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剛滿27歲的羅冠聰曾是雨傘運動領袖、香港史上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卻遭剝奪議席、因傘運入監；去年8月赴美國耶魯大學留學、今年4月返港、6月中投入立法會民主派初選；6月30日港區《國安法》一通過，他曾任創黨主席的香港眾志解散，他流亡到英國打國際戰線；8月10日他留在香港的戰友周庭被捕，他透過臉書表達憤怒痛心，並期勉夥伴們安好、繼續在各自的戰場奮鬥。
在反抗中共暴政、追求香港自由民主的這條路上，羅冠聰是個不斷前行的趕路人，前方彷彿有個聲音催促著他，讓他停不下腳步。
6月底某日，羅冠聰揹著後背包、拖著行李走進香港國際機場，大廳的冷清景象平添他內心的不安，腦中幾度浮現自己被海關攔下的畫面，直到登了機、起飛的剎那，他才意識到，終究得離開這座璀璨的城市了…這一別不知何時才能歸來？他忍不住朝窗外看了最後一眼。
羅冠聰
- 出生：1993年
- 學歷：耶魯大學東亞研究碩士、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學士
- 經歷：香港立法會議員、香港眾志創黨主席、雨傘運動學生代表，著有《青春無悔過書》
已解散的香港眾志曾引用鄭南榕「爭取100％自由」名言製作旗幟，羅冠聰如今進行國際倡議也帶著這面旗幟，香港的民主自由已是他一生的追求。（陳彥廷攝）
被迫離港 為理想出走
「對我而言，香港是無可取代的。」7月下旬在倫敦的攝政公園內，羅冠聰對我回溯他的出逃，談到自己對香港依戀的那瞬間，他一改一貫的冷靜拘謹，語調難得放緩、柔和了下來。
那日，我們坐在一張長凳兩端對談，遵守英國政府防疫政策規定的一米多社交距離。7月中，我透過WhatsApp約訪羅冠聰，訊息來回間，他的省話令人摸不透是效率抑或冷淡；而初見面，他毫無意外穿著時常在媒體鏡頭前亮相的深色立領襯衫，脖子被滿排釦與衣領合力軟禁起來。內斂而自我束縛，大抵是他給人的第一印象。
「我不會說我是自願離開的，當然是因為《國安法》的影響，被迫要做這選擇。」他摘下眼鏡，瞇成縫的雙眼下方掛著3層眼袋，露出些許倦容。
淡然以對 勇敢學承擔
港區《國安法》來勢洶洶，5月底，中國人大通過立法草案；6月30日，在連條文都沒公布的情況下，通過該法、當晚即生效；7月1日，港警依此法逮捕超過300人。而羅冠聰為了能不受拘束進行國際倡議、呼籲世界挺香港自由民主，趕在法案通過前遠走他鄉，並於7月2日公布自己離港、13日宣布身處倫敦。7月31日，香港警方正式以該法通緝羅冠聰，控訴他涉嫌煽動分裂國家。
羅冠聰說，這種「被迫」的人生重大轉折他看得淡然，因為早不是第一次了。
2017年7月，身為香港最年輕立法會議員的他就任不到一年，就被香港法庭裁定議員宣誓無效而遭剝奪議席（DQ），隔月再因2014年雨傘運動涉「煽動他人參與非法集會」遭判刑入監，刑期8個月。對他而言，這次的流亡與3年前從議員跌落為階下囚，兩次轉折的「被迫」本質沒有區別。
曾為香港最年輕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右）遭法庭認定其宣誓過程違法，遭剝奪議席。（翻攝立法會Flickr）
旁觀者或許難理解，羅冠聰長期的戰友、在美國念博士的前香港眾志常委敖卓軒認為，羅冠聰3年前的境遇完全在他個人控制範圍外，而這次的流亡起碼是自己做出的抉擇。
「這次同樣不太是我能決定的…我覺得我有必要去承擔某種責任。」羅冠聰解釋，國際倡議是他擅長的，香港又需要一位國際社會認識的公眾人物，所以他只能離開。
羅冠聰當然是相信自由意志的，這種被迫感，或許源自他對「現實束縛理想」這一必然的體悟。有了體悟，他揹負的包袱就越來越多，例如親人朋友的安危。
訪談間，相較於對理念的侃侃而談，面對所有涉及香港手足、親友的問題，羅冠聰總是瞬間切換為省話模式，拋出一句簡答就陷入沉默，彷彿深怕多講一個字，就要將這些至親至愛推入港區《國安法》的陷阱中。
沒能告別 掩不住遺憾
我問他決定逃亡的過程，他強調，雖有和黃之鋒等手足聊過，但最終是他個人決斷。討論過程？「我不能說啦，如果我入罪的話，會有些影響。」事前有告訴家人要來英國？「沒聊這些，怕他們被指控合謀。」於是，就連羅冠聰母親，也得事後才能從他的臉書貼文得知兒子動向。
