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啟者，
奉上剛才修訂完畢的《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的電子本，和一冊
《艽野塵夢》，我曾經為該書作了不少註記，但時間一久再加上家
人出事，就找不見了，我也不想再麻煩自己，就把這部有人類學研
究價值的奇書發給諸位。又因為周策縱先生為《源流》作序，唐德
剛先生生前也曾經給我很多鼓勵啟發，策縱先生去世一週年時我曾
經寫過一篇追祭的文章，説了兩位先生的許多事情，所以就把這篇
〈夢多塔記〉也發給諸位台灣學者做一個紀念。我想會有許多先生
反對《源流》的見解，據知余英時先生就很不同意我的方法和結論，
在幾近八十之年，對不同的看法只應有更多的自省；因此在修訂
《源流》時，節刪了一些武斷或不當之句，即便「聊備一說」也是
不可妄言的。
此致
朱學淵
2020年八月二十五日
夢多塔記
——周策縱先生逝世周年祭
旅美中國學者兼詩人周策縱（字幼琴）教授，二〇〇七年五月七日
下午六時於加州伯克利市阿巴尼鎮寓所去世，享年九十一歲。三月
間我與內人曾去拜望，他已經處於彌留狀態，周夫人吳南華博士告
訴我，先生的腦部功能已經不可能恢復。六月去洛杉磯參加「反右
五十年討論會」的時候，聽蒙特利公園常青書店主事女士說，策縱
先生已經于一個月前去世。我無幸是他的學生，但在他失憶前的最
後歲月，有幸成為他的一個忘年的知心朋友，他的去世引起我極大
的哀傷。
二〇〇二年六月一日，我去紐約參加司馬璐先生召集，周策縱先生
主講的「胡適討論會」，那天我隨手帶了一冊《胡適雜憶》，策縱
先生會間休息時下席來坐在我的身邊，見到這本《雜憶》就翻了起
來，他側身對我說：「序是我寫的，這次出大陸版，唐德剛分了幾
十元稿費給我，今天還是第一次見到書。」我平時讀書是翻到哪裡
讀到哪裡，根本就不讀序，於是覺得非常尷尬，會間趕緊讀了這篇
序文，竟是一篇絕妙的文章。就這樣，我認識了周策縱先生。
策縱先生是德剛先生的摯友，第二天我隨司馬、策縱等先生往訪唐
府，唐先生四月間中風腦部受損，起頭連老朋友也不認識了，開門
時竟問策縱先生：「你找哪一位？」然而入座後就記憶恢復，妙語
風生了，唐夫人吳昭文女士很高興，說交談有助病人康復。策縱先
生從進門始，就謙謙地坐在一旁，面帶欣賞的微笑，不時還被德剛
先生的連篇趣言逗得撲哧噴笑，兩個老朋友就象一對濡沫的兄弟。
圖三十三、晚年周策縱
那年二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了拙著《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我
準備在台灣出一個繁體本，本想請唐先生作一篇序，但見到唐先生
的狀況，就沒有啟口，回來的路上把書稿給了策縱先生，他在車上
就讀了起來……這一讀，勾起了他的許多想法，耗去四個月時間把
「原族——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序」作就，發表在北京《讀書》和
台灣《歷史月刊》上。我認識他以後的兩年中，他寄給我許多詩作
和論文，還經常與我通電話，但不久後他的記憶開始衰退，而且病
情發展得很快。因此「原族」就成了他最後一篇有影響的學術文
字。
一九一六年一月七日，策縱先生出生於湖南祁陽竹山灣的一個士紳
家庭，乃父周鵬翥早年留學日本，後參加辛亥革命，一九一三年
「二次革命」時入幕討袁軍，失敗後逃亡日本，後來回鄉主持達孝
中學（今祁東一中），詩文名重三湘。策縱先生說他的父親對甲骨
文很有研究，甲骨文是十九、二十世紀相交時代的考古新發現，只
