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东西，在我潜意识中老想忘却 ……
1999年，是我和青梅竹马的先生老宋、在美国定居的第10年。夏天，我们如常回中国探亲，不料横遭了一场荒唐冤狱。
老宋为在职的美国迪金森学院采购了一批中文书籍，并为自己的文革研究项目、在北京地摊上买了些文革小报，突兀间被中国当局以间谍嫌疑囚禁。
老宋为在职的美国迪金森学院采购了一批中文书籍，并为自己的文革研究项目、在北京地摊上买了些文革小报，突兀间被中国当局以间谍嫌疑囚禁。
我被株连，也身陷囹圄。初始，囚于北京国安局看守所，与一个被嫌疑为台湾间谍的少妇、一个被指定监视“间谍们”的女小偷同囚一室。出国前当法制文学记者时，我时常去监狱采访各类犯人，从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无辜的阶下囚，遭受到一系列的戴手铐、强光照射审讯、裸体检查、强制抱头蹲下等等的尊严和精神的伤害。这种黑色幽默，让我着实体会到何为荒谬，何为无可奈何。
那个月里，审讯者没有审出我“同谋”事实，而我身体的虚弱，导致在一次审讯中突然昏厥，以至不得不让医生上场。而后一段时间，我被冷搁。那是我的一段人生至暗时光，前景莫测，时间迟钝地在囚室的墙上爬行，思绪东奔西突，牵挂独自在美国的女儿，牵挂老宋的去向……
不久，我被转至一个国安分局招待所的地下室，名曰监视居住。到那里的第二天，去院子放风时，瞥见一件熟悉的T恤在晾衣竿上摇曳，我知道老宋也在这里了，紧牵的记挂稍稍有松。
以后的两个多月里，我身边每天有四女警日夜轮流“三陪”（陪吃陪住陪放风）。集子里有一首《那夜，你为何而来》，便是那时的一个镜像。
无论在哪里，人性都是相通的。那段“三陪”时间，老宋和我的品性与见解，悄然地感化了周围的一些正直警员，其中一位原为部队团级干部转业的警官，看守老宋数日后说，才明白这里关押的是什么样的人。
后来他们便瞒着上级私下增加了“一陪”，即女警常常陪我去走廊尽头、老宋的囚室与他见面。让我们在地下室的阴冷里感受到一丝悄悄流动的人间暖意。
也正是那些对我们的案子持同情态度的警员，向上级汇报称警力不足，提议释放被株连的我。于是，从盛夏到初冬，我被囚100天后，终于重获自由，返回美国。
老宋被关押了6个月，最终在西方媒体、国际学界的声援下，在迪金森学院和美国政界的合力营救中，获无罪释放。
老宋回家了，我在营救过程中被逼出来的能量和坚强也就塌方了，倒头便睡了三天三夜 ……
以后几年的每天晨起，我便捧一大杯咖啡，全身心地躲进珠宝设计的象牙塔，潜意识中回避着那片飘忽不定的阴影——那夜间常常噩梦的影像，那段囚窗内外的种种磨难和历练。
2012年，我的母语表达出现了退化趋势。在我刻意淡化对故土的阴暗记忆的同时，累及了与之牵连的方块字。也许，这便是一种人体的自我保护。但我知道，方块字就是我后半生肩背上的故乡，是不可分割的人生组合。
我开始在中国的“新浪”和北美的“文学城”网站开博客练笔，写一些身边见闻。
然而，几年来，走过了三十多个国度，经历了跌宕人生的我，站在北美的天空下，远距离重新审视简体方块字的世界，感觉自己的视野和观念早已不同。
在网上与一些博主和读者的交集中，潜入心里一种越来越强的悲凉。我发现，我的故土还有众多的青蛙人在井底聒噪；还有众多的韭菜人拥抱镰刀感恩戴德。而那些文化人却为了名利学着犹大，抱耻辱为柴薪。那些被“老大哥”*的目光囚禁的，追求着自由和真相的人们则受尽磨难。
悲凉，汹涌地寻找着出口。而后，我开始只写分行。数年里，涂抹了数百首。网上有人评说我的诗中充斥悲观的消极因素，例如【阴影】“雨线，割开城市的伤口/散落的脚链手铐，虎视眈眈/蝶衣撞着铁窗/路灯痛苦地垂下眼帘”；【关窗吧】“那里不会有鸟叫了/时间的树神/已经沉睡/而你，不会来了”。有人说诗中的真挚情感令人感动落泪，例如【姐，别走太远】“我残缺的天空/不可抑制地下着雪雨/我追着你温柔的声线，不见终点....”。也有人说其中的文字力透纸背，例如【自由了，你】“天空，被一把空椅子撑破”；【睡吧】“当丧钟敲醒黎明时/所有的陆地都将崩溃”；【冰山臆想】“地心深处的岩浆，何时敲破/千百年的冻疮？”……
我觉得，如果说，我多年前的小说是写给大众读的，那么，这里所谓的诗便是写给自己或者小众的。那是被沉重的思索压缩了的文字，是思想沉淀过程，更是一种心理的自我调节。
我想，我潜意识中一定是想忘记一些东西。然而，这世界上没有真正意义的遗忘。也许时光可以原谅一些握过风刀霜剑的手，但那人生隧道上踉踉跄跄的脚印，虽睡眼惺忪，却都醒着，如深深浅浅的邮戳，在通过今天，寄往明天的邮件上，探出头，悲哀而不消沉，孤独而不孤单 ……
我不是诗人，选编在这本小册子里的分行文字，便是我那一个个隐约的脚印和邮戳。
暖秋2020年春于洛杉矶
诗集《世界总有两种面孔》的链接如下：
LULU精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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