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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17日星期一

苏晓康:共产党今天才成黑帮?

【按:一位中央党校的教授,认识到中共是"黑帮",乃颠覆性觉悟,然而离"党史"还很遥远,不说六四、不说文革、不说反右,说更早点儿,看这个党是什么货色。这篇文字有个小标题:『豫南:中国当代史』,我先写了那里的饥荒(五九)、洪水(七五)、血祸(九〇),才问下面那一句。】



在豫南这块土地上,轮番、交替出现的,是社会须臾间局部解体、文明消亡、禽兽奔突的状态,当作何解?

第一、彩排了毛式"乌托邦"全剧终场的结局。

北京有个毛泽东,河南有个吴芝圃,则信阳便出了一个路宪文。信阳是河南最靠南的一个专区,人口一千万,在大跃进中很出风头,有两件事是载入史册的:一件是遂平县的碴牙山卫星合作社,在1958年4月成为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全国纷纷朝圣取经;另一件事是西平县和平社宣布小麦亩产达7320斤,这是大跃进中放出的最大一个卫星。至今凡谈及中国大跃进的荒唐,不可不举此两例。

当时的信阳地委书记叫路宪文,是一个大跃进的极端激进派。信阳产生上述两个出风头的全国典型,是他的激进政策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为他的政治资本,"庐山会议"以后他就愈加疯狂,据后来中央工作组关于路宪文所犯罪行的报告称,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逮捕1774人,其中369人死在狱中;拘留一万多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打人最严重的光山县,公社一级的干部亲自主持和动手打过人的占百分之九十三,斗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自拷打农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其中有一个农民,是被他吊起来活活烧死的,当地称为"点天灯"。河南省委检讨中也不得不称信阳"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一个谜。今天人们所说的一百多万这个数字,最早出处在中央工作组组长陶铸1961年4月间的一个讲话中,他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从中央工作组的档案里,我们只能看到两个惊心动魄的数字:一是表面统计饿死十万人的息县,竟有639个自然村几乎无人幸存,永远从地图抹去了;二是仅据潢川、光山、息县三个县的统计,家庭成人死绝而剩下来的孤儿,竟有一万两千人之多。

信阳提供了一个模型:毛泽东的大跃进如果不在一九六〇春天刹车的话,那么不止河南,而是全中国都将出现"信阳模式",则这场大饥荒将会饿死的人,就远远不止杨继绳给出的"三千六百万"这个数字,而注定会死上亿人!

第二、干部豺狼化、社会羔羊化、人伦底线洞穿。

信阳成鬼域世界的两大特色,一是干部打人成风,二是民众吃尸体成风。干部凶狠,乃上行下效,五七年夏在毛泽东批判邓子恢右倾路线的诱发下,河南省长吴芝圃,悍然拿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开刀,在全省批他的右倾路线。省长敢斗省委书记,下面各级班子大抓"小潘复生",斗得更凶。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在庐山会议之后,带头批斗另一位县委书记张福洪,并亲自动手殴打,以作示范,张福洪每次都被众人揪住头发毒打,有一次竟将大半头皮连头发撕下,头部伤口感染,不幾天便在拘禁因破伤风而死。县、社、队各级干部反"瞒产"中,对农民不惜活埋、点天灯;挨村抢光粮食后,眼看着人口死绝而不发一粒粮食;后来甚至发展到饿死人可卖尸体给医院造标本,便推动"卖尸项目";强迫化肥厂用饿死小孩尸体炼化肥。

我早在"文革"中就听说信阳大饥荒惨烈到"人相食"的程度,不敢相信。后来看到信阳事件的档案里,果然有这样的记载。在路宪文罪行材料中,提到当时公安局以"破坏尸体"的罪名,逮捕了数百人,这些人是把埋掉的尸体,挖出来吃。当时人们不仅吃别人的尸体,也吃自己家里人的尸体,甚至孩子死了,也拿去换别人家的死孩子吃,真正是历史上"易子相食"的重演。档案中记载,当时大批大批的人饿死,埋都埋不及,起先各个村里的队长,还组织民兵挖一条大沟,把各家各户的死人抬到沟里,码一层尸体,撒一层石灰,怕瘟疫流行。后来,活着的人都饿得不能动了,家里死了人,尸体就摆在那里。活着的人就靠吃尸体延续生命,真正成了鬼域世界。