有那些舊學深厚，而思想新銳的人物才對其有關注、有建樹。
陶鑄也是祁陽人，少年時在家鄉當過小學教員，策縱先生說陶鑄與
他父親熟識。陶鑄為人很坦白真誠，在中共黨內地位很高，長期主
持中南五省的工作，而且與毛澤東的私人關係特別好。可是他的父
執輩朋友周鵬翥，卻在一九五二年被祁陽地方從廣西桂林抓回老
家，由鄉間的土改積極分子拍板「就地正法」，一個辛亥老人就這
樣被「無紳不劣」的意識形態草菅了；而陶鑄本人也因為開罪了江
青，在不到二十年後的「文革」年間，從政治的巔峰上墜落而死。
中國的精英和志士，就這樣一茬一茬地被剿滅或自噬了。
策縱先生和小他五歲的弟弟策橫，都畢業於中央政治學校，那是一
所為國民政府培養黨務和行政人才的學府，課程設置與大學文科一
樣，教授陣營也非常傑出，因此也叫「政大」。政大學生在校不愁
衣食，畢業不愁失業，因此也為窘困而優秀的流亡學生趨鶩。馬英
九的父親馬鶴齡是低策縱先生一班的同學，又是湖南同鄉，因此非
常要好，馬英九結婚時還給他發了請柬。要是策縱先生活到今年的
話，馬英九當選台灣中華民國總統一定會令他很高興。
策縱先生一九四二年從政大行政系畢業後的幾年，現在外間的說法
是：「曾先後主編《新認識月刊》、《市政月刊》、《新批評》等
刊物，並一度供職于重慶市政府。一九四五年始，任國民政府主席
侍從室編審（秘書），與陳布雷、陶希聖、徐復觀等聞人共事。蔣
介石當時的一些重要文稿不少出自周策縱的手筆，如台灣『二二
八』事變後的《告台灣同胞書》就是由周所執筆的。」（見《維基
百科》）
然而，策縱先生告訴我，一次軍委會上蔣介石點名林彪分析國際形
勢，他也在場，林彪的發言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查林彪是於一九
四二年二月從莫斯科回到延安，是年十月至次年三月在重慶與周恩
來合作從事統戰，並蒙蔣介石多次召見（見丁凱文主編《百年林
彪》，明鏡出版社）。可見一九四五年前策縱先生名義上是在重慶
市府供職，實際參與中樞工作。而《新認識》是政大校刊，《市政
月刊》是重慶市府的門面，主編刊物只是他的兼職而已。
策縱先生曾經贈我一冊《周姓史話》（江西人民出版社），內中有
古今中外周姓名人如周瑜、周恩來、魯迅、韓素音（原姓周），及
至周策縱的小傳，在他「一九四八年初赴美……」一段文字前面，
他在頁邊插敍「刪去我於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為蔣介石工作的三
年」。那就是陳果夫、陳布雷薦他任國民政府主席侍從室任編審的
事情。他在蔣介石身邊工作的正式名義，是從一九四五年開始的。
策縱先生告訴我，那時他還是單身，就住在總統府裏為蔣介石起草
文稿，他說蔣介石生活很簡樸嚴謹，但為人比較固執，還說蔣的舊
學功底也還不錯，對王陽明的那套知行學說搞得很清楚。宋美齡的
作風很美國派，對下屬客氣隨和，沒有專制作風，但生活卻很奢
侈，勝利前後人民生活困苦，她還用牛奶喂狗，因此他非常看不慣。
德剛先生告訴我，蔣介石宋美齡都很喜歡周策縱，但周策縱卻不喜
歡他們，而且對自己在蔣介石身邊工作的經歷不以為榮。有一次，
策縱先生無意中與我談到台灣的「三民書店」，他說「我原以為那
是一家國民黨辦的出版社，因此什麼書都不找它出，後來才知道它
是專注學術的，實在是很大的誤會」。從這個小小的「誤會」中，
可以看出他後來與國民黨已經很生疏隔膜了。
圖三十四、周策縱手跡「刪去我……為蔣介石工作的三年」
南華女士說策縱先生在侍從室工作期間，曾經寫了若干關於實行土
地改革的建言，而腐敗和內戰形勢爭相愈下，蔣介石也不可能對他
的建議有積極反應，於是他對國民黨的前途非常失望，乃至決心辭
