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是"公民社会成长与治理改进"，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体制改革问题，是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怎样把阻碍公民社会发育成长的社会体制，改革成为能够促进公民社会发育成长的社会体制，建设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
什 么是公民社会？我认为，公民社会的主要构件有三：第一，是符合于公民社会要求的合格公民。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但法律上具有公民的资格，不一定就是公民社会的合格公民。公民社会的合格公民，首先应该了解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并且意识 到实现个人的权利义务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意义；其次，能够在实际行动中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三，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能够挺身而 出，捍卫自己的权利。当然，要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也许不太困难，因为我国的宪法已经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只要查看宪法就知道了。但是， 要具有充分的公民意识，并在实际行动中行使自己的权利，而且在权利遭到侵害时，能够理直气壮地捍卫自己的权利，这样的公民却不是很多。自从1954年颁布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来，54年 过去了，宪法里的公民自由权利，有多少得到实现呢？只能说是很少很少。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从思想改造到文化大革命，不但是对公民自由权利的剥夺和侵 害，而且摧毁了人们行使和捍卫自己的自由权利的勇气。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高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践踏公民自由权利的暴行，仍然层出不 穷，从取缔"西单墙"到1989年血洗长街，直到近几年对维权人士的镇压，都表现了执政党对公民权利的蔑视和对公民意识的摧残。连续五十多年专制政治的高压统制，造成了公民意识的淡漠、公民权利的疏离。合格公民不多，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但 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高压统治、万马齐喑的政治环境，阻挡不了公民社会的孕育。近几年维权运动的兴起，使人们看到了公民社会的希望。每年数以万计的 群发性事件，基本上都是公民因自己权利遭到侵夺而起来抗争的反映。风起云涌的维权抗争，标志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随着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的介入，运动的发 展超出了每个事件的个别性和孤立状态，而呈现出它的社会性和政治意义。特别是一些熟悉法律的律师，勇敢地站到维权运动的第一线，不但以自己的奉献牺牲精 神，为维权公民作出了榜样，而且把运动引导到合法、合理、合情的轨道上来。维权运动的实践，正在培养着大量公民的公民意识，增强着维护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责 任感。
公 民社会的第二个主要构件，是社会团体。社会团体是培育合格公民的大学校，同时，也是和谐社会的稳压器。它的出现既反映了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也是公民意识 觉醒的表现。形形色色的社会团体，不但可以成为公民权利的捍卫者，而且还可以充当在公民和国家机器之间沟通意志的桥梁，承担许多政府机构力所不及的社会任 务，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全面发展。最近四川地震，许多社会团体踊跃投入救灾活动，就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一个明智的执政者懂得，要使社会团体充分发 挥它的功能，就必须欢迎、鼓励并且支持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相信它们的智慧和能量，让它们放开手脚，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遗憾的是，我国的当政者却见不及 此。他们从专政思维和阶级斗争观念出发，总是把社会团体视为异己的力量，或者是把它们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使之成为称心如意的驯服工具；或者是采取排 斥态度，千方百计地防止它们出现；对于已经成立的社会团体，则运用各种手段来限制它们的活动。据2004年的一篇文章介绍，我国当时有13万 多个社会团体，其中大量是半官方机构。例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工会、妇联、青联、文联、工商联、作家协会等等，号称群众组织，本应成为维护他们所代表的那 些公民的各种权利的民间力量，与国家权力相抗衡。但是，由于它们的经费由政府供应，干部由执政党的组织部门选派，活动也由党组织控制，因而不能不堕落成为 国家权力的工具，完全丧失了作为公民社会的主要构件的作用。社会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这些准官方的政治工具，改革成为纯民间的社会团体。为此， 有必要认真贯彻宪法关于"结社自由"的规定，实行"四自"原则，那就是：1、章程自定；2、经费自筹；3、干部自选；4、活动自主。只有实现了这"四自"，摆脱对国家权力的依赖和控制，这些社会团体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真正成为公民社会的主要构件。
