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位中央党校的教授，认识到中共是"黑帮"，乃颠覆性觉悟，然而离"党史"还很遥远，不说六四、不说文革、不说反右，说更早点儿，看这个党是什么货色。这篇文字有个小标题：『豫南：中国当代史』，我先写了那里的饥荒（五九）、洪水（七五）、血祸（九〇），才问下面那一句。】
在豫南这块土地上，轮番、交替出现的，是社会须臾间局部解体、文明消亡、禽兽奔突的状态，当作何解？
第一、彩排了毛式"乌托邦"全剧终场的结局。
北京有个毛泽东，河南有个吴芝圃，则信阳便出了一个路宪文。信阳是河南最靠南的一个专区，人口一千万，在大跃进中很出风头，有两件事是载入史册的：一件是遂平县的碴牙山卫星合作社，在1958年4月成为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全国纷纷朝圣取经；另一件事是西平县和平社宣布小麦亩产达7320斤，这是大跃进中放出的最大一个卫星。至今凡谈及中国大跃进的荒唐，不可不举此两例。
当时的信阳地委书记叫路宪文，是一个大跃进的极端激进派。信阳产生上述两个出风头的全国典型，是他的激进政策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为他的政治资本，"庐山会议"以后他就愈加疯狂，据后来中央工作组关于路宪文所犯罪行的报告称，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逮捕1774人，其中369人死在狱中；拘留一万多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打人最严重的光山县，公社一级的干部亲自主持和动手打过人的占百分之九十三，斗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自拷打农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其中有一个农民，是被他吊起来活活烧死的，当地称为"点天灯"。河南省委检讨中也不得不称信阳"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一个谜。今天人们所说的一百多万这个数字，最早出处在中央工作组组长陶铸1961年4月间的一个讲话中，他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从中央工作组的档案里，我们只能看到两个惊心动魄的数字：一是表面统计饿死十万人的息县，竟有639个自然村几乎无人幸存，永远从地图抹去了；二是仅据潢川、光山、息县三个县的统计，家庭成人死绝而剩下来的孤儿，竟有一万两千人之多。
信阳提供了一个模型：毛泽东的大跃进如果不在一九六〇春天刹车的话，那么不止河南，而是全中国都将出现"信阳模式"，则这场大饥荒将会饿死的人，就远远不止杨继绳给出的"三千六百万"这个数字，而注定会死上亿人！
第二、干部豺狼化、社会羔羊化、人伦底线洞穿。
信阳成鬼域世界的两大特色，一是干部打人成风，二是民众吃尸体成风。干部凶狠，乃上行下效，五七年夏在毛泽东批判邓子恢右倾路线的诱发下，河南省长吴芝圃，悍然拿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开刀，在全省批他的右倾路线。省长敢斗省委书记，下面各级班子大抓"小潘复生"，斗得更凶。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在庐山会议之后，带头批斗另一位县委书记张福洪，并亲自动手殴打，以作示范，张福洪每次都被众人揪住头发毒打，有一次竟将大半头皮连头发撕下，头部伤口感染，不幾天便在拘禁因破伤风而死。县、社、队各级干部反"瞒产"中，对农民不惜活埋、点天灯；挨村抢光粮食后，眼看着人口死绝而不发一粒粮食；后来甚至发展到饿死人可卖尸体给医院造标本，便推动"卖尸项目"；强迫化肥厂用饿死小孩尸体炼化肥。
我早在"文革"中就听说信阳大饥荒惨烈到"人相食"的程度，不敢相信。后来看到信阳事件的档案里，果然有这样的记载。在路宪文罪行材料中，提到当时公安局以"破坏尸体"的罪名，逮捕了数百人，这些人是把埋掉的尸体，挖出来吃。当时人们不仅吃别人的尸体，也吃自己家里人的尸体，甚至孩子死了，也拿去换别人家的死孩子吃，真正是历史上"易子相食"的重演。档案中记载，当时大批大批的人饿死，埋都埋不及，起先各个村里的队长，还组织民兵挖一条大沟，把各家各户的死人抬到沟里，码一层尸体，撒一层石灰，怕瘟疫流行。后来，活着的人都饿得不能动了，家里死了人，尸体就摆在那里。活着的人就靠吃尸体延续生命，真正成了鬼域世界。