職到美國來留學，鵬翥先生在家鄉變賣了田產，分予縱橫兄弟各黃
金四條，自是希望他們統統遠走，策橫先生將自己的一份讓給了手
足。臨行前策縱先生去陳布雷處道別，陳對他說了一些很悲觀的
話，希望他能留下來做一些挽救工作，而陳布雷自己也于同年十一
月以死了斷了對党國和領袖的忠誠。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是中國命運決戰的時期，也是策縱先生最接
近中國權力中心的時候，他對人說：「我跟蔣先生做秘書工作，有
兩年多的時間。那段時期，我有機會接觸黨、政、軍、文化、學術
各界的名人，還有各黨各派的領導人物和外國人，如胡適、章士
釗、毛澤東、周恩來、李宗仁、馬歇爾等等。周恩來同蔣介石談
判，我就在場。有機會接觸這些人物，能估量他們的本色、想法和
能力，不能說對我日後的研究有直接幫助，但起碼可以擴充我的觀
念。」
他還說：「從抗戰勝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到召開國民大
會，通過憲法，改組政府，每次重要會議我都在場。於是，我逐漸
認識到政治多麼黑暗，派系如何紛爭，黨派何等癱瘓（我指的不只
一個時代、一個政黨），我如果繼續工作下去，對國事決不會有太
大的補救，自己的個性，也與官場不合。尤其重要的是，我認定當
時中國的現代化和改革，只能從黨和政府之外去推動，作為人類一
分子和一個中國人，我必須爭取獨立思考，充實自我和完善自我。
因此，『知迷途之未遠』，我於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考取自
費留學，就決意辭職出國。起初辭職不准，後來我再三堅持，並推
薦初中、高中、大學都是同學的唐振楚學長接替，一年後始成
行。」（劉作忠「浮海著禁書——周策縱和《五四運動史》」）
蔣介石身邊聚集了一批德才兼備的君子，陳布雷等是一代，周策縱
們又是一代，然而代代都於國事無補救，可見中國的問題不是人格
和學識的欠缺。而國民黨裏發生過的事情，後來又在共產黨裏重演。
周策縱的地位或許很像毛澤東身邊的青年田家英，然而周策縱可以
一走了事，田家英卻被嚇得「畏罪自殺」，專制主義能在中國愈演
愈慘烈，那就一定是制度或傳統的問題了。
傳統社會「士」是有獨立人格的知識份子，「學而優則仕」則是讀
書人貼附權力的道路，毛澤東說知識份子是一個「皮之不存，毛將
焉附」的群體，即以為中國沒有獨立於權力之外的讀書人。但策縱
先生不然，得到了別人求之不得的地位，又無所顧惜地放棄它；而
且出了一個營壘，不進另一個營壘，他是「不仕的士」的範例。
圖三十五、唐德剛與張學良討論其口述歷史
策縱先生在美國進安娜堡的密茨根大學。德剛先生進的是哥倫比亞
大學，在重慶讀的是中央大學，然而德剛先生的老叔唐生高是策縱
先生政大的同班，因此兩人在重慶時就認識了。德剛先生說「湖南
騾子」與「安徽老母雞」言音不甚通，所以相聞聲而不多相往來，
但在紐約的一次亞洲學會上重遇後，策縱先生每到紐約，兩人「時
常在紐約十八層高樓高談闊論，一談就不知東方既白」，成了莫逆
知交。（《胡適雜憶》序）
德剛先生在重慶就有文名，來美國後與林語堂之女林太乙在哥大同
學，於是就為林家父女辦的《天風月刊》寫文章，後來林語堂舉家
去了南洋，《天風》息影，一群「文渣詩孽」組織了一個「白馬文
藝社」。白馬社出了許多名人，當年卻有許多趣事，德剛先生說他
曾經主張社內不能談戀愛，但是清規戒律約束不了少年爭情，青春
烈火終於焚毀了這座象牙紙塔。
要說白馬社是泛文藝團體，還不如說是一個青年詩社，導師兼招牌
則是主張白話新詩的胡適之，他當時也流寓在紐約。胡適之雖然反