还 有一些社会团体，由于成立时主要是由有关业务部门主导的，因而不能不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但在多年的运作过程中，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功能，逐步争取官方的 同意或默认，向独立自主的方向发展。这里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企业界的行业协会和律师界的律师协会。这是两个基础雄厚、影响广泛的社会团体，由于它们代表着企 业家和律师这两个重要的精英群体，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一开始就得到了官方的重视，并且在各级党政机关的支持下成立起来，但毫无例外都 受到官方的直接间接的控制。这是精英们在现实的政治体制下所作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他们无时不在为实现社团的独立自主而努力。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落空，这几 年许多地方的行业协会和律师协会在这方面都有所前进。例如，深圳市政府在2004年12月28日颁布《深圳市行业协会民间化工作实施方案》，将在行业协会任职的110名公职人员撤出行业协会，协会建立独立的财务账号，实现协会人、财、物的独立。接着，2005年6月又发布《深圳市行业协会暂行办法》，规范了行业协会的机构、职能和活动原则，保证行业协会能够在法律范围内开展活动。律师协会的情况也可以深圳为例。深圳市律师协会在2003年7月采取律师直选、差额选举的办法，选出了律师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当选的理事和正副会长、正副秘书长全部都是执业律师，这就为律师协会的独立自主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当然，前进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各地律师协会的发展也很不平衡。据网上报道，宁夏律师协会在2007年12月22日举行换届选举，由39名当选理事在13名候选人中选出11名常务理事。但因选举结果不符合领导意图，主席团竟强令各代表团"做好工作"，重新投票，选出合于领导意图的人选。像这样在专制高压下产生领导结构的律师协会，很难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作。还有一个例子也颇能说明问题：最近北京、广东等地的18位律师表示要依法为因"314"事 件而被捕的藏民辩护，在最高政法领导人的批示下，有关地方的司法当局闻风而动，对这些律师和他们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进行打压。在北京，操刀的竟是律师协会。 北京市律师协会的会长李大进气势汹汹地指责这些律师"跳了出来"，并且表示要砸掉他们的饭碗。果然，著名维权律师滕彪就因此被吊销了律师执照，被剥夺了从 事律师工作的资格。这是社会团体充当专制体制杀手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些情况表明，社会团体要走出官方的阴影，独立自主地发挥积极作用，还要走一大段非常艰 难的道路。
目 前在社会上比较活跃的社会团体，多数是没有登记，或者虽有名义上的挂靠单位，但实际上未受约束，自行其是。包括大量的民间研究机构、绿色环保组织、义工小 组、兴趣小组、慈善团体、宗教团体、支农组织、基金会等等。这些散布在社会各个角落的民间社团，是公民社会最活跃、最有希望的细胞。它们很多并没有按照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进行登记，因为进行登记很难被批准，还是先活动起来再说。这样当然是有风险的，一旦被人抓住，就成为"非法组织"了。然而，它们 是按照宪法赋予的结社自由的权利组织起来的，并无违法之处；真正违法的是那个限制公民权利的部门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它违反了宪法关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结社自由的规定。所以，那些社会团体即使被认为是"非法组织"，只要自己的活动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都是可 以问心无愧的，因为它只是行使了宪法给予的公民权利。对于当局的查禁，也不必太在意，"东方不亮西方亮"，禁止了一个社团，还可以再建立一个。我们目前应 当做的，一方面是要呼吁修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删除不利于社会团体发展的条文；同时，还要利用一切机会来争取和实现结社自由，构建公民可以发挥自 己的智慧和能量的平台。到了大多数公民都能成为一个或几个社会团体的成员，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时候，公民社会也就逐渐成熟了。
说 到这里，不能不指出，占我国公民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已经成为社会体制的严重缺陷。目前遍布全国的群发性事件，大多数的受害者是农民。农民如果 能够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农会，在遇到土地被侵占、苛捐杂费、敲诈勒索、侵吞支农款项等等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时，就可以利用有组织的力量，来对抗地方官吏 的不法行为，使事情得到比较合理的解决，避免出现暴力行为。有了农会，农民之间的许多纠纷，也可以由农会出面调解，把不稳定的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所以， 农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联结党政机关和农民大众的最佳渠道，是消弭官农矛盾和农民内部矛盾的有效工具。许多有识之士多年来一直在呼吁建立农会，我 们的当权者却置若罔闻。他们受制于专政思维和阶级斗争观念，总是认为把农民组织起来会尾大不掉，无法控制，以致这个具有巨大能量、占人口多数的社会群体， 至今仍然像一盘散沙，不能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建立农会，应该成为当前社会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不把这个群体组织起来，就不可能建 成完整的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的第三个主要构件是公共知识分子。