信阳西部和南部为桐柏山、大别山，自古民风强悍，习于揭竿而起，近在三十年代，曾是张国焘、李先念割据的红军根据地，却在五十年代陷入如此酷烈的境地，而民众驯服如羔羊，任凭宰割，底蕴何在，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学题目。
第三、中央灾难性决策的终端放大，且屡试屡爽。
毛泽东的"大跃进"狂热，导致大饥荒；苏联式治水模式"水库大坝"狂热，导致大水灾；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盲目性，导致大血疫。这三项中央的灾难性决策，在豫南一隅，皆被放大，一直荒谬到尽头。如此反复试炼，又无论多么惨烈的后果，都不能丝毫启动这个社会的纠错机制，因此豫南势必难逃下一轮灾难的降临，是肯定的。
灾难性决策底下，法度、伦理均消失，社会倒退至前文明状态。党的干部在大饥荒中的残忍，已如前所述；尽管"信阳事件"败露后，北京逮捕了那里上万名基层干部，但这并不妨碍"七五八"大水灾后，他们照样浮夸、贪污，把农民逼得再一次逃荒要饭。到了"经济改革"的九十年代，河南地方各级政府可以把组织农民卖血，当成"第三产业"，竟声称"河南有将近一个亿的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在将近一亿人中有百分之一的人卖血，一年就可以有几亿元的利润"，因此各级政府都办血站；终于酿成艾滋病的血液传播灾难后，他们又开动宣传机器大造舆论，谎称艾滋病的传染渠道是性病，将责任推给受害者。轮番的人祸爆发，都是制度性根源，却莫可奈何。
从历史或社会学的角度看，五十年代还飙过一场"共产主义"大跃进狂热，到八十年代便可以再飙一场资本原始积累的另一类血腥狂热，几乎不出一个世代的时间长度，在我的年龄段上，就是从少年到中年而已，如此翻江倒海的激进的社会折腾，我们看不到什么过渡，而社会、人文、民众心理所支付的巨大代价，从未被统治者计算过，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国度！
《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的作者、美国进化生物学家戴蒙德教授说，他和学生们经常讨论一个困惑的问题：为什么人类明明知道严重后果，还会做出灾难性决策？即使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复杂社会，也总是决策错误。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理性的恶行"（rational bad behavior），是指人们经过推理分析，发现对自己有利，或短期有利的行为，虽然明显对他者有害、长程有害，并在道德上受谴责，却可以躲开制裁的话，他们就会一意孤行。
自然，这方面更惊人的显例，是长江上的三峡大坝，论证目标是发电，夸口解决整个南中国用电；建成后又改为"防洪第一"，但"只拦上游来水"，只保荆江大堤，管不了再往下的洞庭鄱阳两湖。今天人们甚至怀疑，这座世界第一大坝，可能引发了四川大地震。
滥用民力，在中国自古已然，如长城、大运河等。这种巨型工程，到现代又发现其破坏环境的新问题。戴蒙德在书中专辟一章讲中国，特别提到的三大"超级工程"（megaprojects），"无疑加重了环境问题"，除三峡大坝，另外两个是南水北调工程（五千亿）和更大的西部开发（八千五百亿）。
他还没有看到一个更惊人的单子，叫作《中国近期的超级工程目录》，上列一百〇六项，诸如，世界最大电力项目"西电东送工程"，五千二百六十五亿投资；世界最大规模高速公路"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总投资九千亿元；农村"村村通"工程，总投资一万亿元以上；中国十二大水电基地发展规划，总投资两万亿元以上……中国的"经济起飞"，还不到两个十年，环境全面恶化，其生态托架还能够支撑多久？这个民族将永远失去她的家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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