對舊詩，對舊詩的品味卻很高，他對這群文學青年的舊詩評語至多
只是Acceptable（可接受）而已，內容則大多貶如「無病呻吟」或
「陳言未去」，惟策縱先生是他心目中的夠格詩才。
唐著《雜憶》說：「密茨根大學裏的一批男女詩人，他（她）們多
半以詩代信，尤其是多產作家，新舊一腳踢的大詩翁周策縱……筆
者也偶爾附庸風雅『狗尾續貂』一番。江郎才盡之時……就只好相
應不理，但是策縱窮寇必追，又說我們：『覆信每如蝸步緩；論交
略勝古人狂……』我們把這些詩拿給胡先生看，胡公莞爾，說周策
縱可以做，你們可以多做做新詩。」
策縱先生生於一個湖南詩家，得益于詩韻和典故的庭訓，在長沙高
中讀書時就有許多詩作在上海雜誌上發表，誦有如「易地吳歌成楚
諺，入江湘水過秦淮」這樣的少年絕句。去國之前他已聞名南京上
海詩壇，一九四八年三月「春鳥」詩友雲集上海瘦西湖酒家為他送
行，席間他賦有「春鳥」一詩，云：
春鳥危巢與共鳴，買琴一喻為彈箏。
言詩海上風騷激，羈旅江南草木驚。
偶挾疏狂尋飲者，蹇從憂患拾餘生。
瓊樓亦有傷懷事，況待鸞飄去國行。
詩人對國事敗壞的無望和與友人離別的懷傷，于「危巢共鳴，憂患
餘生」間表露一盡。
那一代青年是在流亡中度過青春，周策縱從重慶輾轉來到了美國，
田家英則繞延安進了北京。然而，時局的變化和西方的艱辛統統甚
於他們的估計。策縱先生來到美國的第二年，國民黨就從大陸出走
了，他暑假要去芝加哥的一家「好世界餐館」當Bus Boy（無小費
收入之搬盤碗工），這位忠厚的黨國「文膽」竟受盡欺凌，一九四
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他寫下一首打油的「留學歌」：
我來拜金國，金盡學無涯。
既拾老人履，又過屠夫胯。
苦工都做盡，靈藥尚餘「渣」。
天將降大任，我豈真傻瓜！
這之于田家英未來的苦境，拾拾「老人履」，過過「屠夫胯」實在
是太大的幸運。然而左右兩翼有識之士都無法在祖國生存，才是中
華民族苦難的宿命。
朝鮮戰爭後，美國接受處置錢學森等人失誤教訓，開始挽留中國科
技人才，但是文法科學者的處境依然艱難。此中固然有語言的障
礙，種族的歧見，或文人的相輕，但「供過於求」也是實際的問
題，胡適之和自命「腳踏中西文化」的林語堂都沒有謀職的機會。
蔣介石的親信，周恩來的南開友人，普林斯頓的政治博士吳國楨，
只能在一所南方地方學院裏教教書。德剛先生有「胡適將哥大當北
大，哥大不把胡適當胡適」的不平之言，吳國楨或許還有「天堂不
把人才當人才」的鬱結。客觀地說，西方是把他們當作中國文化的
代表，但這種文化本身落後了。
一九五四年，策縱先生在密西根獲得博士學位後，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聘他到哈佛東亞問題研究中心從事研究，共事的還
有洪煨蓮、楊聯陞等，年輕的余英時那時也在哈佛攻讀博士，這些
中西學者的「內識」和「外識」，將哈佛的漢學研究推上了顛峰。
一九六〇年，也就是策縱先生在美國耕耘十二年後，哈佛大學出版
了他的巨著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五四運動史》），奠定了他的學術成就。
英文《五四運動史》前後發行了七版，羅素第二任夫人，西方著名
的女權運動者Dora Black女士寫給策縱先生的親筆信，最能說明該
書在西方世界的影響，信中說：「當我讀你的書《五四運動史》
時，我就立刻覺得必須寫封信，並且設法寄達你，因為我要為你這
書而感謝你。如你所知，我於一九二〇年和羅素一同訪問中國，事
後就和他結了婚。作為一個外國人，我當時未能知道中國正在進行