羅冠聰出身藍領家庭，住公屋，父母都是打工族，他在深圳出生，6歲隨母親到香港與家人團聚，後父母離異，他隨母親生活。羅冠聰從小愛看漫畫、踢足球、打電玩，直到中學加入辯論隊才開始關注公共事務，而2010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啟蒙了他對自由民主的嚮往，進而踏入社運與政治一途。
羅冠聰說街頭、議會、國際3條戰線缺一不可，今年6月他原投入立法會初選，因港區《國安法》不得不流亡後退出。
近日，羅冠聰透過FB直播回顧自己的不告而別：「離別是不痛苦，但沒有一個好好的告別，才會令離別變得痛苦。我覺得這個…在某些時候都是個遺憾，所以大家記得珍惜和身邊人相處的時間。」掛著淺笑，他用不疾不徐的語調，罕見地洩漏了自己的柔軟。
他在香港的朋友理解他的處境。長期支持民主派的香港藝人「民主男神」、同時也是羅冠聰多年球友的王宗堯回憶，就在他公布已離港的前幾天，仍一如往常參與足球隊的例行球聚，「我們事後都很驚嘆，啊！前幾天還一起踢球、吃宵夜，他突然就走了…」雖感悵然，王宗堯仍說，羅冠聰偷偷離開是為了保護他們，「他知道有些東西得要他自己一個人扛，他扛東西的方面挺強的。」
無畏受訪 國際頻發聲
羅冠聰想要扛起的，遠不只身邊親友的安危。
來到倫敦後，羅冠聰彷彿等不及要在國際舞台上，扛起香港的命運。接受各國媒體一場場的專訪，其中BBC HARDtalk專訪獲廣大關注，在YouTube上僅10天就累積超過63萬觀看次數；他頻繁跟各國政要見面，連美國國務卿蓬佩奧（Pompeo）7月訪英都特別與他單獨會談；即便私底下，他也大多在研究英國政治體制及撰寫、發表倡議文章。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右）7月訪英期間，特地指名與羅冠聰（左）單獨會面逾20分鐘。（翻攝立法會Flickr）
羅冠聰在倫敦的緊密戰友、長期關注香港議題的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成員裴倫德（Luke de Pulford），對羅冠聰的企圖心與責任感印象深刻。某次他為羅冠聰安排了一場簡報會議，羅冠聰單槍匹馬面對多位資深國會議員，全程簡報香港議題一個半小時；此外，羅冠聰無論與多資深的政治人物應對，都維持一貫的冷靜，即便使用非母語，也能條理清晰、毫無怯場。
「Nathan（羅冠聰）每次和政治人物的應對都令我印象深刻！」Luke強調：「他能勇於展現自己，對他們就像他對我一樣。我認為這是因為他揹負了香港人信差的角色，如果今天他只代表自己，在那些情境，他很可能會緊張不知所措。」
Luke說，羅冠聰的努力正在逐步累積成果，當前英國政府著手重新檢討對中政策的方向，他的意見已受到國會議員們普遍重視，被納入討論。
羅冠聰（發言者）在留學耶魯期間，便積極投入國際倡議，圖為去年9月他與黃之鋒（右1）、梁繼平（左3）、何韻詩（左4）等戰友赴美國國會遊說《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翻攝南希．佩洛西Twitter）
出獄沉潛 赴耶魯進修
國際戰線這種生活累嗎？「為了香港這城市，你必須被社會影響著你的變化，和你要做的事情，所以…沒有未來可言啊…我就是這樣的生活節奏吧。」羅冠聰回答。
這種生活節奏多久了？他不清楚，「因為政治是個不斷的過程嘛！」即便2017年出獄後，他貌似擁有了一段沉潛的時間，能回頭檢視人生，還出了自傳《青春無悔過書》，隨後赴耶魯留學，但那也是被大環境某程度的制約和驅使。例如，他基於國際倡議的方便性與發展性，從3所大學中選擇了耶魯。
無論在香港、美國或英國，當羅冠聰意識過來時，自己就已經這麼匆匆地趕著路了。
2017年遭剝奪議席與入監服刑是羅冠聰生命中一大打擊，但他沉澱自己、學著淡然面對挫折。圖為坐牢2個多月後申請保釋獲准，得以出獄。
旁人的角度看來，羅冠聰壓力很大。「有時覺得他很壓抑，有很多事情要考慮…」王宗堯說，羅冠聰和同年紀的夥伴相比成熟不少，但還是需要放鬆、娛樂、朋友的陪伴，「他畢竟還是個小朋友。」
去年12月耶誕節假期，羅冠聰從耶魯飛回香港過節，王宗堯觀察，他當時為了學業規劃、家裡的事、感情困擾而顯得心事重重。王宗堯和球友們於是約他到朋友家開耶誕Party、喝點小酒、唱KTV。那晚，羅冠聰與朋友們玩了整夜的「上山下山」無聊小遊戲。
無聊冷笑話也是羅冠聰的專長。王宗堯吐槽：「他喜歡講笑話，但普遍都不怎麼好笑…就是類似小明系列的笑話、猜謎的那種。」或許，那是羅冠聰獨特的紓壓方式，抑或是他身上僅剩不多的、這個27歲大男孩理應要有的孩子氣。
