这个政权拒绝改革的死硬态度，比起百年前的满清政权和西太后还要顽固。就是这样一个贪腐日趋严重、却认为自己一好百好的专制政府，还能指它自身改良或是自我洁净吗？
西方民主社会认为，百姓天然拥有推翻政府的权利，暴力解决是民众争取自身权益的最后的方式。遗憾的是，这篇文章除出提出反抗是“毒药“之外，对中国目前遍地干柴、民怨沸腾的社会现状，文中没有提到改造社会的“良药”。既然没有更好的良药，那么老百姓目前对司法黑暗、吏治腐败所采取的反抗，也就无疑是饮鸩止渴、火上浇油了。照此推理，老百姓对于一个横蛮粗暴、专制独裁的政府，也只有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份了，唯一能指望的就是俯首贴耳、静观其变了，会不会有一天，政府会自觉地变好变善，真正成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记得当年，中共骂胡适先生对蒋介石政权是“小骂大帮忙”，可在中共统治下六十年中，连这样小骂的知识分子，都找不到了，好多人真心实意帮助中共整风、政府改进的知识分子，都成了“右派”和“异己分子”，更别说“小骂”了。境外的这篇文章，倒真正是“小骂大帮忙”的一篇嘉文。“星星之火”，为什么就不可“燎原”？这本身就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没有暴政，那来的暴民？“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压迫越重，反抗越大；蓄之越久，其发必速！”这都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就拿今天的现代社会我们身边的尼泊尔来说，没有下层的燎原之火，哪来的二百多年封建王朝的倾覆！

所以，毛泽东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鲁迅先生所说：“血债必须用同物来偿还！”这些至理名言，在今天铁桶一般的中国社会里，不应该被忽视或是被遗忘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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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原载于“多维博客”：星星之火，不可燎原

作为主管北京奥运的最高领导人，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月前在接受香港记者访问时表示，应以平常心对待“拉萨骚乱”、“奥运火炬境外传送受干扰”等噪音。他举例称：“在一个笼子里有各种鸟，如果把那些吵得厉害的鸟拿出去，那么笼子里就不热闹。我们对于热闹已经怀平常心了，司空见惯，关键是我们自己把这个事情做好。”

习近平的这番“鸟论”，明显有意将浮躁、张扬的北京奥运拉回到到正常轨道，同时也显示中共执政思路正在升级，所以获得很好的反应，甚至有人将之与邓小平“猫论”相提并论。

问题在于，中国现在这个笼子有多大，可以容纳多少只鸟？即使不是“笼子”而是“林子”，中国这个“林子”又有多大呢？这五十多年来，“笼子”“林子”是变大了还是缩小了，鸟是越多了还是更少了？是谁容忍不了“吵得厉害的鸟”，又是谁将林子砍伐得只剩下中共这棵大树？

今年以来，中国各地天灾人祸不止，尤其是民怨沸腾、系列暴力冲突事件，已经为上述提问作了回答。

官民对立，民怨暴烈，这恐怕就是力赞中国“盛世”“腾飞”的人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初夏以来，瓮安火烧公安局、杨佳上海杀警、昆明公车连环爆炸……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事件传开之后，不少网民为之叫好，杀死六名警察的凶嫌杨佳，竟被称为“义士”“大侠”，民调显示得到七成同情率，还有人用毛泽东引用过的一句名言呼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否！我们要明确地表达态度：星星之火，不可燎原。

说燎原之“不可”，首先是说客观上“不可能”。各地发生的这些暴力事件，是从制度、利益、程序弊病、官员作风，到人际关系、信息传递、个人性格等等多种必然和偶然的因素互为作用的结果。相似的背景和前提是：媒体被箝制，司法被滥用，民意得不到正常表达，一方面是民众信仰错失、欲望被撩拨，一方面是官员尽求面子工程、短期效益，且有的与黑白两道合谋，擅权贪利，官民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官视民为刁民，民看官为贪官，干柴一逢火星，一场大火就难免。

然而，各地主要矛盾并不相同，这些暴力事件又不能够简单地“一言以蔽之”，各有各的具体原因，反映的是中国在变革过程中，社会问题的多重性，而且并不具有全国互联性。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央集权放松，地方自主权增大，发展路径和具体政策的差距拉大，官府与民间矛盾对立的纠结点也多样化了。虽然我们说各地布满干柴，但是干柴彼此分割，更重要的是：能引燃干柴的火星并不相同，甲地老百姓怒火中烧的是此原因，乙地老百姓怒不可遏的是彼原因，这样一来，某一处燃烧，另外哪怕就是相邻的地方，并不必然被引燃。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信奉和实践“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毛泽东和他的团队，在执掌中国之后，就回过头来致力于防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文革”中虽然鼓励群众成立组织，却严格禁止成立全国性组织；到禁止传销、对互联网加强监控，中国当权者一以贯之的思路，就是将所有的动乱、反抗，都封锁割断在一个个局部区域，以便集中优势兵力来解决。不得不说，中国当局的这一策略在半个多世纪中是行之有效的，除了1989年中共高层内部分裂导致全国性动乱，我们很难再看到一场反抗能够形成全国性的连锁反应。

说燎原之“不可”，更重要的是说主观上“不可以”。解决官民对立、社会矛盾，不应该动不动采用暴力手段。暴力手段逞快于一时，却遗祸于久远。深感不公的当事人铤而走险，虽然通过暴力发泄了愤怒，宣泄了压力，但是报复不可能做到恰如其分，不可避免地会伤及无辜，不仅使当地的社会秩序、公共财产、百姓生活受到惨重损失，而且更积攒起来新的社会对立，进一步造成了或者加剧了不同利益群体的仇恨。

星火燎原，以暴易暴，这一种解决官民冲突的方式，中国人已经玩了几千年了，对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有多少好处呢？从孙中山对袁世凯发动“二次革命”搞武装北伐，到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江山坐天下，都是这一方式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败则横尸百万，就不用说了，胜则建立一个暴力统治机器，一切陷入恶性循环，从头再来一遍。

历史事实已经一再证明，以暴易暴，难以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机制，难以带来祥和、安宁，也无法保障人们的权益。在当今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举世呼声之下，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号召暴力反抗，更显得格格不入，这是一种危险、荒唐、虚妄的鼓吹，应该遭到谴责，而决不应该鼓励。

当然，我们知道实施和鼓吹暴力反抗的人，无不可以举出不得不如此的理由。我们也知道中国古话所说“官逼民反”确实有其道理——正如有学者引用过的唐诗：“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从来不读书”。人能承受的压力是有限的，如果统治者堵塞了民意的正常、理性的表达渠道，压力累积，终究要通过非理性的方式爆发。西方民主社会许多先贤也谆谆告诫：百姓天然拥有推翻政府的权利，暴力解决是民众争取自身权益的最后的方式。中国执政者应该用这些警世通言自我惕励，不要逼得老百姓只能运用这种高成本、高风险、玉石俱焚的“最后的方式”，更绝不能将这种“最后的方式”当作自己的首选方式，迷信武力，迷信用枪杆子来压服民意。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无论社会、政治如何转型，官民冲突事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在中国都只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任何人，不论中南海里的执政者，还是满腹经纶的学者，谁都拿不出立马消解官民尖锐对立的灵丹妙药，声称自己拥有灵丹妙药，多半是江湖骗子。而当前，宣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用暴民来推翻暴政，可以肯定，决不是一副良药，而是一副毒药。(中国官民冲突解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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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65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