的活動的詳情，這些詳情你在你書裏是那麼美妙地敍說了。但我自
己也確感覺到那個時代和當時中國青年的精神與氣氛。這種精神和
氣氛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膚，而且從那時起我就說過，我已從中國的
那一年裏吸收到了我的生命哲學。現在讀到這全部歷史故事，和那
些參與者的一生、時代與活動，而一部分參與者，如胡適、梁啟超
和周恩來等，我又曾親身會見過，這樣讀了真使我感覺非常痛
快……我只希望目前英國能像當年中國青年的年輕一代，希望能有
像蔡元培校長等人一樣的大學首長，願意支持他們的學生。最後，
我必須恭維你在你的書中所表現的學問和研究。」
圖三十六、羅素和夫人Dora Black
策縱先生在哈佛一共工作了九年，其間結識了在波士頓接受麻醉科
專業訓練的吳南華女士，南華女士生於一九一九年，原籍江西九
江，畢業于成都華西大學醫學院。南華女士與策縱先生結婚後繼續
行醫，並育有兩女聆蘭和琴霓。一九六三年，策縱先生受聘擔任威
斯康辛大學東方語言系和歷史系教授，是年四十七歲。次年遷家至
Madison市，他將1101 Minton Road的寓所命名作「陌地生市民遁
路之棄園」，事實上那是他和南華女士不離不棄的美滿家園。
圖三十七、周策縱先生故居「棄園」
物極而返，閉國終有開門時，中美竟也有復好日。一九七二年南華
女士就曾經先期取道加拿大返國探望年邁的父親，還在北京見到了
華西同學「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而等到一九七八年策縱才與
南華女士帶著聆蘭和琴霓返國，見到的是一片學術的空白和委屈經
年的故舊。他們先到南寧探望弟弟策橫先生一家，又去了長沙九
江，上了廬山，在北京還見到當年手書《世說新語》一則為他送行
的顧頡剛先生，頡剛先生附言：「策縱先生將渡重洋，譬如鶴之翔
乎寥廓，廣大之天地皆其軒翥之所及也。」三十一年遠鶴終於歸
來，頡剛先生的欣喜可以想見，一九八〇年策縱先生再去北京，是
年底頡剛先生就仙逝了。
策縱先生還結識了有同好的北大教授周汝昌先生，兩人合譽「紅學
二周」，汝昌先生說：「策縱先生久居美國，為中外咸知的名教
授，博學而多才，思深而文密，我曾稱他是一位綜合性學者，因為
學兼中西，又通古今，比如他的代表論著是英文本的《五四運
動》，而又覃研甲骨金文學，對中華古文化有獨創的見解⋯⋯他作
七律詩極有精思新句，不落窠臼，然而也善於寫白話新體詩，都有
雅人深致而無時俗庸陋氣。蓋根柢厚，天賦高，又非常用功，精力
充沛——我沒見他在百端忙碌中有過一回露出倦容。所以學有成
就，總非偶然之事。」
汝昌先生說策縱先生有巧思，一九八〇年夏國際《紅樓夢》研討會
議在Madison市的Mondota湖邊召開，策縱先生「向大家介紹，
說會議為何單單在此召開——湖名已經顯示了：它叫「夢多榻」！
可知在此必善夢，亦善《夢》也！這方面，似乎頗有古人所贊的
『錦心繡口』了」。策縱先生的「夢多榻」竟在異國「陌地生」，
這巧思中有沒有鄉思，有沒有惆悵？
策縱先生的才具遠甚於巧思，對平庸人士美國常用clueless（無線
索）一字相貶，策縱先生卻有捕捉線索的過人天賦。「原族」一文
以甲骨文「族」字是「旗下集箭」開篇，他以為突厥部落的「十
箭」組織和女真民族以「牛錄」（滿語「箭」字）聚合「八旗」的
社會結構，是與中原古文字結構一致的，他從而為「北方民族出自
中原」找到了文字學的線索。
他提示我辨識甲骨族名的讀音，他說郭沫若識別出甲骨「帚」字就
是「婦」，是一個很了不起的發現，但許多甲骨氏族名中都有
「帚」字，丁山對此很有研究，叫我也不妨想一想這個問題。當時
他已經八十七歲了，後來我以u／hu／phu 之音識別出一群含