2004年9月8日，广州《南方人物》周刊发表"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 同时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三条标准：第一，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第二，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第三，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 者。在这三条标准里，第一条说的是基本条件，第二三两条是指应有的言行和品格。概括起来说，就是敢于以言行干预社会公共事务，并勇于承担责任的知识分子。 具有这个条件的知识分子，有的是改革开放的策士，有的是维权运动的先锋，有的是与暴政抗争的战士，有的是抨击时政、揭露官场黑幕的猛将，有的是理性地探讨 社会发展前途、构建独特的理论思想体系的智者。这个群体是社会的大脑和良心，承担着维系和重建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是中华民族的当之无愧的精英。由于他们 的思想言论和行为往往背离传统观念和当政者的既得利益，所以多数为当局所不容，有的还遭到监视、跟踪、绑架、殴打、拘捕，甚至被判刑入狱，流亡海外。在这 种严酷的形势下，公共知识分子的队伍被压缩到了一个很小的范围。许多知识分子迫于高压的政治统治而噤声不语，洁身自好，或以钻研业务自娱，或以颐养天年自 慰；有的热中于争名夺利，为谋取个人利益而造假、作秀；也有不少知识分子追随权势，唯权唯上，甘愿为虎作伥，成为权力的工具和打手。知识分子队伍的这种分 野和相当多数知识分子的堕落，是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和虚伪的政治思想教育的直接后果。人们通常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但当许多知识分子的良心被名利和权势 吞没时，他们怎么能够充当社会的良心呢？过去有人说："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后来又有人说："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我看现在还应该加上："重 要的问题在于教育知识分子。"要大声疾呼地唤醒这些知识分子的良心，使他们担当起应有的社会责任。社会培养了他们，使他们成为有知识、有文化、有学术素养 的公民，他们就有义务把这些知识、文化和学术才能反馈给社会，奉献给社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公共知识分子。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成长需要大量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扩大，是公民社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我热烈地期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用良心和良知来思考问题，选择自己的人生坐标，积极投 入到干预社会公共事务的队伍中来，共同推进公民社会的培育和成长。历史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我们没有理由辜负他们。
当 然，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不是孤立的，它需要更加有利的环境，特别是政治的民主化和新闻出版自由。但是，我们不能坐待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和新闻出版自由以后 再去推进公民社会的成长，恰恰相反，正因为政治缺乏民主和新闻出版缺乏自由，我们才应该更加努力地去改革社会体制，推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以此促进政 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政治、文化、社会是紧密结合着的，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我们绝不放弃争取政治民主化和新闻出版 自由的努力，同时也要积极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帮助广大公民增进公民意识，加强维护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责任感；发展民间的社会团体，促使半官方的社 会团体民间化；呼吁、发动知识分子关心并干预社会公共事务，扩大公共知识分子的队伍。公民社会的这三个构件也是相互制约、相互推进的。我们在任何一个构件 上作出努力，都可以促进另两个构件的发展，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互联网的发展，为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推动力。 互联网是唤醒公民意识的强有力的工具，是社会团体开展活动、发挥作用的重要舞台，公共知识分子施展才智、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这个条件是十年二十年前所没 有的。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有了互联网的新时代，有条件也有责任投入建设公民社会的伟大工程。虽然，我们个人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但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 就一定能够为改革社会体制、建设公民社会作出贡献，并且对完善市场经济、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精耕细作，必能丰收！我们应当自信自强，不要妄自菲薄！我愿与大家共勉。
（2008年6月28日在"公民社会成长与中国治理改进"研讨会上的发言，但大部分内容因故没有能在会上发表，这里是会前准备的发言稿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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