踢球洩底 責任一肩扛
真正讓內斂拘謹的羅冠聰能夠任性撒野、展現純然不受拘束的自我的地方，大概只剩足球場了。
「他在球場上比較自我，不像在外面是思考大局型的，看得沒那麼宏觀、容易把球帶死。他想靠一己之力做些突破性的盤紐、想帶球過很多人、想進球…有時候什麼都想做！他也想負責中場防守，但進攻意識太強，所以他打中場的時候常常會不見，跑到前場去…哈哈哈。」談著羅冠聰的球風，王宗堯忍不住笑了起來。
就連在足球場上，羅冠聰都想要扛起所有差事；所幸，在那一方天地，他扛的不是責任，搞砸了比賽都能重來。王宗堯說，任性踢球的羅冠聰笑得特別輕鬆開懷，那是他擁有最單純的快樂。
如今，羅冠聰遠離了香港的球場和球友，在英國依舊踢足球。Luke說，為了確保羅冠聰的生活在政治以外有個宣洩壓力的管道，他會拉著羅冠聰去踢球。
流亡的日子裡，足球為羅冠聰帶來單純的快樂，卻也勾起他在香港的往日記憶，彷彿再度提醒自己，必須時時承受不知何日方能重回香港的痛苦。這樣的快樂與痛苦相生相伴，似乎註定成為他生活的本質。
冀望改變 情感成羈絆
在《青春無悔過書》中，羅冠聰引用魯迅譯自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詩句「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自勉。這也是他此刻的心境。
自從自己的生日成為劉曉波忌日，羅冠聰不再於生日當天慶生。7月底，即便人在英國，依舊有志同道合的朋友為他補慶生。（翻攝羅冠聰臉書）
他這麼詮釋：「作為一個activist（行動者／實踐家）是沒有資格談絕望的，我們要做一個empowering（賦權）的角色，在很艱難的時候讓人覺得有改變的可能…我不覺得我們要盲目地相信改變很快會發生，但假如我們不去相信改變會發生，它就真的不會發生。」
羅冠聰說，在政治的過程中，肯定有萌生失望的時候，「絕望也曾在腦海中閃過吧。」最深刻的打擊就是3年前被DQ、入監接連發生，「但在這樣威權的環境下，即便不被DQ，哪天也會被告、被什麼的…你要將它視為一個必然的path（途徑）嘛！它只是很高的一個山峰，你本來就要跨過它，才能安然地去持續你的工作。」
在這必然要走的反抗絕望的道路上，情感始終會是趕路者最大的羈絆。
戰友們的處境、家中兩隻貓對他的依賴、最愛吃的位於銅鑼灣的「源品雞煲」餐館、足球場上與隊友的One-two撞牆式配合過人…香港的一切記憶，對羅冠聰多少都是心理上的負擔。
斷絕往來 沉痛護親友
當然，母親會是他最大的罣礙。即便個性內斂，羅冠聰過往在媒體鏡頭與自己的FB、Instagram上，都屢屢流露出對媽媽的孺慕之情：他會陪媽媽買菜，媽媽也總盼著他在母親節等許多節日回去一起吃頓團圓飯；媽媽從起初反對他參與社運和政治，幾度掙扎後轉為全力支持。他仍舊難以避免母親為他擔憂，擺盪在公眾事務與親情之間，他曾嘆：「人生路上，平衡是種最難的藝術。」
揹負香港的命運，羅冠聰（左）被迫拋下母親（右）與2隻愛貓，獨自踏上流亡旅程。（翻攝羅冠聰臉書）
才不過3年前，羅冠聰即將入監，與母親一起接受電視台採訪，記錄他們的團圓飯，他罕見地面對鏡頭傾吐愧疚：「可能面對家人，我才是最自私的那個，我在走不知如何回報家人的路…做這件事就是我成長和經歷告訴我是正確的事，有時也感覺自己有點不孝，這樣增添家人壓力，但我會好好地生活，無論當下有任何難關，都希望安然無恙渡過。」
然而此刻，羅冠聰能夠為母親以及仍在香港的親友們所做最不自私的決定，卻只剩下與他們斷絕往來。
那日採訪尾聲，我問了羅冠聰，抵達倫敦後也沒再與母親講過電話？「嗯，不能講啦。」究竟是不能跟母親講電話？還是不能跟我講實情？我不忍再追問。
就在7月底香港警方正式通緝羅冠聰那晚，他隨後在FB發文回應，除了痛斥中共暴政、呼籲港人繼續對抗白色恐怖，更沉痛地宣示：「我離港後已沒有聯絡我的親人，在此亦正式與他們斷絕關係，不再往來。」
大愛無私。在反抗絕望的路上，他已別無選擇。
羅冠聰很喜歡漫畫《灌籃高手》，特別喜歡三井壽跟安西教練說他想回來打籃球的那幾頁，「有種維持青少年初心的感覺。」他說，為香港做點事，是他永不遺忘的初衷。圖為他去年接受本刊專訪，攝於香港立法會公民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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