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十九周年的纪念活动在 “历史的伤口”的歌声中结束, 人群渐渐散去.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在儿子蒋捷连的遗像前
要不是因为我想在那十九支大蜡烛旁再呆一会儿，要不是因为我擦眼泪的时候回了一下头，我就不会看到T一个人在那里泪流满面、孤孤单单.
我们就那样默默地站在烛光晚会的两个角落。跟那些最近在天安门广场振臂高呼“中国加油”的后89一代相比，我们在1989年就学会了用沉默来表达悲伤。当长安街头枪声不断，当天安门广场坦克轰隆的时候，我们的悲伤只能是沉默。
我连过去安慰他一下的勇气都没有。十九年来，他一直希望找到那个六三晚上死在他怀里的孩子的父母。那个被他送到儿童医院后死去的孩子的尸体, 因为没有家长认领, 最终被政府收走统一处理了。他曾经在一个采访里告诉我，本来他想给那个孩子办后事的。“当时真的在那里我就哀求医生说：‘这个孩子是我送的，如果找不到家 人的话，我替他办后事。” 那时候城里都在捉人，医生知道他是学生，劝他不要再管这件事。“我去求那些医生，他们却反过来劝我，我们就一起在那儿哭。” “我到现在真的可以清清楚楚的记得他的相貌。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愿望，将来有一天，不管用什么方式，不管要等到什么时候，只要我还在世的话，有一天能把他 的家人找出来。我要告诉他们他是在哪里死的，他死的时候我在他旁边。”
我不知道这位孩子的母亲是如何走过这十九年的。在地震后的几周里，我们看到那些“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孩子们的父母是如何地绝望；我们读到那位一定要把 孩子的尸体背回家的父亲时是何等心酸。可是，那些在1989年失去孩子的父母们，连公开“寻尸”的机会都没有, 连公开悼念表达伤痛的机会都没有。多少孤儿寡母，因为恐惧，十九年来，忍辱偷生。
蜡烛在渐渐地熄灭。L带着年幼的女儿准备离去。大概因为L说过今天是为一些哥哥姐姐而来，小女孩整个晚上一遍又一遍地问：“妈妈，哥哥姐姐在哪里？哥哥姐 姐在哪里？”小女孩不知道，十九年前，在历史博物馆前，一个少年曾经伏在她妈妈的肩膀上不停地哭叫：“哥哥！哥哥！” 这位要给被军人打死了的哥哥报仇的少年，后来也倒在血泊里，由一名工人抱着从L眼前经过。
我想,对于我,T和L这样的人来说,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个钟,每年进入四月十五号,我们就会被一种情绪笼罩，越接近六月，这种情绪越强烈。我们需要跟有同 样的”钟”的朋友们一同悼念排解悲伤.六四屠杀后，全国处于白色恐怖当中，我和家人朋友尚且关起门点燃蜡烛哀悼死难者，我从来没有想过：十九年后，在一个 自由的社会里悼念手无寸铁的被杀害的平民百姓还需要理由。
可是,今年的纪念活动,从主办单位开记者招待会开始,就被问到地震后举办六四纪念活动是否合适。从筹办到活动的整个过程当中,主办方在不同场合要不断解释 有没有给地震灾民捐款,捐了多少; 解释这次地震的伤亡不只是天灾,还是人祸; 解释19年前的反腐败诉求与豆腐渣教学楼是有联系的;解释我们反对的是中共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解释就算是二十年的所谓稳定也不应该以人命为代价。曾几何 时,国人不再把杀人看成罪恶, 而悼念死难者却需要理由.
倘若人们真地需要一个悼念六四死难者的理由，我会列出L的89见证：
“我在广场的救护站中醒过来。医生和护理员知道我是香港的学生，虽然明知我并无大碍，仍坚持送我到医院。我身边躺着一个满身鲜血的学生。他的脊背血肉模 糊，身体已不能动弹，但仍不停地说：“要坚持到底！要坚持到底！”第一辆救护车来到时，我没有上，第二辆，我仍然挣扎着不肯上。一位女医生握着我的手，哭 着用英语跟我说：“你一定要平安回到香港，让全世界知道这里发生的事，知道吗！”
杀人灭口十九年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号前后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后来全世界都知道了，但大部分的国人却不知道；世界各国的青年人都可以了解，唯独中国的新一代不了解。要是说屠夫们在1989年杀了人，那么他们在过去的十九年就在灭口；为了灭口接着杀人，然后再灭口。
为了灭口，他们不让中国人民大学的死难者吴国峰的父母把儿子的遗体运回四川老家，他们把他右胸、肩膀、肋骨和手臂都中枪，肚子被刺刀刺了七八公分长连肠子都拉出来的尸体强行火化；
为了灭口，他们强迫全民表态，把天安门广场变成秘密警察广场；