「帚」字的甲骨族名（帚好、帚妻、帚妹、帚妊、帚白、帚婡）
時，可惜他已經開始失憶了。
一九九三年，山東鄒平出土了四千年前刻有十一字的一塊陶片，
《明報月刊》先請甲骨大師饒宗頤先生作釋，而策縱先生對饒先生
的辯字、順序都有不同見解，他讀出的是「齊子以夏長河左（南）
悤（聰）龜易（賜）望」，《明報月刊》連月刊出他的「四千年前
中國的文史紀實」，宗頤先生有點不耐煩，忠厚的策縱先生竟然也
以趣文調侃：「我竟違背時代潮流，以為『文化中國』的同胞，知
識份子，怎好不普遍關心祖國發現了可能是最早的文字？……現在
我真自覺大錯了，連我的老朋友古文字學大家都讀得厭煩，阻塞了
他再做考證文字的興致……。」
兩位大師之異說，孰磚孰玉？我不必武斷。但策縱先生做學問的熱
情，卻與德剛先生形容他索詩如追窮寇一樣的逼真。而我也有一次
類似的經歷，一日近午夜的時分，我已上床，他來電話對我說：
「羅馬公主向阿梯拉求婚一事的注解，有一句話不通……」過了幾
天，他就將對《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注解編列和若干修改意見寄
來給我。是年我六十歲，已經有了一些得過且過的想法，然而八十
六歲的他，依然求知不惰怠，汝昌先生說他「所以學有成就，總非
偶然之事」，實在不是虛妄恭維之言。
我常寄一些網上文章給他，其中一篇是陳獨秀去世前在四川江津境
況，他讀後非常感觸：「那時我還很年輕，只知道陳獨秀也在四
川，但不知道他是如此淒涼，這樣一個大人物，竟要在鄉下受這般
的欺負，實在太可憐了！對有骨氣的人，政府實在是可以再客氣一
點的。」我也把自己寫的一些時評和散文寄給他，他讀後還把那篇
「南疆紀行」送去給了威大圖書館收存。我對他說寫這些文字很浪
費時間，他說：「不必這樣想，不浪費在這裡，也會浪費在別處，
要完全離開政治是不可能的。」
策縱先生是個忠厚正直的正人君子，他的詩詞好、文章好，學問更
好，少年時籃球也打得很好。才高者難免氣盛，但他敏事訥言，謙
虛謹慎。有這樣的人品和學問，他一生受到過很多高人器重，然而
他不僅知遇感恩，還樂於施惠後進，知其人者皆譽之「真君子」。
一九八二年秋，策縱先生作《拾哀詩》吊念師友，有小序云：「平
生所識近代學人作家，或為前修，或為同輩，遇我特厚，期勉尤
殷。二十年間，紛紛凋謝。按年屈指可計者，張君勱（1887-
1969）、胡適之（1891-1962）、洪煨蓮（1893-1980）、顧頡剛
（1893-1980）、袁同禮（1897-1981）、蔣彝（1903-1977）、徐
復觀（1903-1982）、羅香林（1906-1978），凡得十人。爰作此
篇，以志哀悼。」詩云：
問世人何少？秋花拾更哀。
移風銘翠柏，瘞筆潤蒼苔。
道喪薰蕕雜，憂離庠序摧，
大招徒一絕，天地滿寒灰。
二十世紀懷繼往開來大志的優秀人物，當遠不止上述「凡十人」。
然而這人才濟濟的一百年，中國社會始於「移風」，卻止於「道
喪」，五十年沉渣泛起後的「薰蕕」（香臭）不辯，和「庠序」
（教育）敗壞，則是策縱先生去世前二十五年預覺的局面。策縱先
生的離世，標誌著出自傳統而走出傳統的拼搏一代行將凋零一盡。
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不平庸的一代，他們在祖國無以施展，
離鄉背井後卻大放異彩，這是他們的才具和苦難，也是中華民族的
悲哀。
2008年六月二十三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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