信阳西部和南部为桐柏山、大别山,自古民风强悍,习于揭竿而起,近在三十年代,曾是张国焘、李先念割据的红军根据地,却在五十年代陷入如此酷烈的境地,而民众驯服如羔羊,任凭宰割,底蕴何在,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学题目。

第三、中央灾难性决策的终端放大,且屡试屡爽。

毛泽东的"大跃进"狂热,导致大饥荒;苏联式治水模式"水库大坝"狂热,导致大水灾;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盲目性,导致大血疫。这三项中央的灾难性决策,在豫南一隅,皆被放大,一直荒谬到尽头。如此反复试炼,又无论多么惨烈的后果,都不能丝毫启动这个社会的纠错机制,因此豫南势必难逃下一轮灾难的降临,是肯定的。

灾难性决策底下,法度、伦理均消失,社会倒退至前文明状态。党的干部在大饥荒中的残忍,已如前所述;尽管"信阳事件"败露后,北京逮捕了那里上万名基层干部,但这并不妨碍"七五八"大水灾后,他们照样浮夸、贪污,把农民逼得再一次逃荒要饭。到了"经济改革"的九十年代,河南地方各级政府可以把组织农民卖血,当成"第三产业",竟声称"河南有将近一个亿的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在将近一亿人中有百分之一的人卖血,一年就可以有几亿元的利润",因此各级政府都办血站;终于酿成艾滋病的血液传播灾难后,他们又开动宣传机器大造舆论,谎称艾滋病的传染渠道是性病,将责任推给受害者。轮番的人祸爆发,都是制度性根源,却莫可奈何。

从历史或社会学的角度看,五十年代还飙过一场"共产主义"大跃进狂热,到八十年代便可以再飙一场资本原始积累的另一类血腥狂热,几乎不出一个世代的时间长度,在我的年龄段上,就是从少年到中年而已,如此翻江倒海的激进的社会折腾,我们看不到什么过渡,而社会、人文、民众心理所支付的巨大代价,从未被统治者计算过,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国度!

《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的作者、美国进化生物学家戴蒙德教授说,他和学生们经常讨论一个困惑的问题:为什么人类明明知道严重后果,还会做出灾难性决策?即使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复杂社会,也总是决策错误。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理性的恶行"(rational bad behavior),是指人们经过推理分析,发现对自己有利,或短期有利的行为,虽然明显对他者有害、长程有害,并在道德上受谴责,却可以躲开制裁的话,他们就会一意孤行。

自然,这方面更惊人的显例,是长江上的三峡大坝,论证目标是发电,夸口解决整个南中国用电;建成后又改为"防洪第一",但"只拦上游来水",只保荆江大堤,管不了再往下的洞庭鄱阳两湖。今天人们甚至怀疑,这座世界第一大坝,可能引发了四川大地震。

滥用民力,在中国自古已然,如长城、大运河等。这种巨型工程,到现代又发现其破坏环境的新问题。戴蒙德在书中专辟一章讲中国,特别提到的三大"超级工程"(megaprojects),"无疑加重了环境问题",除三峡大坝,另外两个是南水北调工程(五千亿)和更大的西部开发(八千五百亿)。

他还没有看到一个更惊人的单子,叫作《中国近期的超级工程目录》,上列一百〇六项,诸如,世界最大电力项目"西电东送工程",五千二百六十五亿投资;世界最大规模高速公路"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总投资九千亿元;农村"村村通"工程,总投资一万亿元以上;中国十二大水电基地发展规划,总投资两万亿元以上……中国的"经济起飞",还不到两个十年,环境全面恶化,其生态托架还能够支撑多久?这个民族将永远失去她的家园吗?


——〖鬼推磨〗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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