为了灭口，他们非法没收国际社会给天安门难属的人道援助汇款，死难者王建平的双胞胎女儿到了十五岁才因为奶奶收到的人道捐款而第一次在家里看上电视；
为了灭口，他们长期监听、监视、迫害要求给受难者讨回公道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母亲们在悲伤恐惧与愤怒中度过余生；
为了灭口，他们软禁前总理赵紫阳，逼死导报编辑钦本立，监禁为共产党坐过国民党大牢的王若望，中伤支持民主理念的方励之，拒绝屠城见证人汉学家林培瑞入境；
为了灭口，他们把刽子手封为“共和国卫士”，把“爱国主义教育”变成爱党主义教育，把反右文革六四的真相一笔勾销；
十九年的杀人灭口与红色洗脑之后，他们不再需要象对付喻华峰程中益李大同那样去对付敢言的长平 –“爱国”愤青自然会群起而攻之；
十九年的杀人灭口与红色洗脑之后，他们不再需要动用机枪坦克去镇压学生抗议，因为抗议者只反日反美反CNN，但不反共不反中央电视台不反人民日报；
十九年的杀人灭口与红色洗脑之后，“爱国者“学会了什么时候需要挥红旗的热血，什么时候需要视而不见的沉默。他们满腔热血地去砸“家乐福”，去监督批评别 人的地震捐款数目，但却漠视山西黑砖窑里的奴工，漠视河南艾滋病村里农家的新坟旧墓，漠视来自凉山的幼奴；漠视因 “让领导先走” 而葬身火海的孩子们，漠视在绝望中老去死去的天安门母亲。
与杀人灭口和红色洗脑不“和谐”的异议声音和民间的维权力量最后都要面对象对胡佳式的软禁绑架；对李方平式的毒打；对艾晓明式的威胁；对廖亦武式的剥夺出 国权利；或者干脆象陈光诚、郭飞雄那样变成监牢里的犯人代号。没有人会在乎他们是为了太石村那些土地被强抢的村民讨公道；为了临沂县那些没有结婚被迫作绝 育手术的妇女讨公道；为了那些因为贫穷而卖血不幸感染艾滋病的农民讨公道；为了那些冤死的地主和上访人士讨公道。所有发出正义之声的个人在红色恐怖中全部 被列为“卖国贼”，“汉奸”，全国得以诛之。
可是，一个连不同声音都不能容忍的社会何来“大国“？一个连天安门难属这些孤苦伶仃的母亲妻子孩子都不放过的政权如何”崛起“？在一个公民没有知情权、媒 体不得不说谎、自由言论被惩罚的社会里，民意从何谈起，公民力量如何建立？一个靠有形的白色恐怖暴力与无形的红色恐怖谎言维系的新极权统治，何来大国崛 起？
在我看来，因为替六四遗孤募集助学基金而被原机遣返美国的陶业与美国海关人员的对话是大国崛起的最大讽刺：
“进关时，海关人员问我，你在境外逗留了多长时间，我说两个多小时，中国海关不让我入境。你都干什么了？我说什么都没干。你一定干了什么事，他们不高兴 了。我问他听说过1989年在北京发生的事吗？那当然。我告诉他，我和朋友们在帮助六四孤儿完成中学和大学教育。那是大好事啊，真不可思议。你是回去看望 家人的吗？是的，我的母亲，她86岁了。她不能见到你，一定很悲伤。是的，我也很悲伤。现在你回家了。是的，这是我唯一可回的家了。 16日晚9点半，我，一个被誉为“不受欢迎的人”，回到了美国我唯一可回的家中。我心中并没有将要客死他乡的悲哀，但是，心里抹不去对年迈的母亲和姑妈们 殷切的思念，以及无法为她们安排晚年的遗憾。”
作为80年代的留美学人, 陶业与他的同道们十多年如一日义务投入对“六四”受难者家属的人道救援，帮助了五十多位“六四”死难者的遗孤完成学业。政府十九年前开枪，不但没有对死难 者家属有任何抚恤赔偿，还拒绝让象陶业这样的冒险帮助老无所依幼无所靠的天安门难属的义工们入境。为了帮助的天安门母亲，陶业被剥夺了回家见自己八十多岁 的母亲的权利。一个政权杀了人连受害者的母亲妻子孩子都不放过，这是什么样的大国崛起？
赢了一天，输了十九年
杀人者，总是心虚，就算掌握了所有国家机器的杀人者也不例外。纵然五星红旗在全世界的”爱国者”手里飞扬，纵然迎“圣火”的呐喊响遍全球，他们依然需要 “金盾工程”，需要网络警察，需要跟踪骚扰异议人士。就算他们把所有的陶业都赶走了，把所有“天安门母亲”网站都封了，把所有的胡佳都判了，把所有的《冰 点》都查了，他们照样掩饰不住自己的心虚。每年六四,当我看到当权者的如临大敌，看到他们对流亡者的中伤, 看到网特们颠倒黑白地为屠夫们立牌坊;而同时又看到全世界纪念六四的点点烛光，看到象我这么一个贪生怕死的柔弱女子都要扛六四这个课题，我就觉得：共产党 赢了一天，输了十九年；哪怕他们把这十九年的红白恐怖当成是赢了，他们最终也会输掉历史，输掉历史的最终公义。
今天晚上，香港维园的几个足球场又将燃起点点烛光，为天堂的亡魂点灯。那点点星星之火，将会在历史的长河里燎原。愿我们在每年的今天，都在内心点燃良知的烛光。
谨以此文遥祭死难者，并向所有拒绝遗忘的朋友致意。
2008年6月4日
纽约时报图片：出席六四19周年烛光晚会的香港青年
原载《动向》2008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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